北口哨评剧团活动始末

1952年，北口哨村一片欣欣向荣，翻身农民欢庆新中国成立的兴奋心情未减，村中青年们踩起了高跷、扭起了秧歌，霸王鞭打得震天响。出门在外工作的王秀芳，在人群中看热闹时对大伙儿说：“我建议先把这些扭秧歌的年轻人集中起来，组个团儿，然后以他们为骨干咱们成立个唱评戏的评剧团吧！”大家伙儿拍手赞成。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村里根本拿不出钱来，想演戏参加剧团的人们说：“没钱难不倒我们，我们每人凑钱也要把剧团办起来。”

大家选陈凤亭当团长，王进儒为副团长。他俩人不辞辛劳，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带领剧团全体人员参加义务劳动，在青龙湾大堤内外两侧种芝麻、种芥菜，卖了钱作为活动经费。

最为活跃的是剧团发起者王秀芳，他负责给本村在外工作的人写信，发动他们捐款支援村内办剧团，在外工作的人们热情也很高，纷纷将捐款寄到村中，为剧团首先制作了长达十几米的紫红色的团标，中间写的是斗大的“北口哨工农业余剧团”楷体大字，下面是捐款人的小字。接着是置办演戏时拉幕的布景，又经过在外工作人员的几次集资，购置了演戏必要的戏装。

演员唱戏得有教唱戏的师傅，剧团先后请过艺名叫“驴蹄红”的王少兰和他侄子王桐，庄头村的张振海师傅虽然眼有点毛病，但他是文武全行，演艺精湛。还请过杨庄的师傅。这几位师傅教唱戏时，每人请一回。

师傅教戏时得管饭，当时村里也没有这笔钱，教戏师傅吃的米面全是剧团的演员们凑出来的，大家你从家里拿一升米，他从家里拿二升面，找一个人专门给师傅做饭。

那时农民生活水平低，师傅也不挑剔，反正吃庄稼饭就成。当时出力最大的是正、副团长，他们捐的米面最多，费心也最大。而副团长王进儒也是没有吃的，但就是向别人家去借也要捐米面。这年年关已近，王家揭锅断顿，演员们私下里这人给两块年糕，那人给两块年糕，总算帮他度过年关。正是在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精神鼓舞下，演员们学会了《张彦赶船》《豆汁记》《王定保借当》《小姑贤》《王少安赶船》《蝴蝶杯》等一系列剧目。

据我的小学同学、之后也当了演员的陈振刚讲，北口哨评剧团后来发展得小有名气，他们除了在本村演出外，还和外村有过交流，剧团到过大良的后营、庞各庄，到过小赵庄、洞上、张庄子、亢庄子、大赵庄，甚至连宝坻县的南仁垺、南苑庄、小口哨等村都有他们的身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当时的国内发展形势，剧团除了演古装戏外，还排演出了现代戏，如《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夺印》等。

陈振刚对我说，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崔黄口小学校内那次演出，让北口哨评剧团名声大震。当时北口哨属崔黄口公社，公社让各村的剧团集中到崔黄口小学搭台演出。这次演出颇有些会演的意味，但更像是“打擂台”，各剧团尽展英姿，一争高下。北口哨剧团一炮打响，名震崔黄口。那次北口哨评剧团演出的剧目是《三节烈》（又名《绣鞋记》）。教戏师傅扮演赵华恩，出场一亮相，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令人耳目一新，顿时令全场轰动，叫好声如潮水般涌来。北口哨评剧名气达到了高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经济实力也在增加，各村邀请北口哨剧团到村中演出时，也不像以前连顿饭都管不起，每次演出结束时，都管一顿饭，而且不是寻常的庄稼饭“老三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剧团里的服装道具丢失，散落得无影无踪，剧团也就形成了停顿状态。

1973年，北口哨大队由于有了队办企业，逐渐有了经济实力，出资为复苏的评剧团置办了一些演现代戏的服装道具。1983年，评剧团排演了古装戏《秦香莲》，一次置办了三套不同颜色的蟒袍及戏装。后来大队出资又添置了一批新戏装。房自成当了剧团的团长后，将剧团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们安排在大队的果木园干活，这样便于剧团的排练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日新月异，农村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机在农村普及后，电视节目多种多样，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特别是广场舞、卡拉OK、交际舞等文化活动的兴起，使评剧团在小村里逐渐没落，青年演员转向了其他行业。自始至终参加评剧团活动的老演员张振寰说：“我从剧团停止活动回了家，剧团就不复存在了。”

北口哨评剧团先后活动了四十多年，为乡村文化活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是当时乡村业余文化活动的一个闪光点。

（北京市·武清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