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孩子守望的灯塔。当一首《望儿归》响起：“一更里哟天黑黑，掌起那灯儿望儿归，二更里哟，三更四更……”民歌小调千回百转的旋律烘托女性舒缓柔美的声线一起，于长夜漫漫中，将一位在家深情守望孩子归来的母亲形象跃然于舞台，不禁顿生怜惜。戏由着母亲对孩儿的盼望一一展开……
这是由锦云编剧，张曼君导演的大型原创评剧《母亲》。它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成功上演后，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并荣获了文华大奖。这部戏是如何塑造母亲这一人物形象的？又是如何突破主旋律剧作惯常使用的“冰糖葫芦串”人物传记式的创作模式？总体来说，它以诗情洋溢的文学剧本，展现了主旋律题材戏剧的多样可能性；又以充满想象力的舞台美学探索，展现了现代戏曲别有韵致的魅力。于大写意的舞台上，进行了一次颇具现代感的戏剧表达。
评剧《母亲》仍然是一部有关牺牲和“复仇”的戏剧。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宣传保家卫国、伸张民族大义——这类主旋律题材的剧作并不少——那么，它其实很难引起现代人的关注，并且十分易于流入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大有拔高和高大全的弊端。编剧锦云以别出心裁的角度介入这部剧作：他把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厮杀搏斗予以暗场表现，而以独特的视角（弱化英雄身份，强调母亲的个体身份和共有称谓），独特的时空结构（以人物的回忆为主线，呈现过去与现在交织），独特的人物关系（两性关系和长幼关系），独特的动作（艰难处境中人物的个性化抉择），将惯见的英雄事迹、壮烈情怀诗化为对人物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刻探讨，人物个性的丰富揭示和人物心灵的有力挖掘，赋予了这部戏极高的立意。
这部戏剧从母亲的回忆展开情节，而母亲的记忆正是她心理情感路线的外化。贯穿母亲一生回忆的有她少女时期激动又娇羞的出嫁，含辛茹苦抚育孩子并义无反顾地将他们送上战场，五个孩子相继血洒疆场和丈夫的牺牲，以及最终留下她一人如泣如诉，用饱含热泪的情感和诗意盎然的唱词呈现了一位普通女性的心理成长，刻画出艰辛和磨难催生出的坚毅而笃定的人物性格。夫妻间的情深意长和母子间的关爱依靠不仅构成了邓玉芬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也打通了千万女性的情感血脉，呈现出她们心底的勇气。从充满民间烟火气的日常生活着手，从人物处境和命运出发，体恤人物的悲悯情怀，使这部剧作既接“地气”，又充满了民族民俗色彩，平实而不俗，亲切而不矫情。
女性“出嫁”是张曼君导演热衷于铺陈的场面，她导演的作品如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晋剧《红高粱》、秦腔《狗儿爷涅槃》等，均着意铺排了“颠轿”、“娶亲”这样的场面周旋。富有浓厚民俗特征的娶亲场面，既凸现了女性青春、娇羞的普遍心理，又描绘了朴实、生动的生活画面，具有真实力量和形象性。评剧《母亲》延续了这一导演手段而又有所不同。女性缠足在传统两性伦理中包含着浓厚的性意识。它不仅暗示了女性在两性之间的地位卑下，而且预示着女性在社会事务中毫无机会可言，更别提保家卫国的崇高信念。评剧《母亲》特意塑造了一位不愿裹小脚的女性形象，并在“出嫁”场面中极力描摹她在上轿前被丈夫调侃而又不愿服输的心动状貌，既将北方女性独立、端庄、大方又不失妩媚、灵巧的个性特征捕捉到位，又为这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将作出超越个体局限的行为埋下伏笔。作为板腔体的评剧以往比较注重演唱，风格性极强，而张曼君导演在“出嫁”场面为演员设置了诸多戏曲身段、做工的表演，丰富了演员的形体表现力，加之高亢的评剧声腔，假定性的戏曲表现手段和灵动简洁的舞台调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评剧的表现空间。
生活在京郊地区的邓玉芬一家，他们和普通百姓们一样，并不懂得时代进步的力量所在，也无法知晓家国变化的深层背景。但是，日本人在密云县设立“无人区”，将普通百姓们赶入“人圈”，置他们于衣不果腹、食不果体的环境中苟活，又迫使他们妻离子散的卑劣行为，激起了普通百姓的强烈质问和悲愤。“中国的年不让过，中国的节不让过，中国的字不让写，中国的话不让说……在我的家，我的国，我的炕头，我的饭桌，吃我的粥饭，还要感谢一个欺我抢我杀我害我的大恶魔！”喜鹊女的遭遇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悲愤。她是被囚禁在“人圈”里的一抹青春亮色，而她的受辱逼疯遭枪杀，最后也未能逃离敌人的魔掌，更加深了母亲们的情感郁积和民族仇恨。喜鹊女成为“人圈”里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的一个典型缩影，也映射了女性们惨遭蹂躏的悲切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们才会本能地产生出超越自己的行为。
全剧最打动人的“换子”一场戏，是在一种情感的伦理困境中完成的。从剧情上看，母亲的抉择并非来自崇高的道义，而是面对和自己儿子一样的青春少年，一样的抗日救亡保家卫国，她联想到的是千里之外还有另一个母亲，跟自己一样在唱着《望儿归》，只有母亲是真正理解和体谅另一位母亲的。保护孩子是母亲的天性，但另一个孩子也有选择活下去的权利，如果让她出卖陌生人的孩子，同样会让她觉得耻辱。剧作将两个孩子作为同等分量的生命个体，让母亲作出抉择。在这里，无论从剧情上还是心理上面对的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境，使她无论作出怎样的抉择，都具备了情节合理性。因而，当母亲决心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救助另一个孩子时，尽管她相信自己的长子应该有这份担当，但她也同样牺牲了一个个体的生命。剧本让她一边选择了崇高，一边感受到自己的罪恶，从而让这部戏成为真正的现代悲剧。情始于亲情，而由亲情引发的，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豪情和超越血缘关系的人间大爱。这种始于情、终于义的抉择，建立在尊重个体生命、个体权利的前提下，就冲破了传统戏剧所表现的由崇高的伦理道义引发的选择。因此，“换子”这场戏是非常感动人的。
如仅从戏剧的结局看，整个故事都将陷入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痛，在战争中永远没有幸福者。而张曼君导演对全剧“让惨烈有些喜感，让欢乐有些悲伤”的情感基调的定位，在疏密有致、张弛有度的戏剧节奏中有的放矢、收放自如，这就比一味地向观众宣泄情感和高尚，更加丰富和有意义。这种悲喜交融的戏剧风格也特别体现在“舍子”这场戏中。
在剧中多以喜剧方式出现的小仔儿，贯穿情节始末，为严肃有余的全剧，平添了喜剧性色彩。有意思的是，每次小仔儿的出场，母亲都会和他对话说，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小仔儿是在怎样的情境中出生的，频频引人注意。等到小仔儿终于上场了，他的出生为失去四子之痛的母亲带来了一丝平复与安慰。然而，他的生命来得那样及时，又走得那样突然，实在令人错愕和揪心。在跑反途中，躲在山洞中的母亲和小仔身处的环境十分险要。面对山洞里是相亲，山下有县政府，垴包后掩藏着兵工厂，石洼里藏着伤员。在抗战的最后时刻，如果此时小仔的哭声惊动了日本军，这一切可能都将暴露，母亲和小仔的性命无法保全，且会连累到更多身边人，她的四个孩子和丈夫也就白白送了命。柔弱的母亲无法保护住自己的孩子，当母亲忍痛将襁褓中的小仔儿闷死的那一刻，她的内心不是没有剧烈的波动、恐惧、矛盾、煎熬和撕心裂肺的痛，但这条路上已横尸遍野，血迹斑斑，不能再让更多无辜百姓遭殃了。母亲的“舍子”事实上为更多人赢得了生的可能，也为赶走日本军，实现民族战争胜利，家国平安、独立和自由换取了机会。这个弱小而无辜的生命的终结，是值得被尊重的。戏剧无法用真正的婴儿完成表演，因而它将小仔儿幻化成母亲心象的对象，用假定性的动作展开了俩人完全虚拟、想象的对话，表现出婴儿的紧张、害怕、难忍。作为母亲个体的失落和罪恶感，小仔的来去如梦一般无声无息，如同一场幻灭的梦境，成为母亲情感中永久的心结。个中悲痛化为一节红丝绸，梦呓般地潜化、绵延、转换和升华，增添了这个戏的悲剧效果。
这种悲喜交融的审美风格使得《母亲》的呈现既厚重又灵动，既统一又多变。整部作品从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抗日战场的全部过程（大致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取得胜利），时间跨度之长，题材较为沉重，情绪也较为凝重。但从编剧的角度看，它的结构不同于以往的顺叙铺陈，而主要采取了倒叙、插叙的结构方式。剧中人物的出场，与传统戏曲中自报家门不同，大多是以交待人物的最终去向，显得庄重而肃穆。再通过生前场景的回溯，又将舞台置换到富有生活气息的现实场景中顺叙描述，重新勾勒出人物生前的生活，因此显得相对精炼和集中。就导演来看，在舞台时空的流转上极具探索性和“张氏”风格。她多次使用叠越的形式打碎原有的事件，再重新组合拼贴事件，使舞台极具画面冲击力。每一个转场，每一处情节推进都显得简洁新颖，自然晓畅。“娶亲”一场，老汉一句“看小仔儿满脸茫然样，来来来看那天爹爹我怎样娶你娘——”，便自然转到了现实中的娶亲场面。此间，舞台上直现的换装和群舞亦渲染了女子出嫁前的热闹场面；男子借用一根毛驴杆子，充分调动戏曲的程式，空灵自如地表现了北方农村这一富有生活气息的娶亲方式，亦体现了传统戏曲的虚拟化本质。结尾处，母亲又一句“就因为甜甜蜜蜜的这一抱啊，抱出一群虎头虎脑的小精灵”，四个孩子往舞台上一站，舞台上便由娶亲的现实场景跨越到若干年后儿子们长大参军的新的时空。这种由传统戏曲上下场和分场幕的结构方式向自由舞台时空的发展，体现了张曼君导演对现代戏曲舞台的探索，增添了戏曲的灵动美和时尚感。就表演来看，主演王平塑造的母亲形象既要以体验的方法把握母亲基本外在的表现形式，又通过“间离”和戏曲的虚拟化方式深化母亲的情感体现和舞台动作，塑造的人物凝练、含蓄而灵动。
红这一意象的使用和表达，既是单纯，又是复杂，使用舞台“减法”的构思又增添了戏剧的多义性和张力。红是极具隐喻性的色彩，红既是青春，相思，热烈，祈福，又是惨烈，鲜血，生命，富于动感和灵动的红为戏剧增添了一笔情感和形象的力量。红是母亲出嫁时象征吉利的红盖头、红棉夹、红棉鞋，红艳艳的盖头挡住了她的大脚；红是喜鹊头上扎的红头绳，身穿的红褂褂，喜庆的红褂褂体现了少女的青春和活力，喜鹊女对红褂褂的依恋也是战争中万千子女对失散母亲的依赖和眷恋；红是密云县母亲们为儿子们精心裁剪的红窗花，“人口平安”寄托了母亲们对儿子的思念和祝福，盼望孩子们早日归来；红是喜鹊女送给永安的红豇豆，它是俩人爱情情意的传达和见证；红是具象亦是抽象，它是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也是用小仔生命换来的如红般点染的生命悲痛……红是喜庆，是祝福，是思念，是悲怆，于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绽放出鲜艳的色彩，于风起云涌的历史情境中挥洒出张扬与肆意。
“恐依门庭望，归来莫太迟。”评剧《母亲》无论对题材的把握还是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说是现代戏曲的一个成功范例。通过诗性哲理的角度，以更加深邃高远的文化内涵取代僵化呆板的单向灌输；又充分汲取戏曲之长，以更加新颖抒情的心灵写意取代繁复堆砌的视觉呈现。它回归到人类情感最质朴的源头，以诗化情思找到了不同群体精神的最大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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