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一支笔”陈灵犀

评弹由民间文艺发展成内容典细、唱词雅驯、雅俗共赏的表演艺术，除了得力于一代一代艺人的耕耘开拓外，还得力于文人墨客们的灌溉培育。但是，过去有专业艺人，评弹却没有专业作者。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号召评弹艺术“推陈出新”，对书目要创新整旧，就有了专业作者的需要，陈灵犀就是最先以专职作家身份参加评弹事业的。

陈灵犀原名听潮，广东潮阳人。1902年出生，在上海生长，长期在上海工作，曾为上海小型报纸的自由撰稿人，在上海小报界与唐大郎（云旌）齐名，在读者中有一定声誉，又曾为《社会日报》编辑，与名报人曹聚仁有深交。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号召评弹艺人编说新书目，有部分喜爱评弹的文化人组织了“新评弹作者联谊会”（业余的），为评弹演员编写新书目。陈灵犀作为发起人之一，积极参加这支队伍。他开始根据歌剧《白毛女》，编写了系列新开篇，供蒋月泉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唱。接着，蒋月泉有意于将京剧《野猪林》改编为长篇书目演出，想请陈灵犀来编写。但当时，陈灵犀在蒋月泉心目中比较清高，不敢贸然启齿。先委托熟人进行试探，谁知陈竟慨然允承。从此开始了陈与蒋的初次合作，也从此建立了友谊。由陈灵犀编写的长篇《林冲》，经蒋（月泉）王（柏荫）双档演出，受到了听众的欢迎。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成立创作室，便聘任陈灵犀为专业评弹创作员。他写了《祥林嫂》《再生花》《我的心》等许多新开篇。评弹界为抗美援朝义演，陈灵犀便将长篇《林冲》改编为书戏，由评弹协会的许多知名演员演出，并邀请应云卫担任导演，成为当年评弹界的一大盛事。

1951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建立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陈灵犀被任命为业务指导员。从此，他完全投身于评弹事业，成为评弹团的成员了。1954年，上海评弹团成立文学组，陈灵犀以艺术委员会委员，兼任文学组组长，主持全团的书目创作工作。

上海评弹团贯彻党的文艺方向，经常深入工农群众，陈灵犀作为创作人员，多次随团至海军部队、水库工地、工矿企业等深入生活。陈灵犀当时已年逾半百，身体瘦弱，也打起了背包，跟着大家一起行军。第一次出门时，他老伴不放心，来送行时，再三叮咛说：“他从小爷娘欢喜，没有出过远门，务请各位多多照应。”自此，团里同仁常拿“从小爷娘欢喜”来打趣他，他也并不介意，不以为忤。此事也说明了文弱书生型的陈灵犀，走向工农群众去锻炼改造，对他是一大突破。初时，他都是随团一起集体行动的，后来也有几次自己单独一人去深入生活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曾独自去上海郊区农村。领导上照顾他，将他安排在村口一家小杂货店里当营业员。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接触了农民群众和许多各色人物，增长了生活积累。

虽说陈灵犀有着数十年写作生涯，文字修养功力深厚，然而评弹作为一种以运用口语为主的说唱艺术，有着自己特殊的表现方法，要使写的文本适应说唱要求，必须深谙评弹这种以诉诸听觉为主的表演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段和方法。陈灵犀深切地认识到，搞评弹创作，写评弹脚本，必须要与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艺术造诣的演员相结合，虚心向他们讨教。那时，虽然陈灵犀已是有名望的作家了，但他还是放下架子，虚心向演员“求经问道”。他还深入书场，观摩演出，他立下了“多听，多看，多想，多问”的“四多”作为自己学艺求道的铭言。后来，他在专著《弦边双楫》中写道：“自从我在1951年参加上海评弹团工作，三十年来，和艺人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几乎都聚在一起，特别是刚进团的十五年中，每天同学习，同工作，同下生活，同出码头，学到的东西，真是难以数计。”他当时还写了不少笔记，记下了自己学习评弹的心得。

在与艺人们长期共处，打成一片之后，陈灵犀熟悉了他们各自的风格特点，也熟悉了听众的审美需求。他和团里许多知名演员都有了很好的合作，为大家写了能发挥其才艺的节目。薛筱卿唱的《一双军鞋重三斤》，严雪亭的《一粒米》，刘天韵的《林冲踏雪》，朱慧珍的《刘胡兰就义》，周云瑞的《岳云》，徐丽仙的《六十年代第一春》，朱雪琴的《击鼓战金山》，张鉴庭的《误责贞娘》《望芦苇》，杨振雄的《夜探晴雯》，杨振言的《再生花》，余红仙的《夜访陈发才》等许多历史和现代题材的开篇选曲，莫不出自陈灵犀的手笔。精妙的演唱与其文采才思相结合，使之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精品，至今尤是书场中的常演节目。

与陈灵犀合作得较多、时间较长的是蒋月泉。他们在参加上海评弹团前，就有了编演长篇书目《林冲》的合作基础。1954年，上海评弹团开展整旧工作，着手整理《玉蜻蜓》的选回《庵堂认母》时，便确定由陈灵犀执笔，蒋月泉、朱慧珍双档演出。选回贯彻“推陈出新”方针，对书情和人物刻画都作了重大突破，陈灵犀写的唱词，和蒋月泉、朱慧珍设计的唱腔，都有了很多创新。一演出，就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了整旧选回中的经典。

在对传统书目，以选回方式，进行了多轮次的整理，获得较大的成功之后，上海评弹团开始了对传统长篇书目的整理传承。蒋月泉按计划选定的《白蛇传》，仍由陈灵犀和蒋月泉、朱慧珍的优化组合承担编演。蒋月泉原本不是说《白蛇传》的，陈灵犀对弹词《白蛇传》也并不熟悉。他们从听老艺人杨仁麟的演出和研究木刻本《义妖传》着手，与领导一起商定了整改方案，便去码头书场边编写边排练演出。这样的整理编演，既要体现“剔除封建性糟粕，发扬民主性菁华”的精神，又要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提高，要结合蒋、朱二人的特长，在每回书中，安排重点唱篇，加强其感染力和艺术性。陈灵犀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时，他写道：“在常熟花园书场整理《白蛇传》时，是相当艰苦的。当时，我团请了余韵霖作顾问，把旧本记录下来。经过余、蒋和我三人研究商量后我写出初步的修改稿。我每写成一页交抄写员复写后，交月泉读脚本，摸曲调，天天像出号外地飞传，日日都是‘现吃现吐’，夜场散后要总结一下实践效果，存在的问题，还要商议下一回书怎样处理，大家就是这样忙个马不停蹄。”在这样紧张的过程中，陈灵犀还是写出了不少像《游湖》《搜书》《端阳》《赏中秋》《合钵》《哭塔》等好书名段。

不过，《白蛇传》在整理的初排现说中，总有不够成熟的地方，第一遍演唱时，卖座很不理想。有时，陈灵犀感到影响了团和演员的声誉，有时演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一场下来，心中窝火，他便自我解嘲说：要吃冰淇淋，清热降火了。但他总还是耐着不顺畅的心情，殚精竭虑，逐日把书编下去。后来，书目整理有了成果，蒋（月泉）朱（慧珍）档的《白蛇传》成了上海评弹团颇有影响的长篇保留书目。“吃冰激凌”反倒成了上海评弹团同仁们之间，表示舒心、欢畅的隐喻代词了。

在《白蛇传》整理告一段落之后，陈灵犀又投入了与蒋月泉、朱慧珍一起整理传统长篇书目《玉蜻蜓》的工作。《玉蜻蜓》是蒋月泉的“出科书”，自然熟悉，陈灵犀为了参与整理，除了向蒋月泉了解，与蒋月泉研究外，还参阅了木刻本《芙蓉洞》与别派的演出本。他深入实际，深入演出现场，每回必听。熟悉了书中人物，各种细节。所谓对书作细心“咬嚼”，直到“嚼出滋味来”。经过一番深入研究，他认为《玉蜻蜓》是一部暴露的谴责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书目，它通过反映封建宗法社会的夫妻、父女、兄弟、主仆及至家族之间的复杂矛盾，反映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种种欺骗性，残酷性。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很有深度，单以书中主要人物张秀英（金大娘娘），通过无数书情细节，生动而又大胆地写出了她性格的傲慢、任性、自私、泼辣、好胜。为了发扬书中的菁华，他与蒋月泉倾注了数年心血，杷罗剔抉，修润加工，使其中《认母》《夺子》等书回，熠熠生辉，成为了经典性精品。同时，还发掘加工了《关亡》《问卜》《借贷》《看龙船》《苏婆代死》《骗上辕门》《接归》等书回，在推陈出新中，使全书增添了新意，艺术上也增加了新的光彩。

在整理编写长篇书目之外，陈灵犀还编写了许多中篇评弹，其中有历史题材的，也有现代题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外省的戏曲剧团经常来上海演出，观摩的机会是多的。陈灵犀在观摩时，往往受其感染而产生将其改编为评弹的冲动。在改编中，他还常常联想到戏中的哪个角色和自己团里的哪位演员对工（比如在改编《唐知县审诰命》时，他就想到了严雪亭和朱雪琴）。哪里，他们可以有发挥。这些都使他在改编时，产生了灵感和激情。由此编写的中篇评弹《刘胡兰》《罗汉钱》《麒麟带》《唐知县审诰命》《杨八姐游春》《红梅赞》等，都获得了成功，并经演员的创造而留下了许多代表性的唱篇。此外，结合传统书目的整理，他还参与编写了《焚闺记》《三斩杨虎》《托三桩》《三约牡丹亭》《点秋香》以及《厅堂夺子》等中篇，既赋予了传统书目的新意，又加强了其艺术性，尤其是增添并修润了其唱词。

1957年，陈灵犀与我共同选编并整理了部分传统弹词开篇，加上新的开篇、选曲，编辑为《弹词开篇集》出版，用了一个共同的笔名“夏史”。之后，又用这一笔名合作编写了中篇评弹《白虎岭》和《晴雯》。《晴雯》是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编演的。其中，“补裘”“夜探”等唱篇均为陈灵犀的力作，很显出他编写弹词的功力，是一般写作者难以企及的。莫怪曾有一位评弹迷听了赞叹说：“这样的唱词，一个字都不能动。”后来，我又曾用这一共同的笔名，写了别的开篇。为了避免误会，中篇评弹《白虎岭》和《晴雯》在出版时就署名为陈灵犀、夏史了。

为了鼓励并奖掖陈灵犀在编写评弹上的贡献，陈云同志曾在1961年夏，于上海瑞金宾馆接见了他，由我作陪，与他共进午餐。席间，陈云同志殷殷垂询他从事评弹写作的经过和情况，一再鼓励他为评弹多写好作品，并要招待员给他斟了一杯茅台酒，说：“文人总会喝点酒的吧。”陈灵犀平日不大饮酒，这天兴奋地把酒饮尽了。

陈灵犀在书目创作上和演员的合作是很融洽的。因为他认识到演员有着亲身的实践经验，他们懂得听众，了解评弹的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他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和艺人合作，还要求在见解、爱好等方面取得一致或相接近，做到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那就相遇于怀，可以事半功倍了。”他在与蒋月泉长期合作从事评弹书目的编写、整理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两人在苏州留园吃茶，坐了三个多小时，或扺掌倾谈，或默然相对，两人都觉得心情舒畅。后来他说：“交友而能畅叙，又能默对，大概也是友情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样的契合，使我们在合作上得到了不少好处。”

陈灵犀重视艺人的经验，尊重评弹的艺术特性和规律，这保证了他写的书目在演出上的成功。同时，陈灵犀也很热心于评弹艺术的改革创新。在他编的《刘胡兰就义》中，有一段朗诵加齐唱，便是突破了评弹原有的表现形式的。在渲染气氛、抒发感情方面，都给人以新颖、强烈的感受。在《白蛇传》许仙思妻的唱篇中，他曾尝试着突破评弹原有的七字句的格式，写了长达数十字，一气呵成的联句：“难道你油蒙了玲珑七窍心，再不能算阴阳；难道你只能算出我几串青蚨在小竹箱，你竟算不出为夫在此受凄凉，为你相思哭断了肠。”为演员创造新腔提供了条件，在《芦苇青青》“望芦苇”的唱篇中，他又以拟人化的手法写了芦苇与钟老太的对话。据此，张鉴庭和张鉴国、张维桢谱唱了独唱与齐唱相呼应的神情并茂的新腔，成了张鉴庭后期的张调代表作。在《厅堂夺子》中，徐上珍因养子元宰瞒着私自认了亲母，被金张氏（大娘娘）逼迫复姓归宗，而满腔怨愤，要责打并指斥元宰的那档唱篇，陈灵犀想到了周信芳在《徐策跑城》中的激情洋溢的“高拨子”唱腔，便和蒋月泉商量，参用“高拨子”的节奏，写出了徐上珍“顿时恼恨满胸膛”的大段叠句。这也启发了蒋月泉在蒋调、陈调的基础上，革新创造了“徐公不觉泪汪汪”的精品唱段。

在评弹团工作期间，陈灵犀每天很早到团，下午要到傍晚时分回家。当时，很多演员都在编说长篇书目，在编写脚本时，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或缺少一段对白，或需要增补一档唱篇，只要去请“犀老”（团里同仁对他的尊称）帮忙，陈灵犀无不有求必应。他称这一工作为“缝缝补补”，对这种“缝补生活”，他都字斟句酌，认真构思推敲，因此，其中也出了不少精品。像为《荆钗记》写的“见娘”“祭江”，为《琵琶记》写的“剪发”“哭诉”，以及为《会计姑娘》写的“红木算盘十七档”，后来都成了演唱者的拿手唱篇。

陈灵犀编写的评弹之受到演员欢迎、听众喜爱，除了他着重刻画人物，抒情写景，写得情景交融之外，他还注重于“好唱、好听、好看、好演”的四好。他还强调“立意要新”“词句要熟”，能达到纯熟自然、雅俗共赏。他写的唱词，听了演员的意见，不惜一改再改。他为《晴雯》中篇写的“补裘”中有句：“朦胧怕见天上月，喔喔愁听鸡乱啼。”刘韵若唱时，觉得不顺口。陈灵犀就与老艺人朱介生研究，改为：“愁看天上朦胧月，怕听晨鸡喔喔啼。”果然顺口好唱，意思也顺畅了。同样，在《晴雯》中宝玉的两句唱词，一句是“岂不要活生生折磨死我的雯姑娘”，杨振雄唱时，提出要把“岂”字改为“怎”，另一句“为什么造物无情偏作弄”，杨振雄建议改为“为什么造物无情把人捉弄”，他一一接受了，演唱时更为动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为徐丽仙写了支《秦香莲》开篇第一稿，徐丽仙认为其中插入第三人称的表唱，演员不易进入角色，第二稿，徐丽仙还是认为“偏于叙事，抒情不够”，这样，三易其稿哦，通篇以第一人称的诉怀抒情定稿，终于为徐丽仙谱唱新腔，提供了发挥创造的天地。从以上的几个例子，可见陈灵犀在与演员的合作中，虚怀若谷，从善如流。

陈灵犀是多产的。到1966年，他为评弹编写的长篇不下5部，中篇（包括与人合作）在20部以上，加上各种开篇、选曲百余篇，育葩扬芬，量多质优，被誉为“评弹一支笔”。从外形看，陈灵犀是位瘦怯怯、细声慢语的文人，其实他有着旺盛的精力和充沛的活力，这在他后半生所写的数万言评弹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十年浩劫，风暴骤起，评弹受到了酷烈的摧残，一些主要的从业人员都受到了残酷的打击。陈灵犀当然也在劫难逃，等严冬过尽，他已进入迟暮之年，再也不能有昔日的凌云健笔了。不久，他就退休回家，1983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现在回顾建国后十余年，评弹的那段历史，是空前的鼎盛和辉煌的，对此，许多评弹艺术家作出了贡献。陈灵犀作为主要的创作力量，也是功不可没的。他的不少作品，已经列入评弹传统的保留节目，被长期传唱着。

（本文原载于二〇一七年七月号《上海采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