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评弹革新的潘伯英

20世纪初，潘伯英出生于钟灵毓秀、山温水软的古城常熟，家中以制作琵琶、三弦、二胡等鼓板乐器为业，店号是“潘振芳鼓板乐器”。当潘伯英读到中学时，祖父、父亲相继过世，家中生活陷入困境，无奈之下，他被迫辍学回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潘伯英拜润余社评话名家朱少卿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生涯，但不到10个月，因付不起学艺费用，只能惜别师门，独闯江湖。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历尽艰辛，悉心打磨，终于逐步站稳脚跟，在书坛占有一席之地。1943年1月28日的《常熟日报》刊有潘伯英回到家乡参加名家会书的报道，文章说，“……伯英为邑人，系朱少卿门人，说《张文祥刺马》，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较朱伯雄（朱少卿子）反为高超，邑人在评话界，以此人最”。这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赞语来之不易，勾起许多书迷与同道对潘伯英艺术生涯的追忆。

《张文祥刺马》是民国初年由朱少卿根据清末真实史事创作，讲述太平军将领张文祥毁容改面，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该故事朝野皆知，且情节曲折，环环相扣，加上朱少卿运用艺术创作的手法，生动说表、扣人心弦，故虽是新书，却长演不衰。但限于作者文化水平，对一些历史典故，不求甚解，到了书台上难免闹出笑话。

作为门生，潘伯英并没有将错就错，照单全收，而是在演出中加以纠正，同时对如何说好清装书作了潜心探索。许多年来，评弹界对诸如《三国》、《岳传》、《英烈》等“着甲书”和《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等“短打书”的表演形成了一套程式动作，既富有时代特点，又利于塑造人物，而清装书的表演尚处于摸索之中。潘伯英在演出中细细琢磨，形成套路，在说表、起角色、现形（手面动作）等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他表现清代官员戴帽的“翘花翎”和打千时的“翻马蹄袖”及轿夫的“抬轿子”、“甩辫子”等动作都富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把清代的各色人物演得活灵活现，生动传神，受到了听众的普遍欢迎与好评，他所表演清装书的程式动作被同道视作规范，一直流传至今。潘伯英的评话艺术也因此得到社会公认，成为大响档而声誉日增。上世纪40年代，就评弹艺术而言，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繁荣发展的年代，在激烈竞争中，有七档名家勇立潮头，被誉为“七煞档”，潘伯英就是其中之一。

首创中篇评弹

潘伯英成名家响档之后，其思想、艺术并未裹足不前，他认为作为一个评弹艺人，要使自己的书常说常新，关键是要紧跟时代步伐。只有思想常新，才能艺术常青。在评弹界，潘伯英倡导革新，支持革新是人所共知的。上海解放后两个月左右，在维纳斯书场举办第一次评弹革新大会书，演出的《阿Q正传》、《强渡大渡河》、《小二黑结婚》、《李家庄变迁》4个书目，均由潘伯英改编而成。评弹名家献演新书，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各大小报纸都做了报道，成为一大新闻。潘伯英因此当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被选为上海市文联理事。1950年苏、沪两地的评话弹词研究会改组为评话弹词改进协会，潘伯英被公推为主任委员。

1950年中秋节前夕，在苏州市有关方面领导的动员下，潘伯英夫妇从黄浦江边迁居姑苏城内。不久，他放弃每月近千元的高额收入，成为一名专业从事评弹等新工作的国家干部，掀开了他评弹生涯的崭新一页。

潘伯英刚回苏州时，正值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前夕。作为评弹艺人该拿什么作品向国庆献礼呢？以往演出的传统书目犹如现在的电视连续剧，演十天、半个月还只能算是短的。“谈来古古今今问是哪一朝史事，说尽原原本本也须好几个月工夫”，这幅联语就是对长篇评弹演出的形象概括，更为重要的是，在说新创新思想影响下，有许多艺人认为用那些“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最后奉旨大团圆”的传统书目向新生的共和国周年庆献礼，显得缺少真诚和新意。潘伯英和一些评弹艺人商量后，都认为举办一场评弹晚会为好，书目应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既有较强故事性，又能一场演完。

潘伯英在书目创作方面是出名的快枪手，落笔滔滔，演绎喜怒哀乐，精彩处处，囊括说噱弹唱，在短短两天时间里，潘伯英就将解放区的新剧目《刘巧团圆》改编成弹词脚本，书分四回，三回弹词，一回评话。9月30日，艺人连夜“吃书”，10月1日下午排书，晚上在静园书场献演。演出赢来满堂喝彩，普遍感到形式新颖，情节紧凑，融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于一体，令人耳目一新。这个表演形式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中篇评弹。

创新评弹形式，是潘伯英对评弹革新的一大贡献。1962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阐述评弹革新的意义。“‘中篇’的出现，不但适应工农听众的需要，适应艺人改编新作品和创新、演新的实际水平，而且更主要的是，加强了评弹艺术的战斗力，发挥了评弹在配合党的各项政治运动中所起的轻骑兵作用。它可以迅速反应时代面貌，传播新人新事，便于艺人轻装下乡、下厂、下部队，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技艺传授新人

潘伯英在旧社会度过了46年，对学艺的艰辛记忆犹新，也看到有些为维持生计而不敢将自己的艺术精髓传授给学生的老艺人，到终老时出现艺术失传的现象。他总感到作为一名老艺人，胸襟应开阔一点，将艺术传承下去，就是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使评弹事业得以繁盛。新中国成立后，潘伯英积极倡导评弹革新，当他成为一名国家专业干部后，更把编演新书，培育新人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时刻萦怀于心。
　　早在1950年春节，上海举办说新书竞赛，潘伯英担任评委。为了打开说新书的局面，他热情支持杨震新演出新书《李闯王》，在竞赛中荣获第一名，被赞誉为说新书的状元。他将解放区的小说《井儿记》改编为弹词，由吴剑秋、朱慧珍演出，在竞赛中获取二等奖。他还指导评话演员汪雄飞编演新书《太平天国》，在1952年举行的上海市戏曲会演中，获创作、演出一等奖。同年，潘伯英、张鸿声、张鉴国、刘天韵、严雪亭等名家还联袂演出了有潘伯英改编的书戏《小二黑结婚》，使观众为之耳目一亮。

1958年江苏省曲艺会书前夕，杨乃珍只是个进苏州评弹团才两年的实习演员，上台演出的实践不多，加上她演出的《六对半变成一条心》（反映工人从不团结到齐心协力），且是新创作的书目，要不要让杨乃珍去参加会书？去了能不能很好完成演出任务？对此，难免有人心存疑虑，但潘伯英坚持认为放她出去闯一闯有益无弊。结果，杨乃珍不但参加全省会书，还被推荐到北京演出。在首都演出结束后，有一老一少留下来代表江苏曲艺界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这老的是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少的就是苏州评弹新秀杨乃珍，那年杨才18岁。

潘伯英成为名家的重要秘诀，就是不但注重书艺的提高，而且潜心创作新书目，他认为创作与演出一样重要，会说，有助于创作时笔下生花；会编，有益于书艺的挥洒自如。评弹演员邱肖鹏在1952年加入苏州市评弹团，热爱创作，1954年被潘伯英发现后亲自传帮带。邱肖鹏如鱼得水，在潘培养下，其创作水平很快得到提高。潘伯英高兴地说：“创作现代书目，邱肖鹏超过了我，我很高兴，只有这样，一代胜过一代，评弹事业才有希望。”潘伯英在创作长篇评话《江南红》时，有意识地以老带新，将杨玉麟、强逸麟召集麾下，和他们一起阅读仲国鋆的回忆录，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战争思想，一起制定提纲写作，再一起倾听意见，认真修改，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激起他们对评弹创作的浓厚兴趣，不断提高创作水平。得到潘伯英培养、帮助的评弹编剧、青年艺人还有许多，每当徐檬丹、龚华声等一批评弹作家回忆自己的成长，都对潘伯英怀有毋相忘、长相忆的感恩之情。

书目红遍江南

潘伯英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可他自幼聪慧好学。他六七岁时就常随父亲去书场听书，回家后能将听到的故事像模像样地讲给老人听，学艺后，耳濡目染，使他深知立业立身，最紧要的是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他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博览群书，无论历史演义，人物传记，还是中外小说，诗词歌赋，都十分喜爱。他认为“一卷新书在，千秋旧事存”，读书既可丰富见闻，增长才识，也可学习技巧，有益创作。

1960年，时任苏州文联副主席的潘伯英读到新四军老战士、省作协会员、苏州市文联常委仲国鋆接连发表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感到可以以此为素材，创作一部反映苏南地下党开展抗日斗争的长篇评话。两个常熟人很快凑到一块，通过切磋交谈，使他对仲国鋆投身抗战，不惧艰险的传奇经历有了更多了解，往事重提，也勾起了潘伯英对抗战时期所见所闻日伪罪行的深刻回忆。

潘伯英选定杨玉麟等人为助手，花了两三个月时间，编写了10回书，定名为《江南红》。试演后，“好书，好书”的赞语不胫而走，由于这是第一部以发生在苏州的抗战历史为素材的长篇评话，听来分外亲切，有些新四军老战士还热情地提供历史资料或修改意见。于是，边演边改，边写边演，经过4次大的修改和无数次小改，不到一年时间，《江南红》从10回，扩展到15回、22回、30回。说《江南红》的艺人从几档，到十几档、20多档。1964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新意新声动人心》的专文，对《江南红》红遍江南的喜人景象予以好评。

新中国立后，经他改编和创作的新书有评话，也有弹词，据不完全统计有长篇10部、中篇12部、短篇13部。他还帮助曹汉昌整理了长篇评话《岳传》，帮助曹啸君整理长篇弹词《白蛇传》。此外，他还创作苏剧6部、锡剧1部，其中由他改编的《孟丽君》一书得到陈云同志的高度赞扬。那时候，陈云在苏州养病，曾几次接见潘伯英，当面给予赞扬，并谈论评弹的革新问题。

潘伯英评话艺术的精湛及其对评弹等革新的艰苦探索，赢得了社会公认和领导好评。1951年至1966年的16年里，他曾当选为苏州人民代表、省人民代表，苏州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和苏州市文联副主席、曲联主任、戏曲研究室主任，省文联委员、省曲艺研究会理事等。1960年上半年，潘伯英作为文艺界先进工作者代表，先后出席了苏州市、江苏省和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潘伯英许多年的迫切愿望，他跟夫人说，“老鼠一生的遗憾是因为一个甏没有被它咬穿，所以死的时候，眼睛弹出来不闭。我如果不能入党，也会像老鼠一样，到死的时候口眼不闭。”1962年3月，潘伯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为此，他激情难抑，吐露衷曲，“在旧社会我只是个走江湖的艺人，能有这么一天，全靠党的教育和培养，我一定要把一切都献给党！”

在40多年评弹生涯中，潘伯英东奔西走，积劳成疾。承受着工作的繁重压力和心脏病、胃溃疡的痛苦折磨，但他依然精神灼灼，始毫不见“老之将至”之暮气。正当他为评弹革新踌躇满志之时，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而来，“反动权威”、“评弹霸头”、“反共老手”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压在他身上，加之病魔缠身，他终于身心交瘁，不堪重负，病逝于1968年11月2日，享年66岁。10年后，他被平反昭雪，想来潘伯英在天之灵也会得到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