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9年6月的一个上午，透过玻璃窗，吴宗锡看到一群人簇拥着一位五十来岁的长者在草地上漫步。置身红木座椅之上，他颇为忐忑不安。
吴宗锡几乎毫无准备地从上海评弹团坐着车到了瑞金宾馆内的这一栋小楼。之前有人把他领到了一间大客厅，并告知“首长在散步”，让他坐下稍等片刻。
谁曾想，窗外那个被称为“首长”的人，竟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虽然此前也有过听周恩来总理作报告的经历，但想到这位建国初即名列“七大伟人”的大首长马上要和自己面谈，吴宗锡没法不紧张。
他猜想，首长陈云一定非常严肃。可结果却是一次随和的交流，开始了自己和陈云三十多年的交往。
初见陈云
那一天，一个穿着呢制人民装的北方人来到吴宗锡的办公室。他是保卫部门的一个科长，对吴宗锡说要请他去一次，但也没讲什么人或者哪个单位找他去谈什么事。
此时，35岁的吴宗锡担任评弹团领导已有7年时间，虽然没有细问，而且出面的也并非往常交际处的工作人员，但他大致判断，应该是市里要办什么活动，让他去谈组织节目的事情。
正巧那天团里事情比较多，吴宗锡忙碌得很，就请对方稍等片刻。穿人民装的保卫干部没有异议，但他似乎有些拘谨，只是在吴宗锡的办公室门口坐了下来。
半个小时后，吴宗锡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便招呼门口的北方同志说：“我们走吧。”他回答说：“好的，车就在外面。”
吴宗锡也没多想什么，跟着上了车。到了瑞金宾馆，走进底楼的大客厅，他才知道要见自己的人竟然是陈云。
“散步”是医生对于陈云的“医嘱”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压力巨大。1958年，陈云出现了心绞痛等症状，除了治疗之外，医生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也有精神紧张、思考太多等神经性的原因，建议他注意休养，不妨多散散步、听些文艺节目作为调剂。
这让54岁的陈云，想起了儿时就喜欢的评弹。陈云出生在青浦练塘，当地就有一个评弹书场。书场虽小，却曾来过几位名家。很早就失去父母的陈云一直随爱听评弹的舅舅生活。舅舅听评弹时，也会带上他，这让年幼的陈云也对这门说唱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还告诉吴宗锡，自己小时候因为贫困，有时候只能站在书场里听“戤壁书”。
那一年，在江苏休养的陈云，把评弹这个童年的爱好“捡”了起来。家中那台赫鲁晓夫赠送的、之后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老式录音机，从那时开始播放起了吴侬软语和“叮叮咚咚”的评弹录音。后来，陈云还派他的秘书到上海来，要了一些上海评弹团的资料。
事实上，一直以来，评弹界的名家、响档乃至主要流派创始人大多集中在上海，1951年蒋月泉等“十八艺人”又组建了上海评弹团的前身——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因而吴宗锡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如果陈云同志到上海来，就能看到最好的评弹演出了。”
然而，当吴宗锡真的要等待陈云接见的时候，内心仍然难免有些紧张。
但在陈云散步回来之后，吴宗锡发现，自己面对的这位首长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严肃，相反还显得很是亲切随和，之前那一颗有些忐忑的心，也就放了下来。吴宗锡至今记得，陈云还告诉他两人身处的这幢楼是从前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旧址，而且用的是其英文原名《North China Daily News》。
当然那天的正题是，陈云告诉吴宗锡，自己要在上海听评弹。
初听《英烈》
作为高层领导人的陈云要听评弹，是否把演员找到专门的地方，进行小范围的专门晚会演出呢？并非如此。
第一次见面那天，吴宗锡就安排了陈云当晚听书的事宜。当时上海评弹团正在搞“选回”演出，地点是上海三大书场之一的位于南京西路的仙乐书场。
那天晚上，陈云戴了一个白口罩，就坐在有600多个座位的仙乐书场里，周围有警卫人员，吴宗锡坐在他的身边。
陈云一直十分低调，在上世纪50年代很少拍照，形象更是很少见诸报道。吴宗锡回忆说,‘文革’后，有一次陈云同志在杭州的茶馆里找听客聊评弹，也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有一位老听客问他：“你老先生姓什么？”也许觉得说真的不便说假的也不好，陈云做了个动作“回应”。当时正是六七月间，他随手指到了自己身上的白衬衫。那位听客“自作聪明”道：“噢，原来你姓白！”
离开瑞金宾馆之前，秘书曾关照吴宗锡：“首长身体不好，演出的节目不要太长。”回到团里，他并未宣扬陈云要来看演出的事情，只是小范围地告诉几位演员，晚上有首长要来，节目要适当控制时间。
评话名家张鸿声有些不解，问怎样知道何时“落回”。吴宗锡说：“我就在台下，你看我给你暗示。”
当晚演出共有三档演员，“送客档”的张鸿声说的是《英烈》中的经典回目“胡大海手托千斤闸”。书情中胡大海憨厚而莽撞的性格和张鸿声接二连三的“噱头”，让台下的陈云笑得酣畅淋漓。
第一次听上海评弹团的演出，需要休养的陈云就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治疗”。他并没有发现这个选回的收尾略显仓促，但吴宗锡注意到了“落回”的提前。第二天，他向张鸿声询问原因，张鸿声说：“不是你给我暗示了吗？”原来，台下吴宗锡不经意做的一个动作，让张鸿声以为是“暗号”，这才“草草不恭”地结束了选回的演出。
就这样，陈云在吴宗锡的陪同下，在仙乐书场听了几回书，放松了紧张的神经，随后去了杭州。但之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注意首长的安保问题，不同意陈云在书场里听评弹，所以后来他在上海“微服”听书受到了“限制”。
初次指示
1959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分管戏曲的副局长李太成、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编辑何占春等人接到通知，去了杭州。连续三天，午睡过后的陈云都在住地听取了他们对于评弹现状的汇报。
作为管理整个上海评弹界的评弹团团长，吴宗锡是那一次的主要汇报者，陈云也是插问插议，有说有笑。此时，他已经与陈云比较熟悉，所以交谈中也讲到了自己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入地下党以及之后被派往上海评弹团担任领导工作等前前后后的经历。
不过在总体轻松的氛围之中还有个插曲，不同于之前陪首长看演出，正式汇报工作总要对陈云有个称呼。吴宗锡和同行的人商量后，在见面时叫了他一声：“陈总理。”陈云听后，立刻正色说：“总理是周恩来同志，我是副总理。”经过这样一次尴尬，以后吴宗锡就学着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称他为“首长”了。而陈云则始终叫他“吴团长”，直到吴宗锡之后调到文化局、文联以及离休之后不再担任团长，因为早已喊成习惯也没有再“改口”，而且这样叫也显得很亲切。
在此之前，陈云也和江苏、浙江评弹界的管理、业务负责人有过接触，在对于评弹的现状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之后，他第一次发表了对于这门传统艺术的意见和指示。这一次谈话中，陈云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评弹书目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书是传统书，二类书是经改编的传统书和新编的历史书，三类书现代书。这个分类方法之后在评弹届内得到了公认，也被沿用至今。
吴宗锡认为：“陈云同志是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慎重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陈云在之后的30多年里对评弹发表了一系列的精辟见解，后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成为《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
也是在杭州的那一次谈话中，陈云对吴宗锡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是上海评弹团的名誉团长。”吴宗锡听后很是激动，但回到上海却并未宣扬此事。“因为担心团里的工作出了什么失误差池，影响陈云同志的声誉。广泛宣传‘名誉团长’的说法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吴宗锡说他一直有一种感觉：“上海评弹团是国家剧团，演员们参加剧团有一种参加文工团、参加革命的感觉。陈云同志也将评弹团的编演人员看做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和看待其他艺人是有所不同的。”而在1963年夏天在苏州的一次交谈中，陈云又对他说：“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说这句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如今已年九旬的吴宗锡想起当初的场景，依然觉得异常感动与温暖。
“粉丝”众多
陈云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中的头号“评弹粉丝”，但喜爱评弹的开国元勋绝不止陈云一个。周总理也一直很关心评弹的发展，甚至连广东人叶剑英元帅也爱听书。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至1962年）的补充计划问题。虽然会议十分紧张，但会议期间，每晚都安排了供领导人休息调剂的文娱活动。吴宗锡记得，会议期间锦江饭店、锦江小礼堂和文化俱乐部（现已改建为日商花园饭店）这一小块区域进行了封闭，这片区域内除了作为会议场所外还布置了文艺活动的场所。毛泽东、刘少奇常去文化俱乐部的舞厅，周恩来有时也去。锦江小礼堂作为剧场每天都安排了戏曲演出。开会前，负责陈云警卫工作的毛崇横处长找到了锦江饭店的经理任伯尊，提出在会议区域内搞一个小书场。于是，工作人员在一间休息室里摆出了书台，上海评弹团负责安排每晚的演出节目。
小书场开演后，来了许多领导人，包括张闻天、姚依林、薄一波、廖鲁言等等，铁道部长吕正操虽然听不太懂，却是特别起劲，还说以后你们到北京去演出，我们每个部招待一次。
有一天晚上的演出，安排的第一个节目是根据毛泽东诗词谱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周恩来总理事忙，到中场时才来，听说有演唱《蝶恋花》，便说：“再来一个嘛。”在现场的吴宗锡以为周总理是希望台上的演员“再来一个”，示意他们演完不要下台，后来才明白周总理想再听一次《蝶恋花》，于是在之后一档演出结束后，安排演员余红仙上台，再唱了一次《蝶恋花》。
有趣的是，在领导人们听书时，有时也会接到毛泽东紧急个别约见、开会的通知。虽然听得意犹未尽，但也只能马上赶去会场。吴宗锡记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高层领导人，也会诙谐地流露出不舍离开的表情。
吴宗锡记得，还有一次自己去找陈云也是在花园饭店。当时陈云正在游泳放松，招呼他一起下来“泡泡”。吴宗锡说，自己游泳水平不高，只会仰泳，原本想推辞，没想到陈云说他自己也只会仰泳，于是便陪首长一起下水“泡泡”。
钟情《英烈》
“陈云同志对于评弹的欣赏水平很高，可以说基本属于专业水平，远远高于一般的评弹爱好者和听客。包括之后也有一些喜爱评弹的国家领导人，但他们的欣赏水平相比于陈云同志也有一定的差距。”在吴宗锡的记忆里，陈云对于评弹中的“大书（苏州评话）”、“小书（弹词）”可谓“兼爱”，而对于弹词中不同流派的唱腔，也没有“门户之见”。“当然陈云同志也有个别不太喜欢的流派，但他并不发表个人好恶，也不试图影响别人的判断，还和我说过‘和尚也有吃狗肉的’，以此表示应该尊重所有评弹听客的个人喜好。”吴宗锡认为：“总体来说，他一是喜欢比较高雅的内容，二是喜欢能够引人发笑的‘噱头’。”
第一次在仙乐书场现场观看了张鸿声“噱头”迭出的演出之后，陈云一直对《英烈》和“胡大海”很是喜爱。但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演员演出时“放噱头”时常还会受到批判，为此“噱头大王”张鸿声很是困惑。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陈云提出应该注意评弹本身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并建议张鸿声找一个小书场说全本《英烈》，充分发挥“外插花”的噱头，然后将录音送给他听。听完录音之后，陈云表态：“张鸿声95%以上的‘噱头’是可以放的。没有‘噱头’，将是评弹很大的寂寞。”
“文革”后，评弹届再次开展整旧创新工作，陈云提出不妨请张鸿声这样的老艺人来当顾问，给改编书和新编书“扳错头”。为此，大家还调侃说《英烈》里的胡大海是“御手插金花”，张鸿声是陈云同志亲封的“扳错头”。
也是在那时，陈云看到了30岁出头的《英烈》传人朱庆涛的演出，大家介绍说他是张鸿声的徒弟，陈云立即幽默地说：“噢，侬是王玉。”王玉是《英烈》中胡大海的徒弟，将张鸿声的徒弟称为王玉既十分贴切，又很是俏皮，引得在场者的一片笑声。
交往艺人
在吴宗锡的印象中，除了喜欢那种典雅而又诙谐风趣的书目，陈云也欣赏声情并茂、技艺高精的说唱表演。
他对杨振雄的书十分喜爱，曾说过“杨振雄的单档《西厢记》极好”。“文革”后，听说他整理《长生殿》时，儿子为了胁迫杨振雄竟然抢走了其中几章的说本，陈云还专门询问了其中的具体情况。
对于“丽调”创始人徐丽仙，陈云也褒奖说：“徐丽仙在评弹音乐的发展上是有她的地位的。”1978年6月，徐丽仙因患舌底癌，去北京求医，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陈云得知后，亲临招待所探望，让徐丽仙很是感动，精神上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安慰。
“文革”后，姚荫梅曾经在《智审马山》的书情中专门新编了一回书，陈云专门找过他就此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姚荫梅在书台上还说起此事，讲当时自己表演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正在喝茶陈云听到一段“噱书”，笑得茶水都喷了出来。
对于评弹演员，陈云在平等的交往中关心他们，也在观察他们。他在听书中发现评弹艺人往往对于历史、地理的知识储备不足，以致书中偶有不符历史地理知识的情况发生。为了引起他们的重视，陈云先是请了中国历史研究所查考并写了有关明代开封、襄樊、洛阳、南阳间水路交通的书面材料，交给了杨斌奎、薛筱卿、朱介生等老艺人参考。1960年6月，他又将自己的一册范文澜主编的《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辞源》赠送给上海评弹团，并附亲笔信说：“送这几本书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
陈云一直提倡演员要开阔眼界。1961年5月上海评弹团部分演员到北京演出，陈云专门派人陪同他们游览长城、卢沟桥、周口店、青龙桥车站等文化古迹，甚至还专门在晚上带着演员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登八达岭前一天的晚上，他还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招待所，嘱咐大家：“明天要爬上，穿布鞋不要穿皮鞋。”
在吴宗锡的记忆中，老一辈的上海评弹团的演员几乎都受到过陈云的接见，而陈云对每个人的名字、书艺也都很熟悉。1960年，他还邀请了上海评弹团编剧、被誉为“评弹一支笔”的陈灵犀共同进餐，鼓励他多编新书。
吴宗锡说：“陈云同志接见后，一般会安排我吃一顿客饭，但有两次是和他一起吃的饭，其中一次就是和陈灵犀一起汇报旧书改编、新书创作的情况。记得那一天陈云同志心情不错，还开了一瓶茅台酒。陈灵犀因为年事已高，很久不喝酒了，陈云还劝他：‘搞文化的人要喝点酒嘛。’”
学习琵琶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身体情况恢复得仍然不够理想，医生建议陈云再找一些放松脑筋的方法。他想到了学习评弹的伴奏乐器琵琶。上海评弹团组织了多位擅长琵琶弹奏的演员教授陈云琵琶弹奏，其中有老艺人朱介生，也有正值壮年的周云瑞。
周云瑞当时40多岁，既有演出任务，还在评弹学校担任教研组长。除了书说得好，琵琶弹得好，他还有很深的音乐功底，会吹笛子，会弹古琴，会拉小提琴，还对民族音乐颇有研究。周云瑞的教学让陈云很有收获，他多次说周云瑞不但自己琵琶弹得好，而且能记谱、善于教，这样的人才在评弹届也是不多见的。
吴宗锡回忆说：“陈云同志学习琵琶一直持续到1966年上半年。他能弹的‘老六板’等曲调还是属于比较基础的，水平肯定谈不上有多专业，主要是为了放松身心。但对于教授过他琵琶的几位演员，他一直十分念情。”
朱介生有一次提到自己已有几十年没去北京，想有机会去看一下。陈云就把此事记在了心上，之后带他去了一次北京，在那里游览了一个月。“车旅和食宿费用都是他自掏腰包，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包括1965年他托我们在上海帮他买一只琵琶，也由秘书和我们结算了费用——后来苏州评弹学校的‘造反派’去‘抄家’，那只琵琶还挂在他家的墙上，学生还以此为口舌攻击陈云同志。”
1964年，听说周云瑞患了肺炎，陈云也曾专门写信问候，劝他静心休养。“文革”中，未满50岁的周云瑞英年早逝。后来，周云瑞一个在浙江的女儿因为工作的问题曾找过陈云，他也颇为关心，对人说：“周云瑞是我的‘先生’。”
创办评校
上世纪60年代初，名家云集的上海评弹团已经开始注意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办起了“学馆”。但是，在上海招生、在上海办学，然后又让他们学习一门使用苏州方言的说唱艺术，终究因其缺少语言环境而显得有些别扭，但如果直接从苏州招录新演员，又面临报不进上海户口的问题。
于是，吴宗锡提出，能不能在苏州办一个评弹学校，在当地招生，毕业后以分配的方式安排进入各院团，这样如果来上海的话户口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陈云听后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找来了当时的苏州地委书记王人三，协调落实此事。1962年，苏州评弹学校办了起来——它由江苏省出“编制”，由苏州市划土地、搞管理，由上海方面出师资，像教研组长周云瑞等人，都是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名家，但他们宁愿少演出、少赚钱，把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教学和培养评弹接班人的工作中。
但是到了第一届毕业生分配时，两地之间的矛盾显现了。吴宗锡认为，上海评弹团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师资，而且有了好苗子可以直接就在团里跟着名家拜师学艺，再加之办理上海户口本身也不容易，从评弹事业的角度考虑，“只要精不要多”的上海评弹团理应优先挑选评校的毕业生。但由于与江苏方面相持不下，最后上海团只要了三个评话演员，弹词演员一个都没有收。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样一所培养说吴侬软语的演员的学校，“文革”期间造反派竟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甚至还曾冲击过陈云的家。
“文革”后，停办了数年的苏州评弹学校又恢复了。陈云一直对将艺术传承给下一代的评校非常关心，并说：“我是苏州评弹学校的‘名誉校长’。”
旧书新书
陈云不但对“大书”、“小书”没有特别的“偏好”，同样他对于“旧书”、“新书”也是“兼听兼爱”。吴宗锡指出：“陈云同志绝对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要长篇，不要中篇’。”
一方面，陈云认为评弹的传统很重要。后来他还几次说起，作为一门说唱艺术，仅仅保留“本子”是不够的，如果不是“文革”前胶带十分紧张，应该安排把评弹所有的传统书目都录下来，作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另一方面，陈云对改编和新编的书目也十分关心。吴宗锡记得：“1977年他还跟我讲，短篇、中篇、长篇都要。陈云同志认为，要拯救评弹，中篇和选回是一个好办法，它可以去除长篇中罗嗦的内容和封建意识的糟粕，又使经典书目得以保留和传承。”
上世纪60年代初，青年演员赵开生改编《青春之歌》为长篇评弹时，陈云曾多次约见谈话，并写了书面意见，给予辅助指导。浙江编演《林海雪原》，陈云甚至亲自上阵“说了一回书”，讲述了他所亲历的东北战场上的情况。
1964年，蒋月泉和苏似荫、江文兰、余红仙等编说了根据扬剧改编的《夺印》，陈云听了全部录音，非常高兴，特地写信给予肯定。他认为《夺印》“总结了传统书、二类书、新唱片的创作，吸收了它们之中的长处，改正了它们中的缺点，可以说把几百年来评弹传统（艺术）开始较好地继承了”，“达到了可以使人复（听）的程度”。不久后，陈云又听了华士亭编说的新长篇《战地之花》，称道说：“新书有这样水平，也应该算很好了。”
再到1982年，上海评弹团青年队演出了徐檬丹创作的中篇评弹《真情假意》，陈云反复听了三十多遍，认为这是“就青年”、“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好作品，并建议予以推广。
为了指导青年演员编说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书目，陈云曾让老艺人秦纪文写下编说长篇《孟丽君》的经验。秦纪文将其反复修改和演出的经验总结为“三收三放”，陈云认为很有借鉴意义。但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却误传说陈云欣赏的是老艺人“一生说好一部长篇”，为此陈云很是不悦。
至于传统书的改编，陈云的态度是专业而谨慎的。比如著名的《珍珠塔》，当时评弹届对如何让这部传统书“与时俱进”有过一定的讨论和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方卿一定要中状元才能和表姐陈翠娥结合的思维是“封建残毒”，甚至有人提出，改编时应该让方卿加入“闯王”李自成的部队才显得革命和进步。
吴宗锡记得：“陈云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专门和负责文化工作的周扬同志谈了两次，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周扬的认可。陈云同志的说法是非常慎重的，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而是提出《珍珠塔》可以有不同的版本进行尝试。”但陈云觉得，《珍珠塔》里的方卿如果不中状元恐怕也不合适，否则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不相符。吴宗锡认为：“这样的态度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中断听书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还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但事实上“靠边”的陈云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这期间，他每天收听评弹录音的习惯也被迫中断。
与此同时在上海，他所熟悉的“吴团长”也“靠边”了，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不得不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彼此之间依然有着一份惦念。
1975年，恢复了部分工作的陈云到上海开会，在收音机里听了一段经过“改编”的评弹。在此之前，同样对评弹颇有感情的周恩来也曾提示性地问过他“最近有没有听评弹”。但听完电台里的已经被折腾得不像评弹的“评弹”，陈云十分扫兴。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素来出言谨慎的陈云说：“报纸上已经有了李太成活动的情况，吴宗锡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估计很快就可以‘复出’了。”
阔别多年再次见面的时候，吴宗锡告诉陈云，他1977年出差路过南昌，看到一栋楼，据说是陈云在南昌时住的地方。陈云告诉吴宗锡，自己正是在那栋小楼里读《资本论》，读完全书之后，平时不太喝酒的陈云还喝了一杯，聊表庆祝。
“复出”之后的陈云，于1978年至1987年担任中央纪委书记。以当时的情况，重拾评弹的他去书场听书确实不方便，但作为纪委书记，把演员找来专门为自己进行演出似乎“影响不好”，陈云为此颇有顾虑。据说后来还是邓小平对他说：“请演员过来演出，这个没什么的。”
恢复传统
走过“十年浩劫”，走过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文化大革命”，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也随着“文革”结束，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探索。
1978年，不看电视的陈云注意到京剧舞台上的新动向，一些传统剧目开始演出了。7月8日，他给吴宗锡写了一封信，就是否可以适当恢复评弹传统书目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信中写道：
六月五日，我看了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内部参考消息，知道四月一日至十九日江苏全省评弹团在苏州会演。消息除说了粉碎“四人帮”后评弹有进展意外，还说了目前存在的困难问题，其中有（一）书目太少，（二）书场不足，（三）过去下放农村的演员仍未归队……
请你考虑一下，评弹是否也可以把一些传统题材中较好的回目经过审查批准后上演。这样既可解决书目太少的困难，也可让一些老艺人登台。
……
收到陈云的信后，吴宗锡并未马上回复，而是试着先进行一些调研工作。此时，“丽调”创始人徐丽仙正在北京看病，陈云前往医院探望时对她说：“吴宗锡是不是胆小了，连个复信都没有。”
很快，徐丽仙把陈云探病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吴宗锡，他立即向陈云复信，并附上了此前整理的调研情况和关于恢复传统书的一些想法。7月22日，陈云又给吴宗锡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同意你们采取有步骤的谨慎办法”、“现在到了以说新书为主，同时保存传统书优秀部分的百花齐放阶段”等。
之后，新华社全文刊发了陈云给吴宗锡的两份信件，在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均全文转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陈云的这两份信，对整个戏曲曲艺界“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个省市、各个剧种闻风而动，纷纷把尘封多年的优秀传统节目拿了出来。
出人出书
“文革”之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万物复苏，闭门许久的评弹书场也重新开门迎客。以之前上海观众对于评弹的热情和痴迷，大家信心十足，以为评弹很快就能恢复五六十年代热度。然而，现实却很残酷，曾经一票难求的书场变得听者寥寥门可罗雀。短短几个月之后，仙乐等很多书场不得不再次停业。
吴宗锡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了，而娱乐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了。除了“大环境”的变化，评弹届本身的原因则在于，在长时间的停演之后，优秀的评弹演员青黄不接，曾经极为庞大的评弹听客群体也断层了。
1979年，吴宗锡去北京出差时，曾想向陈云汇报这方面的情况，但得到的回音是“这次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当时陈云的身体状况不好，刚刚做了手术。
1981年春天，陈云来到上海，4月5日那天专门约见了吴宗锡，他对于评弹最著名的指示——“出人、出书、走正路”就是那一天对吴宗锡说的：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
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
……
可以根据小说、电影、话剧等改编成新弹词。我很同意邱肖鹏的意见，改编不能只讲书情，还要组织“关子”。对原著要进行改组，把“关子”安排好。为了组织“关子”，必要时可以把原著前后的情节移动、变换。组织好了“关子”，才能吸引人。
……
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能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受锻炼，出人才，出艺术。
……
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打掉歪门邪道，引导和提高听众。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
作为这一历史时刻的亲历者，吴宗锡记得，那天陈云是和他一对一进行的面谈，连秘书都不在身边。出于尊重，他没有边听指示边记录，而是回家之后再对陈云谈话的要点进行了整理，并将记录转寄给陈云请他审定，之后再向文化局做了汇报。
陈云的这篇谈话，以广阔的视野观察评弹与社会的关系，从政治的高度，指出了评弹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为评弹的繁荣昌盛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在这篇谈话中提出了当时评弹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文艺界当时存在的普遍的问题。因而，“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谈话精神不仅体现了他对于评弹届的期望，也成了很多戏曲样式的发展目标。一时间，全国很多文化机构、戏曲院团都积极响应，喊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或者“出任出戏走正路”这样的口号。
由这次谈话整理而成的《出人、出书、走正路》一文还被收入《陈云文集》第三卷，这也是文集中唯一一篇专门论述评弹的文章。吴宗锡认为：“陈云同志‘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指示，不仅对评弹，而且对发展繁荣文化艺术事业都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告别陈云
评弹主要流行于“长三角”，从江浙沪三地评弹工作的交流和协调出发，1984年4月，吴宗锡向陈云提出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文化厅（局）建立评弹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议。对此，陈云当即表示赞同，还说“这个办法好”，并马上协调中宣部和文化部。1984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召集会议讨论，并于当年10月正式发文，成立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任命吴宗锡为组长。之后，领导小组每年举行会议，在江浙沪文化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评弹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发挥了作用。
1991年，吴宗锡听说京剧有了发展基金，并举办了大奖赛、研究班等，对艺术的传承发展颇有成效。在见到陈云时，吴宗锡向他提出了国家拨款成立评弹基金的请求。陈云问要多少钱，不太懂经济的吴宗锡心里没底，有些忐忑地说了个“30万”。执掌中国经济多年的陈云立即说：“50万吧。”次年上半年，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正式提交了关于“评弹发展基金”的报告，经陈云同志办公室交财政部研办。当年6月，财政部正式行文拨发给评弹领导小组，此后江浙沪两省一市又各拿出10万，“评弹发展基金”增加到了80万。
晚年的陈云还是尽量每年到杭州、上海接接南方的“地气”。到上世纪90年代初，陈云已不去杭州，每到上海还是必找吴宗锡，但1994年后，便之只留在北京了。
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据说直到去世前，他的病榻边还在放评弹录音。前一年冬天，吴宗锡去了美国探亲并讲学，住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治丧委员会通知他去参加追悼会，却没有联系上。但身在美国的吴宗锡还是第一时间获知了“知音”陈云去世的消息，并且想办法让儿子联系了当时身在香港的陈云小儿子陈方，表达了吊唁和哀思。
说到陈云的五个子女，吴宗锡说：“他们都是在北京长大，说的一口北京话，所以几个子女都没能继承陈云同志对于评弹的爱好……”
后记
今年是陈云诞生110周年和去世20周年。在位于华山路的家中，年过九旬的吴宗锡先生侃侃而谈，他与陈云交往中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虽然这位满头银发、气宇轩昂的老人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说到与老首长陈云的交往时，故事里的那个“我”，永远是一个埋首评弹事业的年轻人。
吴宗锡一直记着，陈云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不能让评弹艺术在我们手里消失啊。”他觉得这个话语中，既有一种将彼此都视为评弹工作者的知音之感，也有一种长辈对于小辈的亲切之情，此外更是一种鞭策。
采访的最后，吴宗锡特别强调自己还有一个遗憾，就是陈云拨给的那一笔“评弹发展基金”20多年来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这些年过去了，50万元或许已不像当年那么“值钱”了，但它背后的某种精神价值远远胜过了实际的经济价值。
吴宗锡觉得，这是自己对于陈云的一份亏欠，他希望通过奔走呼吁，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这件事情解决好，不辜负相交30多年的老首长陈云对于自己这一份引为知音甚至“言听计从”的知遇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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