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的历史

曲艺历史源远流长

早在原始社会中，就有了口头流传的民谣、民歌、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民歌、民谣经常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唱着流传的。唱着的民歌，如果是叙事的，唱出故事来，就是韵文说唱的起源。“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中有民间故事、神话在流传，是散文形式的民间说唱。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保存了一部份上古时代的民歌。其中一部份作品，已经有了情节和人物，为叙事诗的萌芽和雏形。到了汉代，在乐府中，民间叙事诗得到了发展。如《东门行》、《十五从军行》、《陌上桑》等诗篇，都有较多的叙事成分。东汉末年建安时代产生的《孔雀东南飞》，是叙事诗趋于成熟的作品。南北朝时出现的《木兰辞》，也是长篇叙事诗中的名篇。

汉乐府《长歌行》

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故事，用文字记载保存下来的不多。但现存的神话故事中，有不少创造了鲜明的形象和动人的情节，后来还被吸收到戏曲和说唱中。民间叙事诗和民间故事、神话的流传，与讲唱艺术结合，民间的讲故事人和民间歌手，逐渐由业余转向半职业化和职业化，由农村转入城市，就逐渐形成了曲艺艺术。

由于民间艺术过去不被重视，所以记录下来的资料不多。能见的记述，语焉不详，真相难明，给曲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这样说，唐代已经有了职业演出的民间说唱艺术。由于敦煌文献的出世，使我们见到了虽然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的几篇话本。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和佛教的“变文”不同。唐代的民间说唱艺术，“说话”、“小说”和“变文”，无论题材、体制、形式各方面，都和宋代的说话艺术有直接联系，而且和后世的评话和弹词有渊源关系。城市经济的繁荣，是说唱艺术发达的经济基础。城市人口增多，市民阶层逐步扩大，说唱艺术有了广大听众，职业艺人的队伍也就发展。艺术交流得以进行，艺术积累日渐丰富，有了逐步提高的可能。所以到宋代，说唱艺术有了很大发展。有了大量的职业艺人，而且技巧高，分工细，有了专门的演出场地。

宋代说唱艺术的形式很多，就名目而言，有小说、说经、说参请、讲史、合生、商谜、说诨话，而小说又分成烟粉、灵怪、传奇、公案、铁骑等类。在讲史中又有专门说“三国”和“五代史”的，有专门说当代故事的“新话”。在名目众多的说唱艺术中应该提到讲史和小说。讲史是只说不唱，或以说为主的。也有韵文，是念诵、吟哦。如《醉翁谈录》说的，“曰得词，念得诗”即是。还有“诗曰”、“词云”也是韵文，有如后来评语中的赋赞。有的是开相、描景、状物，或是说书人的称颂与感叹。讲史的发展和继承，即后世各地之评书和评话。

小说中有又说又唱的。《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的较早的小说话本。搜集在这两个集子中的作品，都是有韵文的。《刎颈鸳鸯会》中，说“因成《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系于事后，少传斯女始末之情；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说明是唱的，有人伴奏，说了又唱，唱了再说。韵文部份有词曲，如《商调醋葫芦小令》、《望江南》、《南柯子》、《踏莎行》，还有诗，七言和五言都有。《快嘴李翠莲》中，主要是七言诗。

讲史是长篇故事，保存在话本小说中的故事，较之讲史篇幅较短。但这两个小集子的话本，都可能只是繁简不同的提纲，所以不能认为小说都是短的。至少，也有长的。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西山一窟鬼》：“话说沈文述是一个士人，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为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了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那就是长篇了。由此发展起来的说唱，后人根据唱的曲调的不同，把有说有唱的曲种，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乐曲系统，用词和曲牌，如诸宫调、道情、牌子曲等；一类是诗赞系统，唱词以诗为主，如陶真、盲词、鼓词等，苏州弹词也属这一类。

曲艺的历史很长，但保存下来的资料很少，记录曲艺语言的资料，限于当时的条件，就更少了。因此，今天要研究曲艺的发展的历史，各地曲种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相互影响和变迁就相当困难。

曲艺的大部份曲种，是用方言演唱的。形式相同和相似的曲种，由于方言的不同，就分成许多曲种。如同样是评话（在北方叫评书），因所用方言不同，就有许多种类，如苏州评话、扬州评话、福州评话、贵州评话、湖北评话、四川评书等。同为鼓书，就有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唐山大鼓、长沙大鼓、太原大鼓、辽宁大鼓等，主要也是方言不同，和所甩的曲调，带有各自的地方色彩的缘故。

《快嘴李翠莲》剧照

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在曲艺和各地曲种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着相反的，但又是同时进行的两种趋向。一方面，某些曲种在发展和扩大流行地区，在扩展过程中和新流行地区的方言相结合，逐渐改用当地的方言，形成了新的曲种。这不只是为了满足当地听众的要求，更好为听众所喜闻乐见，而且也是反映当地群众生活所必须。原来流行在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说话，随着宋代的迁都，到了临安。因为大量中原人口的南迁，说话也就随着听众一起南迁了。但要吸引南方听众，扩大听众面，就得采用南方的语言。南迁的是北方的说话人，到南方，说话的有了南方人。如《南村缀耕录》二十八卷所记载的讲史人丘机山，就是松江人。以今例古，评弹在苏北海门、启东一带的流传，目今已在和当地方言相结合。这种趋势是明显的。上面讲到的，各种评话，各种大鼓书，也是例证。

苏州评话吕也康剧照

扬州评话杨明坤剧照

另一方面，某些曲种，由农村向城市和集镇发展，推进大城市，在逐渐发展、扩大流行地区的进程中，其语言，由方言趋向能为更大地区、更多人接受的语言发展。如最近几十年的相声，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流行地区的扩展，推向了全国。它的语言，由北京方言改成了普通话。

苏州评弹形成和发展

苏州评弹是从讲史和小说发展起来的，是在说书走向各地发展的过程中，和吴语相结合的产物。为了探索采用苏州方言的评弹形成时间，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是不多的。

《太和正音谱》

“说书”一词，明时就有。朱权《太和正音谱》：“（折末）道字、说书、打令，诸般儿乐艺都曾领。”但指哪种说唱形式，未能具体了解。王圻《稗史汇编》：“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不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这里的“说书”，似指章回体小说。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又缀•卷一》：“宋王防御者，号委顺子。方万里挽之曰：‘温饱逍遥八十余，稗官愿是汉虞初。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哀江南赋笺成传，从此韦编镇蠹鱼。’盖防御以说书供奉得官。”这里的“说书”是指说唱。

冯梦龙为苏州人，在他编集的《山歌》中，一首题为《山人》的山歌中有句为；“咦，弗知是说书老人？”可能是苏州人的称谓。《民钞董宦事实》中记述了明万历年间，一个苏州说书人叫钱二的．演唱了揭露董其昌一家鱼肉乡民强抢妇女的故事，书名《黑自传》和《五精八义记》，以至受到迫害。这肯定是说书人说书，说苏州发生的故事，是否用苏州话说书，则不得而知。

“评话”一词源于宋，为讲史的另一名称。元刊本讲史，今有传本。《永乐大典》中，保存了不少评话本的名目，但话本内容都没有留下来。李玉《清忠谱》中，描写了苏州露天说书的情况，这是在苏州说评话的较早的具体描写的资料。“（字字双）（丑扮老男上）阊门好汉我为头，名旧；飞鸿六顺好拳头，传授；赌场到处掼拈头，打就；人人认得老扒头，年幼。自家姑苏城外，有名的周老男、周文元便是，少年无赖，独霸一方。城市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每日倒有一，二千钱拉下，除了他吃饭书钱，其余剩下的，尽勾我买酒吃，赌场顽耍。昨日说过金兀术破鄜延州了，他说今日要说童贯起兵，甚是热闹。此时日已过午，不免催促他来，撑起布蓬，聚人开说则个。正是：要知千古兴亡事，须听当场评话来（下）。”这种露天说书的情景，解放后的苏州，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说书人的说白中有苏州话。

弹词的称谓，最早见之于记载的，是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西游补》描写的弹词，是盲女弹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唱了吴歌：“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姐儿半夜里打被头，为何郎去你介勿留留？”。唱词中的“介”和白中的“托熟”，都是吴语。在清初，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有《弹词》一首：“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平潮’弦索冷，丝铜争唱打洋琴。”原注：“亦竹枝词类，然稍有理致。吴人弹《平湖调》，以弦索按之。近竞尚打铜丝弦洋琴。”“吴音”、“吴人”为吴语区域的弹诃。现在能见到的有苏州话的较早的弹词脚本，是乾隆年间刻印的。如《新编东调大双蝴蝶》、《新编宋调全本自蛇传》、《新编东调白蛇传》等。在《新编宋调全本白蛇传》中，出现了“响档”的名称。在《新编东词白蛇传》中，还记录了不少弹词的书目。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如果作如下的推断。苏州话的评弹形成于明末清初，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明末清初已经有苏州的说书和苏州人说书的信息，乾隆时期已经有了苏州弹词的刻印的脚本。有了很多书目，而且有了“响档”和“名家”，这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

传下姓名的名家，在乾隆时期，现知者仅王周士。传说他是一个说唱《游龙传》的弹词艺人，曾经为乾隆演出，还总结了评弹艺术的经验，即《书名》、《书忌》。这是评弹历史上现在知道的最早的经验总结，是值得珍视的。也表明苏州评弹艺术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嘉庆、道光年间，苏州评弹进入了兴盛时期。其主要的标志，一是响挡、名家辈出，二是书目的繁荣。

苏州评弹历史上有前四名家和后四名家的说法。前四家是嘉庆、道光间的名家，后四家是咸丰、同治间的名家。虽然，现在能知名的不多，但据已有的资料，当时有成就的艺人知名的也不止前、后四大名家。试作简要介绍如下：

陈遇乾，流传至今的弹词“陈调”的创始人，擅唱《白蛇传》和《玉蜻蜒》。又曾对这两部书作了文字加工并因而刊行，今有传本。

张梦高，陈遇乾的学生，擅唱《白蛇传》，对该书进行了整理加工，自成一家。

毛菖佩，也是陈遇乾的学生，对《白蛇传》也进行过加工。

俞秀山，流传至今的弹词“俞调”的创始人，擅唱《倭袍》。传说他一生编写了十多种弹词，对苏州弹词有很大的贡献。

陆瑞庭，对他的生平，很少了解。但他写下了《说书五诀》，对说书的经验，作了有益的概括，提出了很可珍视的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陈士奇，和俞秀山齐名的弹词演员，说唱《白蛇传》和《玉蜻蜒》，陈士奇传张少堂，再传田锦山，都是很有名望的。

姚豫章，对这位前四家之一的名家，现知之甚少。

马如飞，弹词“马调”的创始人，擅说《珍珠塔》，而且对这部书的加工有贡献，风行一时。马如飞对说书团体光裕社的组织和巩固起过很大的作用。光裕社虽为行会组织，但在保护艺人权益，发展评弹艺术方面，也有一定积极作用。马如飞还为同道和后世艺人编辑了一本《出道录》，搜集保存了不少艺术经验谈。虽然是零星记述，但很有价值。

姚士章，评话名家，说《水浒》吸收昆曲中的道白和表演，善于刻划人物，有“活鲁智深”之称。也是光裕社的中坚分子。其师张汉明，也是很有名的大响档。其徒王效松，也是名家。

赵湘洲，是弹唱《描金凤》的名家，又能说唱《玉夔龙》。他说过：“单档难于不寂寞，双档难于同语。”这是他对弹词单双档艺术的体会。证明了他活动的时代（咸丰、同治间），已经有单双档之分。他的儿子赵鹤卿、孙子赵筱卿，都是说唱《描金凤》的，一门三代名家。

王石泉，说唱《倭袍》的弹词名家。为马如飞的女婿，当为同治、光绪间的艺人。

还有一些缺乏可考资料，但知姓名的艺人，如章廷玉、姜万孚等。

在光绪戊子（1888）上海书局印的《新增笑中缘图咏》第三○卷《邀儒》中，有一段插科：（白）讲到初三早上，三学生员，大家吃了早饭，更换衣巾，也有贫的，也有富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纷纷都到明伦堂齐集内中有几位说书先生，唱词先生。徐子建邀他一并同来与祝枝山评理。（唱）不衫不履笑含含，第一位先生吴德山，梅世龙搭金亮采，好将评话与他谈，陆士珍、俞秀山，陈士奇、杨驾帆，这几个能言舌辩年档齐来省，子建相邀一共来。其中，提到了一些艺人的姓名，很少他们的资料。

同治以后的艺人，现在知名的就多了。光裕社的《出道录》中，记载了同治光绪及其后“出道”的艺人的名姓。其中同治年间为三十三人，光绪年间为一百十人，宣统年间为十二人。开始从业的艺人相当多，而且这个记载还是不完全的。在《出道录》中，也记载了他们带领的艺徒。如：赵湘洲，同治八年（1869）领子赵鹤卿出道，领徒钱玉卿出道，领徒许荣庭出道；同治十一年（1872）领徒胡筠卿出道。马如飞，同治九年（1870）领婿王石泉出道；同治十二年（1873）领门生程少珊出道；光绪三年（1877）领徒俞莲生出道。王石泉，同治十二年（1873）领徒叶勇泉出道，光绪三年（1877）领徒王吟香出道，光绪五年（1879）领徒蔡吟差出道，光绪十三年（1887）领徒汪福昌出道，光绪十七年（1891）领徒徐芝堂出道，光绪十九年（1893）领弟马一飞出道，领朱寄庵出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领夏锦峰出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领钱幼卿出道。姚士章，光绪十二年（1886）领徒王效松出道。以上的艺人先后带了许多艺徒，也说明评弹的兴盛。

现在知名的一百多部传统书目，产生的年代不可确考。能上推的最早传人，在嘉庆间的，如《隋唐》、《水浒》、《金枪》、《三笑》、《玉蜻蜒》、《白蛇传》等．在道光年问的，如《岳传》、《济公传》、《双珠球》、《文武香球》等。其在咸丰年间的，如《三国》、《英烈》、《五虎平西》、《落金扇》、《描金风》、《大红袍》、《九丝绦》等。在同、光间的，如《金台传》、《珍珠塔》、《倭袍传》、《双珠凤》、《东汉》、《西汉》、《七美缘》等（以上均据苏州评弹研究室《苏州评弹传统书目流传概要及历代艺人系脉》）。还有许多书目的传人未能上溯到创始者，上述情况，约略可见当时书目的繁盛了。

当时，评弹还有了行会组织，亦足以证明当时评弹的兴盛。光裕社是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相传始于王周士时代，现有文字资料能考者，为同治年间。作者：周良 渊源 整理：叶小编

苏州弹词《白蛇传》剧照

清代评弹表演

光裕社社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