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评弹名家唐耿良、姚荫梅虽然早已相识，但是，与他们相交、相知是在我退休以后有较多时间去拜访他们的那段时日。他们同住一条街——南昌路，姚居79号，唐住63号，姚荫梅幽默地告诉我：“我和老唐的家很好找，你只要记住：七乘九，七九六十三就不会忘记。”
从此，我常去他们家闲谈，谈他们的艺术人生，聊他们的生活爱好。老唐是擅说《三国》著称的评话名家，姚老以巧演《啼笑因缘》的单档弹词享誉书坛。
我和他们交往日久以后，感到他们二位有不少共同点。他们比较重视读书研究问题，有一种好学不倦的精神；他们不仅能说会演，而且还会执笔编写评弹作品；他们对评弹书目，不因循守旧，坚持创新发展；他们热爱生活，深入生活，从实际生活中寻求艺术滋养；他们是生活积累的有心人，艺术创造的用心人，描摹角色的细心人，听众朋友的贴心人。
壹
唐耿良，出生在苏州桃花坞，是个贫穷家庭中长大的苦孩子。但他从小天资聪明，记忆力特强，有人传说，桃花坞是明代姑苏四大才子之一唐伯虎的故里，唐耿良是唐伯虎的后裔。老唐轻笑着告诉我：“我除了姓唐外，和唐伯虎‘浑身不搭界’。”
唐耿良的父亲虽曾拜师学艺，但早就退出书坛，失去可靠收入，经常以刻骨牌赚点手工钱，难以维持生活。母亲起早摸黑地调丝，收入无几。幼年唐耿良提着篮子去挑野菜，帮母亲烧煮点家常菜。尽管唐耿良天资聪明，读书用心，从桃花坞小学初小毕业，报考善耕高小而且是优异成绩被录取，可是，父亲无力承担儿子的学费，唐耿良终于辍学。
唐耿良辍学后的1933年，拜唐再良为师，学说评话《三国》，一年后在江浙一带演出。他虽然尚未立足书坛，但乡亲们却把他这位“小先生”当做“大响档”，大家都乐意听他说书。他遇到了一位同样出身贫寒、刻苦学艺、励志成家的好老师，使他终身难忘。老师不但传给他书艺，而且带给他良好的生活作风，教育他每日读报关心社会新闻，使他较早懂得将时事新闻作为说书的“外插花”的资料。老唐说，说书不能凭天赋，更多靠勤奋，而好老师的教诲，这对他以后的思想敏感、善于创作新题材作品，影响极其深远。
唐耿良在江浙码头演出数年之后，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说书先生。1944年，他23岁来到上海，有三四年，他忙碌于丽都、沧州、新仙林等上海一流书场和电台之间演出，成为蜚声书坛的“七煞档”之一。演出之余，他为了书艺更好提高，思想意识更有进步，1951年成为首批参加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18人中的一员。其后好几年，他在演出之余，常年活跃在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中以切身感受编写了《张积慧》《黄继光》《王崇伦》《王孝和》《冲山之围》《白求恩大夫》《焦裕禄》等中、短篇评弹数十部。他对我说，他在1954年，曾把自编自演反映工人生活的《王崇伦》，带到一家工厂去演出，他进厂门受到两千多工人的夹道欢迎，他从未遇到过这样感人的场面，他在台上越说越有劲，工人们在台下越听越有味。那时候一天连说几场还应付不了好多工厂的约请。
唐耿良谈到评话《三国》的魅力，他说，如果从朱春华始创苏州评话《三国》算起，130多年来，评话《三国》可说是听众最多、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三国》的魅力在于几代评话名家对师传脚本进行再创作，去芜存菁，作了大量的丰富补充和发展。这部作品尽管事件复杂，情节曲折，头绪纷繁，结构宏大，但名家们剪裁精细，脉络清楚，布局严谨，重在刻画人物，以情节入理为本，充分发挥评话艺术的功能。
老唐还告诉我说，细节的真实成为评话《三国》中取得感人效果的重要手段。评话《长坂坡》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曹操攻取荆州，刘备败走，眷属在乱军中失散。赵云屡次闯入敌阵，救出简雍、糜竺、甘夫人，最后为救糜夫人，赵云冲进敌人之中，忽见路旁有一人手脚全被砍去，奄奄一息，仔细辨认，竟是自己人王德，王德忍住剧痛对赵云说：“回将军，我等你多时了，糜夫人就在那边，快去搭救……求你一枪把我刺死，免得活活受罪。”赵云怎忍心杀死王德，王德再三恳求，赵云拔出宝剑掷给王德，含泪前去搭救糜夫人。每次说到这段细节时，全场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唐耿良觉得，说《三国》不能总是按照前辈的师承感到满足，能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给说《三国》打开一片新天地。他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把《三国》的“用人之道”与现代企业管理联系起来，使评话转化为企业管理所用，以一种新鲜的内容，生动地用评话艺术形式，寓教育于说故事之中，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一次较大的突破，一次喜人的改革。
一个偶然的机会，唐耿良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本出现了《三国》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界十分重视研究《三国》，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对《三国》很有研究，他把诸葛亮的审时度势、知已知彼的战略战术，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去，从一个小作坊开始，发展到大企业，在世界各地开设29个分厂，他信息灵通，不断推出新产品，他的公司成为世界性的超级企业。
唐耿良意识到，既然日本的企业家能够从《三国》中取得了有益的启示，那么，我国的企业家更应该从《三国》中学到有用的东西。他作为一个专说《三国》的评话演员，义不容辞地把《三国》的“用人之道”，向我们的企业家作一番生动形象的介绍。
唐耿良还意识到，企业管理不只是管理财物，还要管理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没有对人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管理。这就是说，企业管理说到底在于使用人才、管理人才。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十分高明地指出了发展人才、启用人才的重要性，正好可以作为企业管理的借鉴，给企业家以有益的启示。他开始走访企业家，向企业家请教，同企业家恳谈，收集阅读有关企业家改革创业的事例。他从《三国》故事中选取刘备、孙权、曹操“用人之道”的事例，以及诸葛亮审时度势的战略战术，联系当前企业管理中的实际，借古喻今，谈古论今，穿插比较，机智诙谐。他边说边充实内容，根据不同对象，评说不同事例，情趣盎然，力戒说教，寓教于乐，随机应变，不断丰富。比如，他评说刘备的人才观，一是对人才的诚心，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二是对人才的爱心，刘备宁愿承担最大的牺牲，决定放徐庶出走，徐庶感激刘备对他的仁慈，走马荐贤，使刘备的事业出现根本性的转折；三是对人才的信任，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四是对人才的明智，刘备识人的本领有时超过诸葛亮，他认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派马谡驻守军事要地，遭致街亭失守。这一切可以归结为，关键在于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爱护人才，这一切给企业家以很好的借鉴。
唐耿良的《三国》新说，企业管理与《三国》“联姻”，受到企业家们的赞赏，争取了一部分评弹新听众，为评话《三国》发掘了新内容，扩宽了新路子。
贰
当我踏进姚荫梅的家门，他递给我清茶一杯，笑脸相迎说：“朋友不嫌多，欢迎常来坐。”话题便从《啼笑因缘》说起，姚老说：“我演《啼笑因缘》是‘逼上梁山’的。”
话说1929年，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快活林》副刊连载以来，读者反响热烈，接着电影界、文明戏和一些地方戏曲纷纷将它搬上银幕和舞台。弹词响档朱耀祥（他是姚荫梅的老师）和赵稼秋请人将它改编为弹词脚本，演出后风靡书坛。那时候，姚荫梅在朱泾镇说《大红袍》，还没说《啼笑因缘》，他们知道姚荫梅是朱耀祥的学生，想当然地认为姚荫梅一定会说这部新书。因此，当姚荫梅来到朱泾镇憇园书场，只见书牌上写着：“姚荫梅日夜弹唱《啼笑因缘》”。
姚荫梅一看，大惊失色，自己从未见过这部新书，这种尴尬局面不知道怎样收场。
书牌既然挂出，书迷们闻讯而来，坚决要求姚荫梅说这部新书。姚荫梅只好如实说，他没有学过，也没有本子。听众拿来朱耀祥演唱的《啼笑因缘弹词》出版本，请姚荫梅照本说唱。听众们如此热切地渴望听这部新书，姚荫梅只好硬着头皮试唱。
姚荫梅照本宣科地说《啼笑因缘》，总觉得很不自在，他原本擅长说表，如今难以临场发挥。他领悟到，要能说好这部新书，必须有新的发挥与创造，要走自己的路。他想到这部新书所反映的生活，是在北京天桥等地方，但是苏州玄妙观里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卖艺演唱活动，他是熟悉的；对沈凤喜这样的艺人生活和遭遇，他从小就时有所闻；像军阀恶霸这种人摧残女艺人的事情，他也是屡见不鲜。把这些所见所闻经过提炼选择，运用到书中，可以丰富这部新书的内容，增添说唱的色彩。于是，他多方面搜集有关资料，阅读北京风土人情、导游图等书刊，同曾在北京开过小饭店的房东聊天，向熟悉北京的听众求教，搜集西餐馆菜单，了解舞厅情况，凡是这部新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地方、景观，他都要了解。
经过这样边说边改，边改边说，得到了听众的好评，他越说越精彩，声誉远扬，连续流动于城镇书场之间达9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他到了上海，在沧州书场演出这部新书。这时候，上海书场已经有朱耀祥、赵稼秋与范雪君、范雪萍两档《啼笑因缘》轰动书坛了。姚荫梅鼓足勇气以别开生面方式，说表幽默风趣，描绘世态社会生动逼真，刻画人物鲜明传神，吸引了许多听众，不少书场、电台都来邀请。
我知道姚老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肯钻研，肯努力，肯锲而不舍地好学进取。他第一次上北京，有好戏他不看，上街闲逛他不去，景点美观他不游，却到天桥、什刹海、居民四合院去观察体验生活，去寻找沈凤喜当年“住”过的类似胡同。他穿街走巷，同北京居民聊天，在布篷下喝茶，站街头看各种表演。我想，他说《啼笑因缘》取得成功，决不是偶然的。这样，使我想起唐耿良对我说的一句话：“姚老的小本子中大有文章。”
从1934年开始，姚荫梅在江浙两省和太湖周围城镇演出《啼笑因缘》，日夜两场，每场正书前先得唱一只开篇。当时一般书场上唱的总是几只老开篇，他觉得不能走老路，要另辟蹊径，于是，他每天抽空到街上走走，身带一个小本子，把街头巷尾发生的社会新闻、茶馆趣谈、酒楼新事、新店开张等等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写成开篇，这种就地取材的新开篇大受听众欢迎。姚老早年抽过香烟，小本子就用香烟壳子拆开叠在一起订成。后来戒烟了，改用每天撕下的日历纸订起来。唐耿良送给姚老一个硬面笔记本，姚老就把小本子上的素材，经过整理抄写在笔记本上。几十年来，他总是小本子随身带，每次出门前，不会忘记先要摸一下小本子可在口袋里面，回家后，把小本子上所记录的素材，分门别类地抄录到笔记本上去，那上面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方言土话、切口暗语、歇后语句、生意行话、农谚俗语、小贩叫卖等等，连菜馆里中西菜单都抄录下来。姚老说，菜单上也有学问，什么时令烧什么菜，什么地方有特色菜，说书人要处处关心时时学，这叫作：“闲时拿来忙时用，省的饭店里去买葱”。
我还记起唐耿良讲过姚老“巧嘴”艺术的一件往事。
1981年，上海评弹团庆祝建团30周年，在西藏书场演出，特请已经退休的姚荫梅与苏似荫、江文兰三个档说一回《白毛女》选段。按照老规矩，正书以前要唱开篇。原以为由苏、江二位中唱只开篇可以过去，谁知听众鼓掌带喊非要姚老唱《啼笑因缘》中的著名选曲《旧货摊》（描述旧货摊上陈列的各种货物，反映出当时的市民生活情趣）。这个选曲用“乱鸡啼”曲调“一口干”唱完，姚老年逾古稀，有点力不从心了。但是，他知道推辞不唱辜负听众一片盛情，于是他拿起三弦即兴唱到：
“区区名叫姚荫梅，已经退休勿上台，今朝建团三十载，也要搭听众们来见一见勒会一会，俚末（指苏似荫）勿唱徐元宰，俚末（指江文兰）勿唱三师太，我末樊家树已经变仔奥特曼（Oldman），哪哼还唱得动啥个《旧货摊》……”全场听众欢笑不止，气氛十分活跃热烈，姚老深受感动，起身来不及放下三弦，深深一鞠躬，这是他几十年来真心实意对听众们的尊重。
（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6期《上海采风》杂志）
唐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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