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小云：忆我的个人演唱会

2004年，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和上海东方电视台将我选为“东方戏剧之星”，并决定在三个月后为我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消息来得很突然，我当时感到既兴奋激动又紧张惶恐。我很想把握住这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但同时又不太自信，生怕自己胜任不了如此大型的专场演出。我对自己说：演唱会一旦举办，就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经过一番考虑，我就和毕康年团长商量：三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都太仓促了，与其毫无准备、马马虎虎上，不如背水一战，精心准备。我们统一意见后就同上海方面商谈，当时他们虽已将我个唱会列入了活动计划，但还是同意了延期举办。这样我就有了半年的准备时间。应该说，个人演唱会是我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从学习评弹以来的一次个人小结；这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遇，更是一种阶段性的自我挑战。

给自己出难题

在筹备演唱会的这段日子里，我非常用功。每个节目我都反复斟酌，还准备了一些新作品。起初我也曾想过按照以往的惯例在个唱会上展示一下自己其他方面的才艺，比如在说唱评弹之余，再唱一曲京剧、唱个歌什么的。但后来我觉得，这一场演唱会是我从艺二十年的艺术汇报，我需要在舞台上向观众奉献、展示的是自己最高水平、最拿手的专业成果，而并非京剧之类的业余爱好。一般演员在筹办个人演唱会时，总会展示自己的最强项，但我在安排、策划演唱会时，却和初露头角那会儿相仿，依旧给自己出难题。因为我觉得，这不仅是自我的提升，更是攻克自己短处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了业务上的缺陷，这比一味展示自己的优势更具艺术价值，也更能为整台演出增添亮点，从而令观众有不虚此行之感。

在这一方面，我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比如，以往我是以唱“俞调”“丽调”等慢节奏唱腔为主的，而轻快、豪爽的“琴调”之类则唱得很少，二者发声、运腔、唱法都不相同。《珍珠塔·妆台报喜》中用“琴调”一连演唱的72个“他”，这个节目我一直作为演唱会节目单的后备选项，迟迟未敢上报，不练到自己满意为止就绝不拿出手。为了练习这个弱项，我改琵琶为三弦，自弹自唱，练得手上都起了泡，其中一个“花过门”我一练就是三四个小时。应该说，最后在演唱会上这一唱段的表演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此外，反映楚汉相争题材的开篇《垓下歌》也是我很用心的一个节目。当时“张调”和“俞调”并未有过结合的先例，这也是我的一种大胆、出新的尝试。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节奏的不同，二者相配很容易出现拖沓、生硬之感。之前也曾有评弹专家好意提醒过我：设计“张调”“俞调”相结合的唱腔，一定得小心谨慎，你的风采可千万别被黄嘉明给掩盖住了。因为这是你的专场演唱会，平时你尽可以去尝试创新，但这一次你可不能轻举妄动，万一得不偿失
，效果反倒不好了。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和黄嘉明初次排练，顿时发现他的“张调”基础极为扎实，就像一棵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了地底下，而我的演唱就好比是树上的一只鸟，虚无缥缈、微不足道。于是我立刻决定修改。对唱只有两人在一起磨，才能听出效果。当时黄嘉明在嘉定，大约有四五次，晚上我一旦想好了一句唱腔就过去和他合。赵开生、江文兰老师也不辞劳苦地反复替我出点子、想法子，常深更半夜和我在电话里谈论唱腔设计的事宜。因为京剧《霸王别姬》的“夜深沉”片段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于是我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将书情氛围渲染、烘托充足，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琵琶独奏特长，亦为整个开篇增色良多。就这样，最终的舞台效果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是将霸王别姬的场景气势和人物情感演绎得比较到位的，张、俞二调初步达成了有机统一。此剧不敢说是精品，但我毕竟也作出了一点有益的尝试。

再看当时演唱会的目录
我仍觉后怕

　整台上海演唱会我共安排了开篇《姑苏水巷》《新木兰辞》《垓下歌》，选曲《杨乃武·显而易见有冤情》《珍珠塔·妆台报喜》，选回《啼笑因缘·遇凤》《武松·大郎做亲》《啼笑因缘·赠照》等八个节目，前后共三个多小时，单档、双档、三个档俱全，有说有噱、有弹有唱、有喜有悲、有文有武、有刚有柔、有闹有静，更展示了拜邢、蒋二位恩师赐教所习得的艺术成果，晚会最后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幕。

　我当时策划个唱会的一个宗旨就是，应该全方位地向大家展现自己的才华，节目必须全面搭配，风格多样、各具特色，不断为观众奉献新的艺术亮点，不能让整台晚会的气氛有丝毫的倦怠和松懈。这就如同厨师精心制备一桌精美大餐，必须样式齐全、风味各异，绝不能使宾客有单调、倦腻之感。整体的统筹安排也需要艺术，这是我在评弹以外所取得的又一种收获，这对我今后组织策划演出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我所承受的体能和心理上的压力无疑也是巨大的。我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甚至现在回过头再看自己当时演唱会宣传单的目录我仍感觉十分后怕。我曾一度觉得节目安排得太多了，这样的节目容量足以安排两台专场了，我真担心自己坚持不下来。后来还是毕康年、金丽生等领导老师为我大力鼓劲，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宽慰，让我有了充足的勇气和信心去面对这一挑战。到了正式演出的前几日，由于过度紧张焦虑，我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特别是对家人。对于这么一项重大的任务和挑战我完全无法释然，而且晚上又整夜整夜地失眠，只能靠安眠药促眠。
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心理压力如此巨大，这对我自己而言是前所未有的。等到后来演出圆满成功，我终于如释重负，精神自然也好了。就这样，继在上海成功举办首站个人演唱会之后，我对自己接下来的苏州、南京等地的专场也就相对放松了，压力也更小了。

带病演出

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终生难忘的则是在台北的那次演唱会。台北方面为演唱会大力宣传；此外我也安排了一些专访和宣传活动。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的体能上疲惫不堪。台湾的演唱会安排在晚上举行，可就在当天早晨，我却39度的高烧持续不退，当然嗓子没哑，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我感觉这下完了，一切准备都前功尽弃了，这样的身体状况绝对不可能胜任当天的演出啊，急得我当时躺在床上就默默地哭了。幸运的是，一位好心的台湾朋友为我火速联系了私人专家特诊。量了体温后，医生说还是顺其自然痊愈的好，而且台湾一般也不使用退烧药。但为了晚上的演出，我请求医生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让我退烧，后来他就给我打吊针。药效还是很明显的，大约从上午10点半一直挂到下午3点半。打完吊针回到宾馆，我感觉浑身疲软，很想睡一觉。但其他演员们都已经往剧场出发，去吃饭、化妆、做演出前的准备了。于是我只能泡了个澡，稍憩片刻便赶了过去。虽然热度给压了下去，但我仍旧无精打采、提不起劲儿来。当时贾馨园小姐问我是否需要事先和观众打个招呼，我说不用了，我想我能坚持。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我拖着病体上台，一定会为我担心的。一个合格的演员，即使生着病，一旦上台演出就必须将一种信心百倍、神采奕奕的精神面貌，把自己最好、最光鲜、最靓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这是一项最基本的职业要求。

当天晚上我一上台，看见台下那么多前来捧场的观众、朋友，我这精神就立刻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这股劲儿，我当即就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坚持下来。当然，那天的演出，可以说，我平素积累的说唱技巧的运用绝对多于自身的体能，每一个关键的地方我都小心谨慎而又平稳自然地度过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根本不允许我仅靠精力去拼。就这样，没有了心理负担，当天演出我反倒比之前上海、苏州几场演唱会更放松了，而现场效果竟也出奇的好。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么奇特，人的拼搏精神往往是被客观条件和周边环境给逼出来的。而且我觉得，表演时吊足了精神效果反倒可能出不来，演出场面过于火热，情绪过于亢奋，这些往往容易影响正常水平的发挥；而毫无杂念、完全放松，如入无人之境，这恰恰是演员的最佳表演状态。

光鲜的背后是艰辛

很多人觉得演员很风光、很耀眼，其实演员这个行当恰恰是残酷而痛苦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最清楚。记得我刚从评弹学校毕业那会儿，有一次和我父亲在上海合作长篇时甚至在书台上晕倒过。那次，我母亲正好有事就没有跟随我们出码头。由于场方给我们安排的宿舍出了点安全问题，我们父女俩就只能在一个多人合住的招待所临时将就搭铺，那一晚休息得很不好。我从小就患有先天性心动过速，再加上缺乏休息、体质下降导致的高烧，次日早晨起来，我在预习演出功课时就觉得不对劲了，晕晕乎乎的，但父亲并没有注意到。开演时书场内观众爆满，在观众席的尽头，有一面大镜子正对着我。我一个开篇《新木兰辞》唱下来，在父亲说表的当口，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镜子里面一袭白色碎花旗袍的自己的映像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了一个白点。我当时完全无法自控了，好像忘了自己是在台上，就感觉好困、好累，接着向后慢慢仰面栽了下去，就不省人事了，幸好父亲及时扶住了我。后来醒来时，从父亲和那些好心观众关切焦急的眼神和话语中，我这才知道自己方才是晕厥过去了。虽然身体还没有恢复，但为了不影响演出质量，短暂休息后，我又带病上台继续演出了，当时的掌声如雷鸣一般。等演出结束，我回到后台卸妆完毕，发现自己的嘴唇仍然是发紫的。由于这种心脏病最忌讳的就是身体过度疲劳和情绪剧烈波动，而我的职业注定就包涵着这两种因素，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胜任演员这份工作，我下定决心要动手术。幸运的是，术后病情已有了很大的改观。

我觉得，取得成功不仅要敢于创新，更要具备吃苦耐劳、反复磨练的坚忍毅力和忘我付出、勇于拼搏的牺牲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是最聪明的，但我绝对是极为刻苦的。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倔强的钻劲，为了磨练艺术，我甚至可以废寝忘食。也正是这样一种爱和自己较劲的性格支撑着我走到今天。（本文节选自盛小云、孙伊婷《盛世流云传佳音——盛小云访谈录》一文）

本文转载自《繁荣》2014.8.25总第146期A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