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志(1901—1978），小名荣生，学名燮贤，艺名韵芝、云志，江苏吴县(今苏州）人。14岁师从夏莲生，学唱《三笑》，在光裕社出道。16岁起登台演唱，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23岁创始“徐调”。1926年起长期在上海演出，他的开篇及唱段曾由上海百代公司灌制成唱片，成为著名的弹词三响档之一。建国后回苏州，1956年参加苏州市评弹实验工作团。曾任民盟苏州市委委员、江苏省政协第四届委员、苏州市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苏州市文联委员、江苏省曲艺研究会副会长等。所创“徐调”成为现代苏州弹词主要流派唱腔之一。“徐调”高弹高唱，节奏舒展缓和，旋律悠扬起伏，高声柔绵婉转，小腔圆润似珠，拖腔长而幽雅，既可叙事，又可抒情，人们称之为“糯米腔”、“迷魂腔”。后来又发展出“长长腔”、“短腔”、“长短腔”、“短短腔”等多种唱腔，丰富了弹词唱腔的表现力。特别是他用说、噱、谈、唱等手段来塑造祝枝山这一角色，被誉为“活祝枝山”。其传人有严雪亭、邢瑞亭、王鹰等20余人。（来源：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没事听听评弹，喜欢范林元先生的唱段。我听范先生的评弹，最早是《笑中缘》，只顾聆听却不注意弹唱者是谁，只感觉着旋律的优美、词句的雅致。这个开篇获得了全国广播电视戏歌邀请赛铜奖，可见听众的认可度。百度上有范林元的资料：“原上海评弹团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艺术家联合会副秘书长。师承孙珏亭，是徐云志老先生的再传弟子。”
关于范先生的特色，百度里这么说：“天赋佳嗓，所唱徐调高亢嘹亮，抑扬有致，张弛得当。”“天赋佳嗓”，说明不是练出来的而是生出来的好嗓子。“高亢嘹亮，抑扬有致，张弛得当”，大概就是尖音不破，低音可辨。范林元先生的调门如女是男，好处就在声调高低轻重的拿捏。男人唱出雄浑，是实力。如果还能唱出女人的柔美，那就是非一般的实力了。
前些时候买了一些关于评弹方面的书，多数都与徐云志先生有关，有回忆录、谈艺录、评传录、大戏考、音乐集、曲目集、纪念集。
《苏州近现代名人及遗迹》《评弹文化词典》《苏州文化手册》等资料上有徐云志较为详细的介绍。
“徐云志（1901～1978年），小名荣生，学名燮贤，艺名韵芝，后改名云志，苏州人。生于苏州大太平巷，7岁入私塾读书，11岁迁居曹胡徐巷棉花弄，14岁休学。因受周围环境影响，爱唱山歌、听评弹。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谢品泉、谢少泉叔侄档的弹词《三笑》，一心想向他们学习，但因家境贫寒拿不出拜师金，只好作罢。民国3年（1914年），家中终于举债让他拜响档夏莲生为师。在夏莲生的八个学生中，徐云志排行第六，取名韵芝。师兄中有丁韵泉、刘天韵等。他开始学唱《三笑》，由夏莲生带他在光裕社出道。”
“习《三笑》两年后离师单档演出于江浙一带。20年代初，他凭借嗓音好、音域宽的条件，在‘小阳调’、‘俞调’基础上吸收京剧露兰春唱腔和小贩叫卖声等，创造新腔，并在演出中逐步受听众欢迎，被称为‘徐调’。”
“不断创新，逐步在说、噱、弹、唱诸方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风格。他的。‘说’和蔼可亲，尤其是他所塑造的祝枝山、大踱、二刁等角色更为逼真。”
“‘徐调’唱腔用钢丝弦伴奏，演唱时真假嗓并用，清脆悦耳，徐缓悠扬，拖腔委婉起伏，别具韵味，被人们称为‘糯米腔’。”
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所在徐云志去世十年时编印过一本《徐云志流派艺术研讨会资料汇编》的油印本，厚厚的一本书里，全都是对老先生的赞誉。后人纪念先辈，总不外乎赞美、粉饰，这是一种常态。能够开创一种唱腔，形成一个评弹流派，的是了不起。我看到除了老先生的四大弟子——“四只亭柱”的纪念文章，还有一篇范林元先生与人合写的文章，文字一般，也比较短。
苏州学者黄恽先生写过两篇文章专谈徐云志先生的旧掌故——《徐云志被掷粪》与《徐云志被掷粪（续）》。黄恽先生说：“徐云志居然也谈到自己被人掷粪的事，发生的地点却在上海，看来他被人掷粪的经历不是一次，或有很多次吧，对此他也并不避讳。那么，他在苏州南新桥被人掷粪的事，想必也为他所乐谈，不过写该文时，他一时未能想到吧。”徐云志先生在解放后写过不少文章，这次“被掷粪事件”收录在油印本《老艺人回忆录》（苏州市评弹研究室编印）中。
徐云志回忆道，自己二十二岁创出徐调，之后便在吴江等地跑码头讨生活。抗战前期去到上海，以说书谋生。到了太平洋战争后，徐被逼去敌伪的“大上海”电台播唱，可他不愿意去就回到了苏州。他在上海的时候得罪了一个叫做俞少亭的流氓，缘由是向他“借”五十大洋（实际上是敲诈），徐只给了十块钱，导致俞大为不满，怀恨在心。等徐回到苏州时，俞正好在苏州的伪警察局做“小汉奸”。某一天在新阊第一楼演出，乘坐人力车到南新桥，一群流氓把他拉下车，一顿老拳，徐大声呼喊，警察不管。这时候俞少亭和他的手下出现了，拉住衣服问徐认不认识他。随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袋马粪从头倒下来。衣服被扯破，全身都是马粪，于是返回住所，请来医生，贴了一身膏药。
很明显流氓和警察是一伙的，1940年2月《苏州新报》上的描述与徐先生的自述不同，除了当下新闻与回忆录的误差之外，站立的角度不同，偏差在所难免。切身感受与道听途说自然无法相比，旁观者了解更多的信息，可能写出了自述中不可能写的内容。所以自述可靠，记者的描述同样可以参考。报纸里的余某是俞少亭，大概是报纸记者的刻意手笔。徐先生遭受这样的侮辱好多次，实属少见。最终“经胡、王、杨诸人出而排解，即告解决”，徐云志先生继续着他的《三笑》发噱。
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被掷粪也不是他一个人才有的事。1941年1月21日，“全沪越国红星十班大会串”上海浙东大戏院举行。是日，有“越剧皇后”之称的姚水娟演毕步出戏院，突遭歹徒投掷粪汁。1946年8月27日，雪声剧团袁雪芬乘坐黄包车外出，遭人抛粪，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响。袁雪芬回忆说：“那天我乘着黄包车从家里出来，去苏联电台做播音，粪包从头上兜下来后，我马上叫‘抓人’。旁边有警察在场，但他无动于衷，证明是被买通了的。” 1947年10月9日的《铁报》上有一篇横云阁主（即评弹评论家张健帆）的文章：《魏含英赴苏认冤家》，同样是评弹艺人受侮辱被掷粪。对于此事，上海评弹研究会向苏州的评弹研究会做了交涉，维护了艺人的人身安全和声誉。
那个时代的说书人，包括其他戏曲艺人，当红可以赚大钱，可是没有地位，有钱没地位，自然身处下风。正如黄先生说的：“贵家子弟好吊女弹词家的膀子，男弹词家则往往会与贵家太太、小姐、姬妾眉来眼去，弄出很多不尴不尬的事来。”无论如何，掷粪这样的丑陋行为值得批判，在如今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里早已声销迹灭。后人在聆听前人开创的曼妙曲调时，好像在大船上看着波涛汹涌，我们就在这一浪又一浪的潮水里成为了后人的前人和故事。
原载《苏州杂志》2019年第一期
何文斌， 珠宝鉴定师，文学爱好者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