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腔《法门寺》的衍变与发展

一《法门寺》的由来及其版本

秦腔传统戏《法门寺》是明代中叶武宗正德初年，发生在陕西眉县一段真实感人的故事。描写公子傅朋与农家姑娘孙玉姣相恋引起的一桩人命奇案。侠女宋巧姣冒死告状，结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内。现在人们去法门寺游览还会看到大佛殿前有一块中心微微凹下的石头，传说这就是剧中人物宋巧姣告御状时双膝长跪的遗迹，被称为“巧姣跪石”。

古人云：“今只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传，必凭诸史。”又云：“庸史纪事，良史诛意。”《法门寺》虽属剧本，却尽到了“庸史”与“良史”的双重职责。既“纪事”又未“穷之于笔”；既“诛意”又未“尽之于言”。从而发“心之精微”，抒“神之情性”，以“有补于世”。因之，二百余年来在全国广为流传，久演不衰，且被一些执法办案人员引为“史镜”。
一九六O年陕西省文化局编印《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同州梆子》（第一集）时，在编印《法门寺》剧本前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这个抄存本系清道光元年老本，距今已一百四十多年。主旨在揭露明代阉宦专权的气焰，与现在流行的歌颂刘瑾的本子不同，剧中人物名字多音同字不同，特别是太君是刘瑾的母亲，而不是太后。刘瑾称太尉，不称九千岁、御儿干殿下。台词较质朴，语言亦精练，人物性格也刻划得突出。角色方面如赵琏（廉）用正末，宋国石（士）用外，傅母用贴旦，刘公道用副净，刘彪用丑，刘瑾脸谱用白净（用红净是升平署改的）都保持了 ‘西梆’剧目的原有面目。”

从这段说明文字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①早期剧目及其基本面目；②早期剧目的主旨；③稍后剧目的几处谬误及其衍变。

“文章草草皆千古”。然，“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法门寺》自刻梓以来，历时一百八十年有余，其间几经重定、删节、修改，据今仅见之早期刻梓本（早于清道光元年同州梆子手抄本），其名曰《双玉镯》（裕兴堂发行，龙威阁发兑），亦名《宋巧娇告状》、《法门寺降香》；最早抄本为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同州梆子手抄本《法门寺》，亦名《宋巧娇告御状》、《双娇奇缘》、《双玉镯》；之后有王绍猷改编之《法门寺》；刘兴汉口述之西府秦腔《法门寺》手抄本；陕西省文化局编印的《陕西省传统剧目汇编.同州梆子<法门寺>》本；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姜炳泰改编之《法门寺》本及京剧、桂剧、北方各梆子剧种流行之《法门寺》本。

从秦腔《法门寺》这许多版本来看，其故事的基本情节大致相同，只是由于时代变迁的缘故，那许多的改编者在民间传说及前人剧作架构的基础上，经过艰辛的淘选、取弃、增舍和机配，给观众以“披文”“入情”的新径，去体察剧中人物所传递出的不同时代的世风、人情。

《法门寺》剧本名称如此之多，其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改编者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出发，突出其各自的阐发主旨，因而另著其名；二是不同的演出者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不断更换名称，致使该剧名增多。不论《法门寺》剧本名称有多少，从我们仅见的《法门寺》剧目看，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距之生活原型较近者；初步艺术加工者；进一步艺术加工者。我们将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梓刻本、道光元年的抄本和一九五四年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炳泰本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门寺》从早期梓本到现在的流行本，其中饱含着剧作者的艰辛血汗，也看到了《法门寺》衍变发展的潜在脉络。

二情节的衍变与发展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法门寺》正是这样，因时变境迁，随着人们道德观念的不断转换，人生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而累累有新的面貌出现。“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发新意”。从前面列举的几个版本来看，它们都是这样，体变迁贸，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既继承又不断扬弃，还萌发新意，发展前进。

1、主旨的发展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即今日所谓的立意、主旨。《法门寺》的主脑是什么呢？它自成剧本至今，流传了一百八十余年，其间经历了三个大的时代，众多文人改编。由于各个时代精神和改编者主体意识的不同，因之也“情致”各个版本的主旨有所差异。从所选的三个代表本来看，早期的梓本主要唱出了县官赵廉人臣的苦衷，“自幼儿读诗书心血用尽，受尽了寒窗苦才入黉门”。结果一时疏忽，错断一案，惹恼千岁（刘瑾），限三日重新审明，否则便会“听参掩门”，甚或“找你那颗人头来见”。于是替赵廉感叹道：“劝世人休读书耕种为本，你看我七品官不如黎民。”表现出对赵廉的同情。同时，梓本也透出对阉宦不满的讯息：“刘瑾贼他专权霸占朝政”，“素行挟势凌人”。

道光元年的抄本，是在梓本基础之上，进行了初步的艺术加工。艺术加工后的《法门寺》主旨有没有发展呢？编印《<法门寺>说明》云：“主旨在揭露明代阉宦专权的气焰。”确实如此，艺术加工后的《法门寺》，揭露和抨击阉宦专权气焰的主旨愈加明显和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傅朋母子对刘瑾的不满，宋国士劝巧姣别去告状所表现出的对刘瑾的惧怕及赵廉对刘瑾的畏惧。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刘瑾的自我表白中，如：“世间似我甚稀少，那个见了不心跳。

手掌大权定招讨，呼兄唤弟（与皇帝）披蟒袍。呼王道寡心弗满，立地只想步云霄。”“内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执掌生杀大权，满朝文武在我掌握，随我者存，逆我者亡。”“心中无有圣上，目中焉有咱家。（对赵廉）我这是跟你闹着玩哪！”
从这目空一切、气势凌人的几句话中，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刘瑾号为“八虎”、“瑾尤狡狠”的炽烈气焰。

《法门寺》作于清中叶，它利用剧中人物语言和礼节的变化，使得自己的主旨更贴近时代，借明代事件为清代现实服务，达到“以古喻今”的目的。一些手抄本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贾桂：咋。咱们爷这个脸露的不小。
刘瑾：咱爷们这笏部可够瞧了吧。
贾桂：本来够瞧的。
刘瑾：太后老佛爷要上法门寺拈香，銮驾备齐了没有？
贾桂：齐备多时。
刘瑾：候着。待咱家请驾。
贾桂：咋。
刘瑾：得啦，别磕啦！哈哈哈！说是县太爷！桂儿呀！你看他们三人打扮起来好象一堂供花似的！

象这样的台词和礼节几乎都是清宫的模式。我们若不受《法门寺》故事产生的时代制约，将刘瑾换为李连英有何不可呢！《法门寺》于是贴近时代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通过对梓本“起解”一场中“悔路”一段的删节，达到削弱同情赵廉的趋向。 全国解放后，由于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根本的转变，姜炳泰在这个时期改编的《法门寺》，一方面保留了原本的主旨，告诫当代的“赵廉”，切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制造冤案冤狱；一方面他又另辟蹊径，“萌发新意”。正如改编者在《试改<法门寺>的说明》中所说的：“人们喜爱那个天真纯洁的拾玉镯的小姑娘孙玉姣。更称赞那个冒死告御状的宋巧姣英勇反抗的性格。”姜本通过这两个小姑娘形象，为观众传播着新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法门寺》就是这样随着时代的推移，其主旨立意在改编者的笔下得到多次发展和光大。

2、情节的衍变

谋篇构架，部署枝叶，皆依“主脑”而定。由于《法门寺》各个版本的“主脑”或隐或显，都有所不同，所以其情节的或增或减及布局便随之有了区别。以仅见的早期梓本来说，其主旨立意主要在于“纪事”和同情赵廉而为之解脱，故情节和人物都接近生活事件的原始面貌。剧本架构也呈现出自然松散的态势。剧本抽毫开篇之始，便是傅朋自报家门的一个突如其来的细节。有头无尾，锲入于“借米”一场之首，却与“借米”的情节毫无牵连，对全剧矛盾冲突的推进和发展也毫无关系。作剧须“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因枝振叶”，须“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斗”。梓本分明没有这样做。而且犯了“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的作剧大忌。这显然是“照搬”生活原型的雏形剧本了；关于这一细节，抄本将其从梓本的“借米”的一场中析离出来，生发出“赐镯”一场，为全剧的发展设下了伏线和悬念；姜本则将其舍去，仅在“拾镯”一场以“那日我母与我玉镯一只，命我自选佳妻”一句道白带过，使之集中精练。这样或“生发”，或“舍去”，都是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也较之更合情理。 再如宋巧姣与宋兴儿关系的处理。梓本为兄妹，梓本之后的版本，均为姐弟。这虽然仅是“兄”与“弟”的一字之改，却表现出艺术加工的墨迹和改编者的良苦用心。就剧情而言，将兄改为弟，缩小了宋兴儿的年龄，使其成为年仅十三、四岁的“放羊娃”。这样，他哪里有胆识和力量，一夜之间做出“一刀伤二命”和“盗物逃走”之事呢？这一改，杜绝了兴儿作案的思路，更能有力地暴露县官赵廉的“学疏才浅”及其无能；就人情来说，突出了宋巧姣姊代母职，抚育同胞兄弟长大的姐弟之情，增强了宋巧姣要为弟弟鸣冤而冒死去告御状的内动力。

“起解”一场的处理，各版本的区别也较大。梓本将其作为重场戏之一来写，尤其是“悔路”一大段唱，对赵廉的心理活动揭示得可谓文入机理，曲尽其妙。不仅表现出作者的爱恋之意，也打动了观众的同情之心；抄本保留了“起解”一场而删去了“悔路”一段唱，使其成为联结前后场的一节“关目”而已；姜本则采取了与以前各版本截然不同的手法，即将“起解”一场全部删节。

“起解”这场戏该不该删去，“悔路”这段唱需要不需要保留？从戏剧情节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起解”这场戏实际是过场戏，它对推动戏剧冲突并未产生任何作用，所以删去是合理的。至于“悔路”这段唱，由于它位于“起解”这一场中，必然地要随着“起解”的删去而删去。只就“悔路”这段唱的安排来说，正好在戏剧高潮过后，面临“大收煞”之时。戏剧发展到此时，可贵处“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趋”。赵廉回忆走过的坎坷历程、抒发郁郁心怀的这一大唱段，显然有画蛇添足之嫌。从观众的审美心理来说，他们坐在舞台下，看着戏剧情节的进展，到“起解”这一场，各类冤事大白，各种人物面貌全现。此时，他们急需要欣赏的是“团圆之趣”——公公刘瑾如何判决孙家庄一刀伤二命的大案：杀人者的下场；冒死告御状者的结果；风流儒雅的公子傅朋能不能求得美貌娇娘孙玉姣婚配。至于学疏才浅而又自以为是的县官赵廉的自我表白和追悔，已被急于欣赏“团圆之趣”的心理所取代。因之，紧紧抓住观众心理，尽快提供一个能够满足他们审美欲望的“乐趣”，使之稳坐台下是十分有必要的。由此看来，改编者删去赵廉“悔路”一段唱，既符合观众审美心理要求，又可以表现出改编者对赵廉这个人物的爱憎，所以说也是合理的。

然而，秦腔作为我国古老的梆子腔剧种之一，流传几百年，覆盖我国西北、西南诸省，饱含着多层次的观众。在这广大的区间里，它那“调入正宫，音协黄钟”，“洋洋盈耳，激流波，绕梁尘，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风云为之变色，星辰为之失度”的本腔本调、直起直落的唱腔，便有慑魂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个中老层次的观众。又培养着一个中老层次观众的欣赏习惯，即喜听大板“乱弹”。为了满足这一中老层次观众的欣赏习惯，使他们得到娱悦，将“起解”这一场与“悔路”这段唱保留下来，也无不可。

2、结构的集中精练

清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记.结构第一》中写道：“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澹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这是说结构在一剧中的重要地位。但作剧结构又变幻无常，“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淘金选玉者”总觉糠秕在前，不免对其取长弃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从违。从前边《法门寺》几个版本回目比较来看，自梓本到抄本再到姜本，后者总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淘有选，有取有弃，根据自己剧本所要表现的主旨，然后应弦遣声，赴节投袂，因宜适变，剪碎奏成。《法门寺》各个版本的改编者，就是如此看重组织结构的。“拾镯”一场的改写，抄本将梓本中傅朋自报家门的突如其来的情节生发为一场“赐镯”，使得《法门寺》主线、“拾镯”一场成为有源有流之水，潺潺而来，涛涛泄去。到了姜本，则舍去“赐镯”一场戏，而于“拾镯”一场中以一句道白带过，并将梓本中“赠鞋”一回——抄本“诓鞋”中的赠鞋情节——合并该场，予以合情处理，以获得预期的舞台效果。姜本这样处理，更显得情节精练集中。

“出狱”一场改写。抄本将梓本的“赠金”“谢恩”合写为一场“拜母”，但其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未有大的去舍与改动。姜本则在梓本“赠金”一场中，吸取了其中的有用的细节，改写为“出狱”一场。这样，不仅舍去了无关戏剧发展的人物、情节，使结构进一步集中精练，更重要的是这一重新处理，改变了“拜母”中宋国士那种“受宠若惊”、宋巧姣那种被人收为儿媳而满怀喜悦的庸俗难奈的精神面貌，抛弃了前本所宣扬的“双姣配一朋”的封建糟粕，增强了宋巧姣为“骨肉之情”而冒死告御状的正义性。重新裁配。三个版本结构的不断艺术加工，除前边写到的两场改写外，其余各场，三个版本“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均有所重新裁剪，因宜适变，随势机配。如抄本的“诓鞋”即是梓本的“赠鞋”和“焚鞋”裁剪机配而成；姜本又将其压缩成仅仅有三百字一个人物的独场戏。再如抄本的“监会”是由梓本的“审冤”和“面订”合二而一；而姜本则将抄本的“监会”一分为二成“逼供”和“窃供”两场。诸如此类，不论抄本、姜本，都是在前人本的基础上作了或大或小的改动、艺术加工而成功的。正是这一百八十余年来所进行的不断地艺术加工、改编，才使《法门寺》的结构逐渐集中精练，入情入理，久演不衰，深入人心。

从〈法门寺〉这三个版本的比较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凡艺术加工愈大的剧本，即距生活事件原貌愈远。

三目前流行的《法门寺》及其折戏《拾玉镯》

《法门寺》的姜炳泰改编本，不论是其主旨或是艺术追求，可以说是目前较完善的流行本。

秦腔《拾玉镯》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