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易俗社的血色记忆

在日军入侵，国难当头的1937年底，西安易俗社在北京、西安连续上演了《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宣扬抗敌爱国的优秀秦腔剧作，却遭到日寇及汉奸的疯狂报复。空袭古城的日军飞机，在汉奸的信号弹“引导”下，将多颗炸弹“定向”投到易俗社。剧场屋顶被炸翻，剧社5名职工及家属不幸遇难！

6月23日，西安市区热浪袭人。

为寻访亲历抗战的陕西人，记者来到西安易俗社一家属院。今年79岁的原易俗社副社长雷震中先生，向记者谈起60多年前易俗社的那一段抗日的烽火岁月时，仍难抑心中的激动：国难当头之时，易俗社所有演职人员，在进步人士、戏剧家高培支、封至模等先生带领下，团结一心，以舞台为阵地，以戏剧为刀枪，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忠报国”抗日大戏，在唤起民众，团结抗战中树起了一面鲜艳旗帜！

正逢国难当头时 组织抗日巡演忙

11岁时，雷震中从蓝田农村考入西安易俗社11期学员班。不久，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火很快蔓延到西北。在之后的岁月里，对于十多岁的雷震中来说，耳闻和亲历剧社前辈们抗日演出活动，成为他一生难忘的记忆。

1937年6月初，西安易俗社收到驻扎在华北的宋哲元将军劳军演出电邀。6月6日，在副社长耿古澄和教务主任封至模带领下，立即组织了规模较大的甲乙班联合演出大队，起程赶往北平，为当时的二十九军驻苑平、南苑、西苑、北苑以及中山公园、长安戏院、怀仁堂的阵地，举行慰军演出。

“这是易俗社第二次组织演出队，为抗日进行慰军演出了。”

雷震中说：“在此之前的5年前，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为稳定军心，宣传抗日，易俗社副社长耿古澄等就曾组织了百名演职人员，先后历时近一年，奔波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及北平等四省一市，行程数万里，赶排演出了《颐和园》《打倒日本化》等一系列描写国人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宣传抗日等内容的秦腔剧目，受到各地抗日官兵的热烈欢迎。同时，这些演出，也发挥了安定军心，激励抗日士气的作用。”

这次进京慰军，所演的戏目内容更加贴近团结一心、抵御外族入侵的主题。剧社演出队赶排了由封至模改编、反映南宋将帅岳飞、韩世忠抗击金兵的大型前后本历史剧目《山河破碎》《还我河山》，宣传和弘扬抗日爱国精神。“当时演出时，在驻军中引起极大轰动。当演员唱到‘还我河山’时，台上台下一起高喊‘还我河山’！群情高涨，声浪如潮，演出场面令人无不动容！”

雷震中说，这次演出震动了京、津各界，更受到北平媒体的高度评赞。当时的《全民报》这样评论说：“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庸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见容……此剧（指易俗社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的觉悟，振聋发聩，立儒警顽，实对现实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

随后，各路媒体相继来访，易俗社在北平引起轰动。

《全民报》又在6月30日刊登文章，特意转录陕西诗人闲云在观看《还我河山》一剧后所写的抒情诗。其中最后一首写道：“兴亡遗恨付清波，寄意弦歌感慨多，错采镂金凭妙笔，起哀振懦费吟哦。”

民族气节大鼓舞 抗敌之声更激扬

在此抗战将要爆发之际，易俗社的演出，自然引起那些投敌叛国分子及汉奸的极大不满。他们利用一些帮闲文人，也在媒体上写文章，把易俗社的演出诬惑为“蛊感人心，野声刺耳”。

对此，封至模先生针锋相对，在《京报》发表文章，介绍自己改编《山河破碎》《还我河山》两本戏的写作意图。他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戏剧是大众意识的表征，在家破国亡的时候，是冲锋破敌的际节。惟一的希望是，不要把它当做过时的历史看，一个国家或—个民族到了被外族侵略，国将不国的时候，总有几个或大或小的汉奸，媚外卖国，为人奴役，或将国土拱手送人。宋时李纲一力主战而被谪，岳飞以恢复自任而被害，韩世忠、梁红玉功勋盖世而至隐退，观此而不扼腕而叹……再回观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否与南北宋相若？！我们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破碎了！还我河山吧！”

北平演出20多天后，局势已非常危急，这时有不少好心朋友规劝封至模，尽快率演出人员返回西安。但封至模先生始终镇静自若，积极组织大家认真演好每场戏。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夕，他才与耿古澄副社长率领全体演出人员返陕。“当演出队乘坐返回西安的火车途经卢沟桥时，有人不经意间探头向车窗外瞄了一眼，吃惊地发现荷枪实弹的日军，正伏于桥桩两侧。返回西安不久，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抗击日寇的战争也终于全面爆发。”

雷震中感慨地说，易俗社这次赴北平演出时间虽然只有20多天，但却在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以秦腔戏剧的特殊形式，以宣传抗日的特殊意义，而永载易俗社及秦腔东征的光辉史册中。

宣传抗日遭报复 剧场被炸五人亡

易俗社演出队回到西安后，受到剧社上下的欢迎。随后，易俗社继续在剧场上演了《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等剧目，在西安掀起了抗日宣传的又一次高潮。

易俗社的抗日宣传，又引起了日寇在西安的汉奸和密探的密切注意，因此又成为日寇在西安的一个“眼中钉”。

“1937年年底，日寇开始空袭西安城。在一次空袭中，对易俗社宣传抗日心怀嫉恨的汉奸，躲在角落里，偷偷向空中日寇的‘红头飞机’，发射了红绿信号弹。在其示意下，日寇的炸弹非常‘定向’地落在了易俗社剧场和演员宿舍。剧场和宿舍的屋顶顿时被炸弹掀翻，剧场几乎被摧毁，到处一片狼藉。幸好当时没有演出，宿舍的大多数演员们也正在防空洞中躲避。因此没有太大伤亡。但不幸的是，剧社化装师何先生一家大小4口，被日寇炸弹炸倒的围墙所埋而毙命。另有一名职工被炸死，事后清理时，易俗社在汉奸出卖和示意下遭轰炸报复，先后共有5人遭到厄运。这是日寇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易俗社全体演职人员丝毫没有畏惧和退缩。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送葬了轰炸中遇难的员工后，在社长高培支领导下，又投入到紧张的抗日救亡宣传中。“剧场被炸毁，西安市内人心很乱。剧社决定排戏不停，抗日宣传不停。因此，剧社每天给我们发10个馍背上，来到城外的南郊观音庙村（现文艺路附近）的防空洞里，继续排练了一批新编的抗日剧目。在此国难当头时，易俗社一些新老知识分子更是心忧国难，创作情绪被极大激发。此时，尽管环境非常艰难，但他们却接连创作了许多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本，其中有冯杰三的《投笔从戎》郝心田的《平民革命》等。尤其以樊仰山的《长江会战》《血战永济》《湘北大捷》《民族魂》《牧童艳遇》等最为有名，被称为抗战五部曲。”

雷震中告诉记者：“樊仰山先生生前曾对我说，‘我编的《抗战五部曲》（合订本）上有熊斌、于右任、丁玲、邵力子等人的题字作序，第一版印刷5000册，不日被抢购一空，第二版印了1.5万册，第三版3万册，均很快销售一空。后又加印，也被卖光。剧本如此受欢迎，这并不是说剧本写得好，而是坚决要求抗日的激情，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记得当时，西安的许多老百姓，就是拿着剧本看戏，有的还边看边唱，反映非常热烈。”

除了用西北人民喜欢的秦腔戏剧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外，在1937年，易俗社的演员王秉中、王天民、耿善民等还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号召西安戏曲界组织义演，走上街头，鼓舞民众捐献抗日。“他们在街上，为西安民众教抗日歌曲，抒爱国之情，尽抗战后援的匹夫之责。后来这个组织被扩大为全西安戏曲电影界同业工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为抗日战争尽到了爱国救亡之民族热忱。”

协助战地服务团 配合演戏赠剧装

西安事变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告成，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酝酿成立战地记者团和战地剧团到前线去宣传演出。1937年7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著名作家丁玲任主任，成员大都是抗大的学生。

1938年3月初，战地服务团奉命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西安抗敌救援会的协助下，住在莲湖公园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演出地点特意选定在易俗社内。

“在交涉租借易俗社剧场演出时，时任社长的高培支由于对战地服务团了解不多，因此先答应收取少量的租费。但当看到服务团的同志们，积极上街张贴抗日标语和宣传抗日的戏报，演戏时又座无虚席，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高社长因此颇受感动。尤其是看到服务团在开场演出时，除演员、乐队外，领导和其他人员都参加服务工作，如检票、对号、打杂全包下来。这一切，使高培支对服务团的认识起了根本变化。他在易俗社的社员集会上，多次要求大家以服务团为‘梨园楷模’，学习他们的吃苦精神。并经常对易俗社其他同人感慨地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军队！’随后，易俗社演员与战地服务团演员们很快打成一片。演出期间，易俗社演员们与战地服务团配合默契，并积极帮助排练、化装、赠戏衣和饰演配角。服务团演秦腔时，有的演员生了病，易俗社演员肖国华立即顶替上演。临别时，高培支果断决定，免收服务团应交的700元场租费。后来当服务团离开西安时，易俗社还特意送给了战地服务团全套生、旦、净、丑行头，资助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听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套完整的秦腔行头。1985年，丁玲来西安时，还特别惦记着高培支和易俗社，并专程来到易俗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当年的舞台。”

解放后，先在易俗社做演员后担任副社长的雷震中，将易俗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血色记忆”，先后进行了详尽的收集和整理，并在有关史料上作了记载。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面对记者的采访，老人颇为感慨地说：“抗日战争期间，易俗社前辈们，在国难当头时，毫不畏惧，纷纷挺身而出，为国担忧，用戏剧唤醒民众，积极宣传抗日，尽了一个匹夫应尽之责，他们的精神永存于世！同时，他们的慷慨义举，也为这家百年老社，奠定了一个辉煌的光荣传统，成为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今天复兴秦腔，繁荣文艺的最大动力。”

向记者介绍易俗社抗日宣传的雷震中老人。

1938年，遭日军轰炸而坍塌的易俗社原剧场。（资料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