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玲艺术生涯50年

我的秦腔艺术生涯五十年

王晓玲口述 化愚 整理

我祖籍河南开封，1933年出生在甘肃临洮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因我家住在一座戏园子附近，常接触到戏曲演员，从小就受到戏曲熏陶，特别喜爱秦腔。每当我听到那些旦角演员唱着“哪呀啊哈……”那拖长了的秦腔，就好像有点心醉，会不由自主地哼起来秦腔的调子。

7岁那年，我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了，但看到唱戏的都还穿戴得花枝招展，想到她们一定有钱，给我朦胧幼稚的心灵蒙上了想学戏的色彩。我想也去当演员糊口，于是向妈提出。我说：“妈呀!让我跟那些唱戏的阿姨走吧!我要唱戏挣钱养活你。”妈听我这样一说，迟疑了一下，似乎不相信我这样小的年龄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对我说：“学唱戏那可是当‘戏子’呀，是低人一等的，再说妈也不放心你这小小年纪就跟人家走。”她嘴里是这样说，心里却也动了，她想与其让孩子在家挨俄，倒不如故出去闯一下。她想答应我的要求，但转念想到戏班子里的班主都心狠手辣，怕我吃不了学戏的苦，仍在犹豫。而我想当演员是打定了主意的，就同她死磨硬缠，她终于松了口，答应找机会同班主说说先试一下。

事有凑巧，该我当演员。不久，临洮城里又来了一个新戏班子，里边有儿童演员，不长时间，我就同她们混熟了。有一天，她们要我去看戏，怕带不进戏园子，叫我买张票。我向妈要钱，妈不高兴了。她说：“看你这娃，家里买粮都没钱，那有钱让你看戏!不成。”那次，我没有就此罢休，我偷偷跑到戏园子边把戏台围布撕开个洞，从窟窿眼里往戏台上瞅，我要观察一下小演员们是怎样演出的。未想到，这下却闯了祸，戏园子班主发现我在愉看他们的戏，且把围布搞烂了，他不分青红皂白，跳下戏台就打了我一拳，把我打得嘴真流出了血，并且拉我找家人去，说是一定得赔偿。这时，幸好有个岁数大些的演员出来劝说，班主才把我放了。我回到家里，妈见我受了伤，听我说了情由，拉起我就去找班主讲理。谁知，我妈刚说完我是因为想当演员才偷看戏，班主却转怒为笑说：“正好我这儿缺小女孩当演员哩，我收下！” 真是不打不成交．我竞这样进了戏园子。

那戏班叫“福胜社”。那年是1939年，按足龄说，我是6岁。我是女的，唱戏当然是旦角，但班主却把我交给了两位男老师，一个叫曹福成，一个叫朱训俗，我便拜了他们二位为师。我在社里，年龄是最小的，老师却不管多大，对我要求比对大人都严，尤其是冬天“喊嗓”，那真是苦不堪盲。每当人们都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乡的时候，我却要早早爬起来，约摸是凌晨的四五点，就得跑到河边上去练嗓门。那练法不是一般喊叫几声，而是要带一把小铁锤，找冰层最厚的地方，两腿蹲下去砸开一个小冰窟窿，然后双胶跪在冰面上，用两手掌撑着身子，用嘴对着冰眼喊，据说那样可以借助寒气刺激咽喉，久而久之，嗓子再唱也不会干哑。因为天天对着冰孔喊，我的两膝常常疼痛难忍。特别是寒气顺着手、膝、脚往体内传，浑身冷得直发抖，当我练完结束的时候，已是手足麻木，眉毛、睫毛上结上了霜，嘴唇和手掌都变成了青紫颜色。

1940年春，我正7岁，师傅便让我登台。记得第一次正式演出，戏目是《别窑》，我饰剧中主人公王宝钏。因为演戏的凳子高，我个头小，我是被师傅抱上去的。台下见弄个小孩子上场，一阵哗然，有的叫退票，有的大嚷是“拿这么小的娃娃来哄钱咧”但是我开腔唱了几句戏词之后，台下一下静下来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这小演员童音未泯，还唱得挺有秦剧味呢！”“这小女孩是天赋的银嗓子”那以后，我的演唱竟然轰动了临洮城。

兰州有家叫“新兴社”的戏班子，不知是怎么知道了我，班主找到了“福胜社”，提出要我去兰州演几场、打算用我招揽观众。说好后，我被用一辆大铁轮子轿车接到了兰州。在兰州上演的也是《别窑》。大概是班主为了挣钱吧，竞在戏园子门前挂上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九龄童首次在兰登台”。我的艺名就这样传遍了省城。 有道是，人伯出名猪怕壮。因我的演出上座率很高，我的戏也就成了压铀戏。然而，我毕竟还是孩子，几场戏一演下来，几个夜晚就熬都熬不住了，为此，我不得不偷偷地找地方睡一会。一次，我睡得太热，戏快开演，人们才在大戏箱里找到我。我来不及化装，揉了揉刚做过梦的眼睛准备上场。没想到那天换了戏，上演的是《白玉钿》。班主问我戏词记的怎么样?我说：“还生着哩！”班主听说我连台词还未背好，眼睛还惶松未醒，马上发起怒来，他瞪了我一眼，抬起一脚将我踢到戏台的一个角落里。我忍不住疼痛哭了起来，在哭声中出场唱起了“今夜晚宵宿在店房……”，声音十分凄苦，末想到这一哭，唱腔正符合剧情，一句台词唱完，台下爆出了掌声。

我在兰州当九龄童连演了几年，渐惭名声传到省外。在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在舞台上越是走红，倒霉的事却接踵而至，有时竞然险遭不测。1945年，我随同老艺人去新疆在“新中舞台”演出。我刚到酒泉就遇了麻烦，国民党军队一个当官的听说我是“九龄童”路过那里，立即指派几个士兵去“请”我，老师傅那敢违坳，我便着头皮赴了他的堂会。果不然，戏一演完，那个当官的就把我留下来了。如不愿留下，就扣住团里的汽车。当时幸亏我头脑灵活，趁人不注意钻进汽车司机常师傅的大衣里。老演员靖正恭趁机向当官的建议开车去团里找我，我就那样逃离虎口。又一次是1948年秋，还是去新疆演出，也是在途中赴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堂会，他居然露骨地表示想占有我，我靠一位地下党员的帮助，被藏在邮车内逃离那里。

在兰州，我直至8．26解放前夕，始终是在混乱不安中度过的。快近解放时，因为马步芳点名要我为他唱戏，我是躲在一间封闭的土坯房里避开他的搜寻的。

解放初期，我正是豆蔻年华，因为演员处处受到尊重，我亲身感受到我迎来了舞台的春天。那时，人民翻了身，大家都在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当演员的也别是一番心情，排演新戏常常排到很晚。当时我在“兰州文化社”搭班演出，排的剧目是《白毛女》，我扮演喜儿，我被剧中主人公的悲惨身世打动了。我演着演着就声泪惧下，她被黄世仁逼进了深山，我被马家军逼进封闭的土坯房，我们有首共同的遭遇啊!接着，兰州文化社又排演了新剧《刘胡兰》、《圈套》、《梁山伯与祝英台》、《刘四嫂》、《长很歌》等，我皆饰主角。由于演出成功，建国之韧，西北文化部持别表彰奖励了一批优秀演员，我是其中之一，其他的人有雷喜福、齐兰秋、常香玲、张方平、关菊隐、陈天喜、李国栋等，我获得戏剧表演一等奖。省文化局领导曲子贞还让我代表省秦剧团在表彰大会上发言，我说我要加倍努力，为革命演好戏，对得起毛主席。

省秦腔剧团成立不久，我就以省上著名演员到全省各地参加巡回演出，我到过工厂车间、农村田头、边防哨卡、戈壁井架，以全部精力登身于人民群众的大舞台。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还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员，渡过鸭绿江到朝鲜进行演出。在赶朝鲜的途中，我在火车上见到了慰向总团团长贺龙副总理，他是非常慈祥的长者，他得知我就是兰州演秦腔的“九龄童”，笑着对我说：“听说你秦腔唱得好，要你上朝鲜战场演出，你怕不怕?”我说：“在朝鲜战场上出了很多英雄，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能经受住考验。”以后，在朝鲜我每天都下坑道、到哨所，为志愿军战士进行演出，有时，美国的飞机就在头上掷炸弹，我们照样翻山越岭。特别是在战场上演出，很难喝到水，嗓子干很直冒烟，每天也要坚持演出。在我们搭台演出的戏中，我演出了《秦香莲》、《游龟山》。在坑道里大多演的是折子戏。有一次演《秦香莲》，我累得吐了血，慰问团一定要我提前回国，这哪能行呢？我坚持到随团回国。

更使我激动的是，1957年，我代表兰州市的妇女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妇女大会。会议期间，我为大会演出了秦腔，演完后，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都亲切地接见了我，同我握了手，还鼓励我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以后，我有几个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唾，我想，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戏子，党和国家领导人却同我一起照相、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才有这样的地位。那一年，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到兰州来演出，还专门约我去同他谈戏。他是艺术大师，我怎敢在梅先生面前“班门弄斧”呢?我说谈戏不敢，我愿为梅老师演一场戏，以求得到指教，我演了《玉堂春》、《秦香莲》。他看后对我说：“你嗓音高亢圆润，吐字清楚，表演得也抒情感人，愿你在秦陇大地更有所成就。”梅先生的话，后来一直成为鼓励我前进的座右铭，每次想到他，便把他同我在一起的合影拿出看一看。朱德委员长1959年到过兰州，当时我正在外地演出，他没有忘记我，他问省上领导能不能把我接回来，省委马上派了专车去接我。我汇报演出以后，他同我侃侃而谈，他说：“在旧中国你是九龄童，在新中国，我希望你为社会主义演到九十九。”

50年代，我是非常幸运的，我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成长是党的雨露阳光滋润起来的。是我舞台上的春天。我先后演出过传统剧秦腔《铡美案》、《白蛇传》、《柜中缘》、《五典坡》、《红鸾禧》、《甘露寺》、《善士亭》、《黛玉葬花》等，演过革命现代剧《刘胡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四嫂》等，演过秦腔艺术上难度较大的“苦中乐”、“倒班序于三花腔”、“麻鞋底”、“三滴水”、“十三腔”、“三拉腔“等彩腔。我塑造的古时和新旧中国妇女形象有王宝钏、白云仙、秦香莲、白玉楼、西施、杨贵妃、孙尚香、白素贞、胡凤莲、焦桂英、苏三、王娟娟以及白毛女、刘胡兰、小琴、刘四嫂等，专家给予过肯定。我非常难忘我在那时的舞台生活，50年代末，我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即使我身处逆境，我也没有停止过对艺术的追求。

进入不惑之年后，有些报纸宣传我的演出艺术是“上掩名门“、“下超同列”、“声播秦坛”，我却自认为我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因此，我常常深入地研究每个戏曲流派的优点，博采众长。京剧的梅、程、荀、尚，豫剧的常、陈、崔、马，我都广采博收。我多次看过常香玉的豫剧，我运用过她的高亢、豪放；我看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我吸收过他的指法和水袖。对于秦腔剧本身，我亦一点一滴地吸收众家之长。秦腔同仁陈雨农的细腻、刘箴俗的娇媚、何振中的火炽，都曾给我以艺术的启迪。对于全国各大剧种中，如豫剧的虚字垫衬、晋剧的粗声运气、评剧的刹板翻高等，都使我在表演艺术上融进过不同旋律和特色。

我所有这些追求，都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艺术，服务于群众。但是，我在实际演出中却把思想境界的开拓看得高于艺术，因此，我在深入工农兵时总是以苦为乐，以人民大众对我的信任为快事。记得50年代末，有一次我随团去武山县一个偏僻的村落演出，时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我们迎雪步行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天近傍晚。我演的是压轴戏《赶坡》，如果按时开演，我就没有休息时间了，而且雪直往嘴里进，当时社领导都说不演了，戏改到第二天上演。看台下那么多翘首以待甚至有的跑了几十里路跟随我们而来的观众，我没有犹豫，让乐师按时敲响了开场锣鼓。我刚唱了“单丢下苦命女呀王宝钏女呀”，“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字老了王宝钏”，就听得台下响起一阵掌声。那天演完《赶坡》，群众又要求看《杀狗》，散场时已是鸡叫头遍，我实在感到累极了，但满足了群众的愿望，我心里有抑制不住的安慰。

1981年初，省秦剧团同宁夏西吉相约，在定西演完即去西吉，而那天我在定西演了全本《秦香莲》，演出时是露天舞台，天很冷，下着小雨，我得了重感冒，领导叫我不要去西吉演了直接回兰州。我想到西吉群众早就渴盼我去演出，我不顾发热头痛，步履蹒跚地上了西行的汽车。赶到西吉，气温已降到零下8度，大风把舞台吹得直颤悠，看戏的人们许多人穿着皮袄，而我却得脱下毛裤上台演出，登场时嘴直打哆嗦，我硬挺着把戏演完了。

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精神力量，说来也是群众给我的。最突出的一次是1978年2月，那天我在兰州市郊演出时，突然收到一封转给我的从新疆阿尔泰300号信箱寄来的信。信是甘肃会宁人张汉杰从阿尔泰云母一矿中心学校寄来的。他在信中说：“我是甘肃人，在这里当校长，从小喜爱听秦腔，早就听说你叫九龄童，是西北有名的秦腔演员，可惜从来未亲眼看过。我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唱腔，有时全家都围着收音机听你唱，待别是你的《白蛇传》，《铡美案》中的唱段，我们更是喜爱听，而电台播放的时间却有限，使我们常感到遗憾。为此我贸然向你写信，恳切盼望你能将你拿手的唱段，用录音磁带录制下来寄给我。我想你这位久负盛名的老演员，一定不会使我的这个愿望和请求落空的。”看了这封诚挚的倩，我为他千里求戏的诚意所感动，不但给他录了一盘磁带，还让老伴给代写了一封回信。我们信中说：“你的来信我们全家都看过了，你为了祖国四化建设远离家乡，奋战边疆，令我们全家人钦佩。你来信要求将我演唱的秦腔唱段录制寄给你，我甚为欣喜高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有义务满足你的要求，待录制《白蛇传》、《铡美案》、《回荆州》、《珍珠衫》几段奉赠。

我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特别关心的是儿童。作为一名女演员，应给他们献爱心。我几次给省妇联提出，希望能为孩子们组织义演。后来，我多次进行过这种义演活动。有一次在兰州义演，省政府为我安排了省政府礼堂。为了我义演成功，省秦剧团不仅为我调配演员王界禄、任复兴、赵小霞等，还请来了业余演员、市糖业烟酒公司一位汽车司机拿着他保存的戏具来为我当配角，省民革干部张润民配合我演出《杀狗》。那次演出5场，为儿童募捐到近2000元，省妇联赠给我“为了孩子’锦旗一面。在庄浪县义演，我为儿童捐献6000元。

1989年我已将届花甲之年，我仍然没有停止自己为群众演出，在会宁古镇郭城驿义演时，许多乡亲见了我已称我为“王老”了。尽管我年老体弱，演几个小时下来便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观众仍投给我一片赞颂之声。有位老汉拉着我的手说：“民国三十六年，我在省城看过你的戏，今天我还要看一下你的人哩！”我说：“有什么好看的呢?岁月不绕入，你老了，我也老了！“老汉风趣地说：“姜是老的辣，你的戏是越老越好嘛，我都70岁的人了，还能看上你的戏，死了有棺材没底子都行。”我接着说：“正因为老，演戏的机会不多了，所以这次来，我带了三场戏来，俗话说，‘三六九，往上走’嘛。”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你东西南北风”。我从七八岁登上戏剧舞台，已过去50多年，并且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对自己的一生永远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