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的花脸，是传统行当之一，与须生、青衣并列，以粗旷豪迈为其特色。过去的演出舞台，多为空旷的露天舞台，没有任何扩音设备，演员为达到声传千里的震撼效果，除有坚实的基本功外，还得格外卖力，致有吼、喊现象出现，也由此形成了慷慨激昂的本质特色，不光是花脸如斯，秦腔的须生、正旦等行当亦然。据传光绪年间有个名花脸曰四金儿，原是一个赶车运煤的车夫，平常半夜就赶车出门，行路中间，要经过一片险峻的山岭，四金儿一为消除长途寂寞枯燥，二为壮胆，便时常于山野之间高声喊唱秦腔，久之，居然练就了一副刚亮宏厚的铁嗓子，同伙便怂其进戏班唱戏，四金儿初次演唱，一鸣惊人，随后走南闯北，唱红关中，而且无师自成，黑白文武不挡，唱念做打俱全，逞盛一时。我幼时曾听到当地的一位老艺人说，嗓子有两种，一是山嗓子，二是水嗓子，演员练功的时候有个说法，到湖边或河边吊出来的嗓子，那就水音多，听起来柔和细腻；到山坡旷原吊出来的嗓子，那就山音多，听起来刚劲嘹亮，演员根据环境不同，自行选择，如果两种嗓音兼具，那就再好不过了。又见过当地的一些演员在水缸或水桶里面注满水，然后正对着练嗓子，当时大惑不解，后来才明白，那完全是为了寻找一份宁静，创造一种专心的氛围，也可通过山壁、水面的回音来纠正自己的发声，听声辩音，也有老者言，啥时候唱出的声音能让平静的水面泛起波纹，那就算练到家了，如同演员练白口一样，对着一张白纸，不准唾沫星子溅到纸面上，啥时候发出的声音能将纸片穿破，那就成家了。言归正传，上面说的，都有些天方夜潭了，声音能将纸片穿破那说话还敢对着人嘛，能练到唾沫星子不粘纸片就已经大大不易了。
秦腔的花脸，山嗓的味道多些，能让人听起来荡气回肠，声震玉寰。早期的花脸唱念，摆脱不了吼、喊和挣破嗓的毛病，至到后来出现了一位花脸大家才慢慢改观了这种缺漏，他就是名震西北，声传南北的田德年。田德年1890年生，出科德胜班，这个江湖戏班当时出了不少人才，象民国年间驰名秦坛的须生郗德育、小生王德孝，再加上田德年，都是后来“泰斗”级的人物。田德年的老师张寿全，艺龄较长，演大花脸，晚年在三意社搭班，王绍猷先生在《秦腔记闻》中称其为“秦中老派净角之殿”，所谓“殿”者，当是一座高不可及的里程碑，有不可超越之意，这位老先生留有几副唱片，可惜珍品封库，难睹其容。田德年学有师承，发声很讲究，稳而不暴便是其最进步的一点，田派之唱，大气雄浑，字正腔圆，繁简得当，韵味醇厚，嗓音上注重膛音，这是继承传统的唱法，但同时又吸收红生的脑音，个别地方采用鼻音，兼收并蓄，显得沉稳而不觉其重。田派之唱，改观了传统花脸吼、挣的缺点，代之以简练质朴的诠释，成为秦腔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花脸流派，为后世推崇。比田德年稍后的架子花脸名家李可易，则在架子花上开一代新风，成为标志性人物。李可易的学艺虽比田德年晚，但走红却早于田德年，田老出身江湖戏班，出科后为生活所迫，居无定所，在建国前长达50年的艺术生涯中，基本上都是四处流浪，一生饱经风霜，受尽人间冷暖，1952年成立西北戏曲研究院，时任院长的马建翎先生慧眼识玉，排除阻力，力邀田老由平凉返回故乡，田老的精湛艺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慢慢为观众熟识。李可易先生依仗易俗社得天独厚的影响力，早在30年代就声播秦京，其表演如猛虎蛟龙、气魄伟岸，台架稳健，演唱更是龙啸虎吟，非同一般，他眼界广，有文化，广泛吸收京、汉之长，形成了洒脱、稳重、考究、凝练的艺术特色，在唱腔、表演上先声夺人，颇得内外行赞赏，演唱喜用犟音，行腔火暴，有很浓的传统风韵，成为二花脸行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继田、李之后，涌现出了一位颇有争议的花脸改革家，他就是张建民。张建民先习须生，后改工大花脸，其行腔上突破了传统花脸以膛音为主的唱法，而改用须生行腔唱花脸，行腔上重喉音，与田德年比较一下，唱法有明显区别，田唱厚重，发声部位在胸腔，张唱显得明快，发声部位在头腔，张建民的改革，初唱就造到一部分人的鄙夷，认为是乱来。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好的唱腔终究会得到承认，张氏之唱，干净明亮，铿锵爽朗，白口更是花脸行当中登峰造极的艺术，一声“呼喊一声绑帐外”，倾倒前后数代戏迷，《草坡面理》中如珠走玉盘的念白艺术更是不同凡响，酣畅淋漓，味醇韵厚。
上面提到的便是陕西秦坛上的花脸“三巨头”，而在民国年间，兰州舞台上同样涌现出了一位花脸巨匠，他便是耿忠义。受甘肃秦腔自身风格的影响，耿忠义花脸、须生“双下锅”（这是甘肃秦腔的特点），长于工架，不擅唱工。他本人先习花旦，后改文武小生，最后工花脸，他的天赋极佳，塑造人物张驰有度，栩栩如生，创造了如“三竿子”、“三鞭子”等表演程式，稳健潇洒，舞台气愤炽热浓烈，唱腔苍劲洪亮、刚毅而俏皮。尤为称绝的便是他独具一格的“耿派”脸谱，“耿派”脸谱种类丰富，线条流畅，美观夸张，不仅做为脸谱艺术而流传，更是美不胜收的美术品和工艺品，具有高超的美学价值，历来备受各行业喜爱和赞赏。
耿忠义先生是甘肃秦腔花脸行当中能成宗师的人物，其影响相当广泛。同样，在40年代的西安舞台上，还有一位值得提起的人物，他就是以“二门抱”享名一时的的花脸名演员汤秉钟。汤秉钟出科秦钟社，这个班社由刘立杰、刘毓中父子创建于三原，汤秉钟承师刘立杰，天赋极好，铜锤、架子都擅长表演，上演的第一个剧目《豫让剁袍》（又名《国士桥》）便一炮打响（《国士桥》这出戏是个花脸工架戏，秦腔演出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经常由须生演员反串，刘立杰先生演此剧就非常享名），出科后在三意社搭班，闻名秦坛的代表做便是今天蜚声舞台的《火焰驹》和《黑虎坐台》，据顾曲者言，这位汤先生生的虎头虎脑，龙腰熊背，个头、扮相酷似京剧的架子花名家袁世海，演戏很讲究，非常注重人物造型和气质，为演还《黑虎坐台》，亲自到寺庙观摩庙内神佛造型，一经登台，果然仙风道骨，不同凡响。可惜天不假命，这样一位绝好的戏曲人才终于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殒命，令人惋惜！建国之后涌现舞台的花脸演员中，杰出者不乏其人，有陕西的周辅国、姚裕国、王仲华、陈西秦、罗四奎、殷守中、陈振民、孙省国等，甘肃的刘茂森、宁夏的赵守中，都是比较享名的演员。周辅国能文能武，能唱善舞，代表作是《黑虎坐台》、《火焰驹》，是“二门抱”的优秀人才；姚裕国演戏有大将气度，轩昂严毅，享名的是《将相和》；王仲华学有师承，行腔火暴，台架威猛，擅于塑造一些憨直刚烈的人物形象，拿手的是《黑旋风李逵》；陈西秦工架擅长，表演夸张，代表作是《虎头桥》；罗四奎长于塑造一些奸险的人物，栩栩儒生，文武皆能，拿手的是《赵氏孤儿》和《杀生》中的廖寅、《法门寺》中的刘彪等人物；殷守中唱腔凝重考究，注重以气度拿腔，代表作是《游西湖》中的贾似道；陈振民声嗓好，开口如黄钟大吕，演唱缓急得当，简练明快，擅长徐延昭、包公一类的大花脸戏；孙省国工于台架，风度气质拿人，所演《鼓滚刘封》的老年张飞，白髯飘飘，虎虎生威，《国士桥》亦相当出色；刘茂森大器晚成，唱腔、台架俱是上乘，凝练严谨，唱腔酣畅醇厚，功底不俗；赵守中长于半文半武的戏，拿手的有《斩单童》和《苟家滩》。以上的这些演员，是建国后到“文革”前期比较有成就的花脸演员，80年代涌现在秦坛上的花脸演员，为数不多，二花脸行中便是刘茂森一枝独秀，无人企及，大花脸行中，李买刚、左福成、宋百存、白江波比较著名，其中以左福成最具水准，演出的《黑叮本》，声嗓、台架、白口均优，《算粮》的魏虎，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李买刚台架欠佳，唱腔吸收红生唱念的一些特点，但总体给人的感觉是过于秀媚而少一种骨感；宋百存中规中矩，有田唱遗风，然唱戏缺少一种内在的气质，有皮毛而无其肉；白江波假音过重，虽激扬而乏沉稳，有轻悬之嫌。90年代左右涌现舞台的张兰秦，人才难得，很快走红西北，其《斩单童》、《铡美案》、《二进宫》、《白叮本》等戏，无论唱腔念白，还是台风气质，均比较优秀，令人无暇可指，是进年来被观众看好的著名花脸演员之一；宝鸡的赵会生，声嗓洪亮，然唱腔有左音倒字的毛病，近年又谈出舞台，近况不得而知；咸阳的申汉辉，声如铜钟大吕，《斩单童》、《黑叮本》等戏唱念得法，不挣不吼，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艺术人才，竟是天妒英才，32岁盛年撒手人寰，令人叹息；五一剧团的杜苍元，台架颇佳，唱念不凡，是某前比较优秀的花脸演员，其他的如李志翔、晁君博、张继斌等演员，或气力不加，或功底不厚，或挣破嗓门，不入正门，练习亦不得其法，《秦之声》103期中的表演，令人颇为担忧，易俗社的晁君博演出的《黑虎坐台》，几个动作如木偶一般僵硬，李志翔的《会兄》，演唱嘶嘶拉拉，拖泥带水，完全没有一点美感，全是在“喊戏”。秦腔的花脸演唱，前辈许多名家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演唱经验，现在的花脸发声，都力求科学，不知道听到的这些演员演唱是不是科学发声？这种演唱，明显的是功底不扎实，演唱底气不足，全凭嗓子在喊，秦腔的花脸演唱，音调高亢激扬，光用天赋吃饭怎么够用呢？昨晚上重温张建民先生的《斩单童》，不得不让人翘指叫好，铿锵豪爽，明快酣畅，韵味绕梁。戏曲是一门艺术，观众置身于其中，为的是欣赏和品位，象这样的唱念，声嘶力竭，听者双手攥汗，唱者面红耳赤，还有何欣赏的情趣在里面？秦腔有张建民是秦腔的光荣，而没有将其艺术推广这是秦腔的悲哀。京剧有个裘盛戎而人家就能将其繁衍传送，致有“十净九裘”，而秦腔则乏斯人也！某前又在大张旗鼓搞所谓的“四大”评选，这完全是个倒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有那么多资金和时间，为什么就不能花点时间放在秦腔的研究上呢？花脸唱腔的演唱一直以来就是个争论不休的课题，难道靠发上几篇文章就能敷衍了事！联想到前不久的“敏腔”专场，让人也觉遗憾，“敏腔”竟然没有传人了，这些问题纠合到一起，最实质的问题就是研究贫乏，重视不够，那么优秀的演唱艺术，试问能有一本书做个系统的介绍吗？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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