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腔”和“做”之一：任哲中、苏育民、靖正恭

（“‘唱腔’，‘唱’主要是表意、传音；‘腔’追求的是音乐的旋律化和个人韵味。”——笔者）

任哲中（1925生）、苏育民（1917生）、靖正恭（1912生），他们基本属于同时代人，秦腔生角名宿，但是社会影响力却不一样，任号称“农民总理”，影响最大。很有意思，行内评语却不尽然，任是“外红内不红”，对他的微词很多。代表就是同为小生出身，后来做戏评的杨文颖，而且据杨的著述，当年任上演《忠义侠》，刘毓中对任在“悔路”中诠释的周仁戚戚哀哀的唱腔、松松垮垮的表演很不满，觉得没有伟丈夫的磊落。

任的艺术局限性比较大，只演贫生，偶尔官衣，其他都不能胜任。相比苏和靖就不一样，他们贫生、翎子生、官衣、扇子生、武生都可以，苏还是难得的两门抱，须生行的褶子、王帽、官衣都演得不俗，戏路宽泛许多。靖的《吃鱼》、苏的《激友》等名作成为行内模本。

从出身环境讲，任发迹于乾县晓钟社，后来进研究院，按照杨文颖的说法也是搭上剧团合并的顺车；而苏是梨园世家子弟，三意社掌门人；靖在名家济济的正俗社坐科，后来长期雄踞秦腔重镇兰州的“省秦”，那么何以任后来居上，风头盖过了两位老大哥呢？

这主要原因是在唱腔上。任、苏从唱腔的艺术高度和个性化风格论，两者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任腔”历久弥新，而“苏腔”遭遇沉寂；靖的白口很突出，而唱腔虽然也清新明快，但是秦腔老腔调的痕迹比较明显，旋律直挺、腔韵单一，这也许是为什么靖老的生前没有完整的音像存世原因之一。

最近，我听到民国时期上海录制的那批秦腔录音，对一些问题有了明确认识。之前大名鼎鼎如张寿全、耿善民等人，他们的舞台做派，没有看过不能妄论，但是唱腔基本局限在声洪气壮层面，乏善可陈。当然这个问题要以历史发展角度看，以前秦腔是广场艺术，“做”是要求有硬功夫，观众站得距离再远都可以看，而对“唱”来说“声大”是第一位。而再往后，秦腔声腔不断改进，随之出现李正敏、刘毓中、张-建-民等人，今天听他们的唱都很新颖。

这些年，我一直关心一位叫全灵芝的艺人，他是在西安周围唱小戏的，在五六十年代依然演出，据传他唱戏行腔多变诡谲传神，但是只见于只言片语的文字，没有更多资料。

推而广之的想，小戏演出中由于艺人没有“做”的空间，全凭“腔”拿人，这些艺人为丰富秦腔声腔做出不小贡献。如袁克勤、董厚生……，这样的人也许还有更多，需要挖掘，加以重视。

有许多人认为，任后来的风头盖过了苏、靖两位，是因为电视、广播、磁带影像等现代传媒推动的结果。这是客观的，因为现代人欣赏戏曲方式有所改变，“听”占据比例越来越大，而怎样在“听”方面适应人的要求？就是要探求秦腔声腔的丰富性。这并不是简单要求“一戏一曲”，给每部戏谱一套曲，而是要“一人一腔”，摆脱现代声乐教育方式的“千人一腔”，这样戏才有听头、有看头。特别是相对于培养固定的戏迷群体，更需要有演员个性化的声腔魅力来吸引。

甚至可以说，秦腔没有唱腔“味道”的追求，慢慢就会走向歌剧化。传统的名艺人往往是自己琢磨唱戏，发展成“自家腔”，现在的秦腔先有作曲家的戏谱子，演员是依照谱子“学唱”，这样戏曲最本体的“唱腔”就进入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