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戏曲

南阳是戏曲之乡，不仅上演的剧种剧目多，而且从事演出的艺人也多；这里不仅有曲剧、宛梆、越调剧种，而且还有外来的秦腔、京剧、川剧、花鼓戏、清戏、安庆戏等，其中汉剧、豫剧等先后在南阳落户生根。清代中叶以后，活跃在广大民众中的戏剧种类不下20种。古戏楼众多也是南阳戏剧文化繁荣的最好证明。南阳的古戏楼，民间又习称戏台，多随庙宇而建，是民间祭祖、酬神、闹社火的演出场地。元代时期，内乡县王店乡显圣庙即建古戏楼1座。清朝末年，南阳的各种戏楼、戏场多达600余座。仅南阳城区就有23座，镇平县有58座，内乡县更达68座之多。比较著名的戏楼有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内乡王店乡显圣庙村的显圣戏楼、镇平城隍庙戏楼等。

南阳戏曲的发展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的舞乐百戏。

两汉时期，南阳舞乐百戏的种类很多，包括鼓舞、长袖舞、宴乐、杂技、武术和具有故事性的角抵戏等。张衡在《西京赋》里记述的项目有：“角抵”、“乌获扛鼎”、“冲狭燕濯”、“跳丸剑”、“走索”、“都卢寻橦”、“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吞刀吐火”、“易貌变形”等等，几乎应有尽有。

商周以来，社会上已形成宴乐陈伎的习俗，汉代此风更炽。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音乐、舞蹈、百戏表演，多在廷宴场面上，宾主于一边正襟危坐，优人在一边做精彩表演。女伎广舒长袖，“踏盘”、“蹴鞠”，折腰旋转，翩翩欲飞；男伎“赤身”、“倒立”，滑稽逗趣，或“独角”、“假面”、“斗牛”、“戏虎”，角抵献技，蔚为壮观。反映在画面上的乐器有建鼓、鼓、铙、钟、埙、竽、排箫、瑟、筑、小锣、拊、笙等多种多样。乐队由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混合组成，有单纯的器乐演奏，也有为歌舞和百戏演出的伴奏。无论何种形式，鼓是必备乐器，在画面上占据着显要位置。“蹑节鼓陈”主要用于节奏的控制，这种乐队的组成和伴奏形式，一直延续并影响到当今舞台上的戏曲音乐。?
南阳出土的汉画石、砖中，汉代流行的舞蹈也有大量反映，除了用于祭祀的灵星舞，宫廷中的武德舞和五行舞外，还有以技巧、造型为特征的独舞、双人舞等。其中有以建鼓为主要乐器、两个男子表演的“建鼓舞”。有广舒长袖、足踏鼓而旋转的“踏鼓舞”，有歌咏队为之伴唱的长袖舞，有踏盘雀跳长袖飘逸的“七盘舞”等。在这些舞蹈中，伎人的服饰多有长袖，便于“翘袖折腰”，增加美感。《韩非子•五蠹》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早为戏曲中广泛使用且程式化了的水袖，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中找到了它的渊源。张衡在《观舞赋》中说：“抬修袖以翼面，展清声而长歌。”鲍照的《诗数》中也有“七盘起长袖，庭下到歌钟”之说。可见，在汉代，南阳的歌与舞已发展到密切结合的程度了。

汉代南阳境内盛行的百戏表演，从汉画石、砖中看，除“冲狭”、“飞剑走丸”、“投壶”、“六博”、“吐火”、“蹴鞠”、“戏车”、“走索”等属于技巧性的艺术表演外，更为流行的是角抵戏。汉代南阳的角抵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竞技表演或力量的角逐，而且还表现了比较简单的故事情节，像头有独角的蚩尤与黄帝搏斗的“蚩尤戏”，勇士与猛虎较量的“东海黄公戏”，“蛟和河神”变为牛形的“斗牛戏”等。

从艺术表演形式上看，许多百戏画像中的“猛虎”、“牛形”、“兕狮”、“熊罴”以及代表蚩尤的独角兽等等，多为伎人扮演而成。“驱豹戏罴”的“象人”多带有假面具。这与流行在荆楚的傩舞、傩戏和后来唐代的“代面”自然相联，同时直接影响到以后戏曲中人物的脸谱化装。有些演出场地，还挂有吊成波浪形的帷幔。乐队伴奏的位置比较固定，表演与伴奏主次分明，这足以表明汉代南阳的舞乐百戏，已逐步综合了歌唱、舞蹈、多种乐器的混合伴奏、化装、服饰、道具、虚拟动作、故事内容、简单的台词等诸多的因素，正向着“以歌舞演故事”的方向演进，标志着戏曲由萌芽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从故事内容看，南阳汉画像石、砖中有“聂政自屠”、“范雎受袍”、“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嫦娥奔月”、“伯乐相子”、“樊哙排君难”、“拦驾”等等。这些历史故事为以后戏曲剧目的取材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唐宋南阳的戏曲活动相当普遍，表现在：戏楼增建，如南阳县金华火烧庙戏楼（690年），社旗县李店玉仙庙戏楼（757年），社旗青台火神庙戏楼（1079年）。北宋沦陷后，抗金名将岳飞率部以桐柏县毛集石门沟为要塞，多次出击信阳，阻止金兵南下，又驻军襄、邓，与金兵对垒。此时，盛行于汴京的皮影戏也随军带至南阳，称为“钩容直”，南阳人叫做“东京调”，之后便流传于南阳民间。皮影班每班为一担，每担五六人。由于轻便灵活，群众爱看，到清代康熙年间，仅桐柏一县就有皮影120多担。

傀儡，也称木偶，南阳广泛流传的有两种：木偶（悬线）和肘偶（杖头木偶）。1981年在南召云阳宋墓中就发现两幅杖头木偶雕砖画，为古代南阳木偶戏活动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清代以来，全国各地新兴的地方戏蓬勃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的局面，南阳更是如此。越调、南阳梆子和二簧影响广泛，皮影和木偶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清戏、锣戏、卷戏（锣戏、卷戏长期同台演出者，称为锣卷戏）、花鼓、京梆（河北梆子）、豫剧等外地剧种相继传入，曲剧兴起后迅速领衔了南阳剧坛，各种戏曲班社竞相建立，戏楼、戏场遍及城乡各地，名角辈出，锋芒各露，这构成了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南阳戏曲活动的基本概况。

襄河派二簧（汉剧）是湖北汉剧四大支流之一，沿唐河、白河、丹江三水北上，于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2）传入南阳。辛亥革命后，成为南阳的三大剧种之一。

随着戏曲活动的活跃，各种戏曲班社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据粗略统计，整个南阳各种戏曲班社达168个，其中越调30余个，南阳梆子16个，二簧60余个，锣戏、卷戏、花鼓、皮影、木偶、京梆（河北梆子）40余个。从府、县衙门、达官贵人到富豪乡绅，直至平民百姓，多以供戏为荣，一时蔚然成风。唐河大方庄秀才方保珠及其儿子方文合，连供六科二簧窝班（科班），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到民国二十年（1931）止，历时33年。邓县的张小本以长达30多年的时间，先后办起了一科越调班和五科南阳梆子窝班；南阳县的张汝英于清末民初创办的二簧班，名角荟萃、盛极一时。至于花鼓戏以及锣戏、卷戏同台演唱的锣卷戏等在南召、方城、唐河、桐柏等地都有班社活动。戏曲班社，都先后培养造就了一批各怀高技、争露锋芒的著名演员，他们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除加在他们头上的，如“戏圣”（南阳梆子中的刘贵生），“戏夫子”（文武小生周桂琴），“老少迷”（花旦侯太香）等种种浑号外，还流传着很多谚语和民谣。如“生娃（南阳梆子旦角王春生）喊一腔，迷了八道岗；男人不下地，女人不烧汤。”“舍得爹，舍得妈，舍不得才 娃（锣卷戏旦角邵才娃）的《打灯花》；舍得爹、舍得娘，舍不得才娃的《三开膛》。”名优的出现，把南阳境内的戏曲活动推向鼎盛时期。遍及城乡的庙会，久已成风，无论春祈秋报，庆功还愿，宴宾会朋，婚丧寿诞，都竞相演戏。桐柏县平氏孤峰山三月三庙会最兴盛时，同时由三四个剧种八台大戏对台演出，观赏者多达数万人，热闹非凡。深山也不例外，南召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石头沟，圆不溜溜，唱不起大戏唱肘偶（木偶），搭不起台子凑崖子，坐不起墩子坐石头……不会戏文胡乱说，学着老包下陈州。”

无论越调班或二簧、梆子班，除在南阳境内演出外，周口、信阳等城镇，甚至湖北、陕西也留下他们的足迹。如淅川县的孙都文二簧班曾奉召到西安献演，慈禧太后特敕赠黄马褂；1923年，唐河张湾的“三字二簧”班还在汉口德租界汉剧院演出等。戏曲活动的范围十分广大，名优们为南阳戏剧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戏曲活动的频繁开展，戏曲班社的迅速发展，从府县衙门、名门望族、商贾富豪到乡民百姓，都很重视演出场所的建设。清末，整个南阳的古戏楼已是星罗棋布，遍及城乡，多达600余座。至于简易的戏场、木台、土台，更是遍地林立，数不胜数。值得一提的是社旗县城山陕会馆内的悬鉴楼，此楼兴建于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有容纳万人看戏的场院，两侧有可设五百多“雅座”的长廊。设计独特，造工精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是河南省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古戏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时期的演出剧目多为师傅向徒弟口传身授、代代承袭。到辛亥革命后，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戏友才开始以戏曲为武器，为地方戏创作剧本，进行反对帝、官、封的宣传。如《罗六爷造反》、《花老婆造反》、《洋烟鬼子显魂记》、《曹瑞莲走雪》等一批新创作的文明戏。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唐河的李从编写的《木兰从军》、《劝夫抗战》等，南阳的周季伟编写的《新刺虎》、《难民痛》、《汉奸相》等，进行抗日宣传。这些剧目的创作，为南阳戏剧史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色。

到了20世纪30年代，曾称雄南阳剧坛的越调、南阳梆子、二簧三大剧种，呈现衰落趋势。然而，恰在此时，根植于南阳大调曲的曲剧，经过长期孕育后，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各地的曲剧班社风起云涌，比比皆是，从城镇的街坊小巷，到偏僻的村边地头，到处都可听到曲剧调子。曲剧在南阳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南阳剧坛上的霸主。其原因，一是大调曲在南阳这块土地上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曲剧的艺术表演没有程式化的局限，新颖活泼，别具一格。其语言通俗易懂，富有情趣。唱腔丰富多彩，优美清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和生活气息。三是剧目内容贴近群众、生活与现实。曲剧演出的剧目大多具有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的内容和精神，如《祭塔》、《三娘教子》、《小姑贤》、《李豁子离婚》等，剧中人物为追求幸福生活，与封建势力抗争，最后取得胜利。四是曲剧的新起，造就了一大批深有影响的演员，他们以各自精湛的技艺，在观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因为这些名角的出现，反过来又推动了曲剧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阳戏曲事业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首先，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对流散各地的戏曲班社予以登记和整顿，派驻干部，加强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表演团体的领导，使戏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历来被视为“下九流”的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建国后头10年，通过登记和整顿，南阳拥有曲剧、豫剧、越调、汉剧（二簧）、宛梆（南阳梆子）5个剧种，26个专业戏曲表演团体。自建国前后传入南阳的豫剧开始兴盛起来，南阳、方城等先后成立9个豫剧团体，越调、汉剧也有新发展。惟独宛梆仅剩下内乡县一个剧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南阳戏剧队伍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和摧残，大批演职员受到批斗后被赶出剧团。各县市剧团除南阳地区曲剧团外，都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1年大演“革命样板戏”时才逐渐予以恢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过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南阳戏曲事业才重新恢复了生机。同时，各剧团还分别建立了戏曲创作组织，配备了专职编剧、导演，音乐唱腔、舞台美术、人物造型、服装制作等方面也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形成一支行当齐全、门类完备、有一定艺术水平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戏曲创作与演出队伍，乐队伴奏也增添了西洋乐器，新的声光技术被陆续采用，更提高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

在戏曲创作方面，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了创作机构，重新组织了创作队伍。作者的戏剧观念开始更新，在创作思想、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进行积极的探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创作思想看，不少作者站在新时期的高度，去审视、去评价反映现实生活和再现历史生活的题材，开掘出发人深思的丰富内涵，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冀振东编剧的《风流小镇》（后改名为《红果，红了》），张远、凌振祥（执笔）编剧的《战地重逢》，李建中、余辉、江鸟、禾丰编剧的《情系青山》，刘广生、徐清才编剧的《酷情》，谷建成编剧的《儿女传奇》，党万树、李古娥编剧的《青山明月》，何中兴编剧的《乡醉》，冀振东、魏天葆、安子贤编剧的《惊蛰》等。

南阳重视对青年演员的培养。1980年，重建了南阳戏曲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演员，充实了戏曲演出队伍。不少青年演员在演出的过程中崭露头角，成为南阳戏曲事业的后起之秀。

总之，南阳戏曲文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剧种或剧目，在20世纪50和80年代，南阳戏曲可谓百花齐放。但到80年代后期，南阳戏剧文化，同全国一样出现了“戏剧危机”。人民是爱艺术的，戏剧的生命力是强盛的，戏剧爱好者或利用打擂形式登台演出，或利用街头巷尾自拉弹唱，戏剧文化迅速发展。同时又给戏剧工作者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要想使戏剧文化增强生命力，必须看到戏剧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无论是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特别是戏剧的内容、题材都要进行改革，要向兄弟剧团学习，努力提高演职人员的素质，以此来促进南阳戏剧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