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戏缘
结缘绍兴
绍兴是我很向往的地方。小时候读了以绍兴为背景的鲁迅小说，绍兴的风物人情令我感到亲切。后来我又在别的书籍中了解到，古名会稽、山阴的绍兴，人文荟萃，它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绍兴名胜古迹遍布，大禹陵、越王台、兰亭、沈园、古轩亭、鲁迅故居等等，多不胜数，简直如同“历史博物馆”。这些都在吸引着我。我到了杭州，离绍兴近在咫尺，我对绍兴的向往，越来越接近现实，读书的四年间，跟她结下不解之缘。
1957年，刚到校那年初冬，我去浙江省文联小礼堂参加一次“反右”批斗会。挨批的是写了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出名的浙江青年作家郑秉谦，刚被戴上“右派”帽子。
郑秉谦年轻（27岁）气盛，点名让他上台接受批判时，穿套挺括的呢中山装，端肩挺胸，直着脖子昂着头，光照下眼镜片闪闪发亮，一副大义凛然、决不服罪的劲儿。
发言批他的是省文联、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许钦文。亲眼见到这位名字被鲁迅小说《幸福的家庭》拟作副标题的鲁迅同乡兼私淑弟子，听他满口的绍兴腔发言，使我顿感自己离鲁迅、离绍兴都不遥远。
郑秉谦戴上“右派”帽子之前，写了一首题作《向左，向左，向左》的诗，刊登在我也读过的那一期《东海》期刊上。许钦文精神矍铄，发言铿锵有力：“侬给（你的）立场错啦，可吞（口头）喊着‘向左，向左，向左’，莫用格啦（没用的了）！”这是我头一回领受绍兴话的魅力，头一回亲见绍兴文化名人的风采，感到古越后人的骨头确实有点儿硬。
入学次年，浙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天，时任浙江省长的鲁迅三弟周建人，率队来杭大检查卫生工作。末了，学校请他到校礼堂给师生们讲讲话，这使我又一回重温了“绍兴普通话”的魅力。
因是即兴发言，周省长上台不用讲台，随便站在台侧一角讲话，整个身躯在师生面前暴露无遗，又矮又小，面相酷似图画照片中的鲁迅。我想，包括二弟周作人在内的“周氏三雄”，大概都是这般模样，全是“儿童版老人”，很吃惊绍兴文化名人的智慧跟他“体积”会如此不成比例，于是对以往书刊宣传鲁迅精神伟大、图画绘制鲁迅形象高大引发的鲁迅身材必定魁梧的想象产生了动摇。
1959年，绍兴老乡称做“大班”的绍兴绍剧团，带着在全国已小有名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来到杭州。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彩色影片，剧本需作进一步修改。剧组对“三打”中某些关目处理不同方案举棋不定，决定请省里相关人士包括杭大中文系学生，一起帮助讨论、定夺。在什么事情都在提倡走群众路线的年代，绍剧团采取这种办法不失是个好创意。戏曲本是观众接受艺术，广泛听取观众观感，反哺艺术创作，合情合理。
我和我们班级的许多同学，参加了绍剧团的演出观摩和讨论。绍剧团在杭州某剧场彩排，把相关场次的不同处理方案，各演了一遍，供大家观摩、比较。头一回看鲁迅家乡的地方戏，头一次参加这种别开生面的戏曲观摩和讨论，感到很新鲜有趣，还很有一种当家作主的责任感。讨论会上，大家发言踊跃，争论不休。讨论意见最后由我等几个同学归纳、汇总，去省文化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口头汇报。
1960年，影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全国上映，引起极大反响。一时间，“白骨精”人口相传，成了蒙人害人坏蛋的代替语。主演孙悟空的六龄童（章宗义），被誉为“南猴王”，红遍大江南北。电影片头打出的“编剧”，是“浙江省文化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整理小组”，给了我们一丝安慰。心想，这个“小组”应该不“小”，里头还有我们的丁点成分。主要执笔人是浙江剧作家顾锡东和贝庚。
《三打》剧情与表演在同学中间产生很深印象，大家见面，都模仿起剧中七龄童饰演的猪八戒，用绍剧道白打招呼：“侬弗是要瓜，鹅弗是要瓜，打架都弗是要瓜（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友好，开心，呵呵大笑。
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
1961年10月，《三打》剧组晋京演出，在怀仁堂招待中央首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观后先后借剧赋诗。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主要针对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毛泽东的《和郭沫若同志》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侧重歌颂孙悟空的战斗精神。显然毛作远胜于郭作。毛作写于1961年11月17日，针对当年10月刚举办的苏共第22大提出的“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纲领”，“妖雾”即指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刮起的妖风迷雾，它是老修正主义复活，故云“妖雾又重来”。毛泽东希望用这诗提振全国人民的“反修”斗志，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当时国家正处极其艰难的岁月。外有“帝修反”夹攻，内遭三年连续自然大灾害。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国内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农村水利失修，山林斫尽，水土严重流失，农田荒废，农业生产几近瘫痪。粮食奇缺，百姓食不果腹，用糠糟、野菜、树根等充饥，亿万群众患上浮肿病，面目惨不忍睹。据说江南粮仓的浙江平阳县万全区，还饿死许多人。这是大跃进“共产风”带来的危害后患，是公社化“一大二公”付出的惨重代价。1960年秋，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希望扭转形势，改变局面。
为了响应、贯彻“八字方针”，也为了支援农村生产、锻炼师生，在我们刚结束大三学年的1960年秋天，杭大师生集体下乡支农。我们年级去的地方，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故地绍兴。当时全国各地正激励奋发图强，热衷宣传这个历史故事，包括杭大话剧团在内的国内众多剧团，都在编演此题材的历史剧。曹禺等人编的话剧《胆剑篇》，可称一时典范。
听说我们要去散发着卧薪尝胆历史余温的“战地”，去我向往已久的绍兴，我和大家都感到兴奋，心想这下真够幸运，真够可以尽享“历史沧桑”。
说来也真巧，落实我所在的下乡小组，恰好是王继阳老家所在的绍兴湖塘管理区湖塘村。遗憾的是王继阳本人却被分配到别处去“三同”，不然更有天缘作合的近切感。
“三同”就是同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没法做到，因为大家都得数着饭票去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同住、同劳动是最起码要做到的要求。我跟同班台州同学柯善才配对，落实到湖塘生产大队的尖子生产小队——“青年先锋队”，参加农田劳动，并住在队长马灿家。
“青年先锋队”是湖塘的一面旗帜，由近十来名20岁上下的小青年组成，个个生龙活虎。每回出工，大家一到田坂，首先会将那面写有“青年先锋队”的三角旗，往土上一戳，旗子迎风招展，猎猎作响，一队人马摆开“战天斗地”的架势，使我领略到越王后裔精神传统不灭的风姿。
青年队的核心是三个人：队长马灿、副队长全木与团支书汉良（姓均不详）。三人情同手足，每天同出同入，遇到什么事，都要碰起三颗脑瓜，嘀嘀咕咕的商量。这使我联想到《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
后来发现，三人个性其实很不相同。马灿人高马大，大声讲话，憨厚、随和中隐藏着刚毅与魄力。推他当队长，十分恰当。一回田头饭后闲聊，我问马灿，会不会唱绍兴“大班”。他很痛快地大声哼起了戏文，唱调离绍兴乱弹十万八千里，倒像是楚霸王在吼“力拔山兮气盖世”。全木沉静，平日很少讲话，只用自己的埋头苦干来带动全队齐心干活。汉良很聪明，队里遇到农活难题，他一到，准能解套。日子一久，我改变了对他仨的“刘关张”想象，认为比之楚汉相争年代的霸王项羽、沛公刘邦和智多星张良似更合适，只是他们从不“相争”。——读多了“古典”的我，思想极难改造，即使到了“火热斗争生活第一线”，灵魂深处还被“古典”占领。没法。
晚稻已收成，田里农活主要是松土、加肥、灌溉，为种植“春花”（草籽、豌豆之类）做准备。两件主要农活——驾牛犁田和划船扒河泥，一要技术，二要体力，我和柯善才都干不了，青年队就让我俩车水灌田。
车水登高望远，臂旁挂在车杠，光着两脚丫，一步步踩踏木轱辘。听脚下水流哗哗，见朵朵白浪欢跳进田塍，十分的惬意。它不像“双枪”（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割稻、插秧，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而单调。车水可以面对辽阔的平畴，尽情纵览吴越大地。尤其到了傍晚，当红红的夕阳倒映在绵延十里的湖塘，临湖村落屋脊上吐出缕缕炊烟，大自然和人间共同织就的宁静与生机，美不胜收。有什么话可以形容它？想到唐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比较贴近。又是“古典”，真是没法！
就在这个时候，常常会见队长马灿从田头过来招呼：“柯同志、孙同志哎，暗哉，掇饭哉！”村里人习惯把城里下乡人看作是上头派的“工作组同志”，所以我们下乡接受改造的学生也沾了光，升位成“同志”。绍兴话句尾的“哉”，语义接近“了”。“暗哉”就是“天暗了”，读如“凹则”；再晚一点，就说“牙则”（夜了）。“掇”就是“拿”。大家吃公社食堂，食堂按量将大米搁进粗陶瓷钵头蒸饭，买饭时，用饭票换来钵头，抠空饭，还了钵头，或直接用钵头吃饭，这就是“掇饭”的出典。
在国家粮食困难时期，“掇饭”是百姓日常生活头等大事。逢人打招呼，常问：“掇饭了没有？”下班、歇工，就说：“掇饭哉！”粮食定量少、食量大的人，“掇“来的饭不够填肚皮。年级大高个同学骆重信，平时迷恋越剧，曲不离口，连走路、上茅房，都哼着“梁兄啊”、“贤妹呀”的《梁祝》曲子，在艰苦的下乡日子里，依然活得乐观潇洒，想不到在“掇饭”问题上倒了大霉。他个子大、吃不饱，据说少付饭票多“掇”了饭钵头，被食堂检举。这还了得，年级团部指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为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树立“无产阶级正气”，决定师生集中批斗骆重信。
批斗场所就设在那间公社食堂餐厅兼做会场的老地主旧屋中堂。大家陆续到齐。在农村呆久了的师生，学起绍兴农民打扮：有的旧棉衣腰间胡乱捆起一条腰带，使自己更接近劳动农民的范儿。有的买来绍兴农民常戴的圆顶、翘额沿的黑毡帽戴上，就像电影《祝福》里魏鹤龄扮演的贺老六。也有腰带、毡帽齐全，摘不掉眼镜的“农民”。
最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是教我们古典文学的盛静霞老师。她在学校衣着打扮考究，穿着缎制旗袍，胸前别起花针，细皮嫩肉，浅施粉黛，笃笃地踩着皮鞋上课堂。学问、口才、气质、外形俱佳，从里到外都是女同学的心中偶像。她分析起《桃花扇》剧中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来，神采飞扬，声情并茂，叫人记忆深刻。同学中间还传言，她跟蒋礼鸿老师恋爱时，常常借用唐诗宋词你来我往地传情，听得“女才子”同学心头痒痒，恨不得眼前也蹦出个蒋老师那样的如意郎君才好。这一切都与“战天斗地”的乡间风情有着天壤之别。这回盛老师随同学下乡锻炼，大概自愧形象同劳动人民“距离太远”，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件男式灰色旧中山装棉衣给自己穿上——我颇怀疑这是她夫君蒋老师的旧装冒充。还嫌不够份量，她便在腰间添加一条旧围巾，绑着充当腰带，给自己加分。碰到我时，见我瞠目结舌的样子，未等我开口打招呼，她就自个儿先笑了。
盛静霞(1917～2006)，字弢青，出身江苏扬州名门家庭。父留日，归国于上海创办纺织厂，系中国现代纺织业开创者之一。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才华出众，尤善诗词，遗留诗词集《频伽室语业》。就读旧中央大学，深得师长赏识，称“中大”出两才女，“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教师卷》盛静霞条）。在杭大，她担任我们古典文学课程，深受同学喜爱。我们一起在古典文学教研组集体备课时，她有时会在组长夏承焘老师面前撒点娇，表现出“小女子”的可爱天性。她兢兢业业献身教育，谨记“跟党走”、“听毛主席话”、“虚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训条,处处严于律己。她在生命弥留之际，履行与夫君蒋老师生前约定，嘱托儿女将遗体捐献给国家医学研究。这样的好人、好老师永远不会在我们学生心中消失。
年轻时的盛静霞
批斗会上，同学们个个挥拳掴掌，呼起口号，都是“批倒”、“批臭”一类掷地有声的警世通言。一位同学为了表示气愤，伸出巴掌去揍骆重信，却打在了骆重信的毡帽上，把毡帽打落在地，又赶忙把帽子拾起，端端正正的给他戴上。
后来，这位同学在年级交流下乡心得体会时，作了如此的自我检查：无产阶级感情培养，是“难苦的历程”（借用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小说名）。我在批斗骆重信时，由于小资产阶级感情作怪，只重同学私情，忽视无产阶级感情，对他的错误行径恨不起来，所以巴掌才打毡帽，所以打落毡帽，还会重新拾起，所以还会给他端端正正戴上毡帽，所以……。
生动，深刻，扣人心弦，会场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
批斗会后，再也没有骆重信的越剧唱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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