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锡剧的沿革

关于常州锡剧的衍变过程，有多种划分方法：有的根据历史上剧种名称的变更，分为摊簧时期、文戏时期和常锡剧——锡剧时期；有的以声腔变革作为标准，分成单声腔、复合声腔、多声腔三个里程碑；更多的则是按照演出形式的发展，约定俗成地分为对子戏、小同场戏、大同场戏、地方大戏四个阶段。

对子戏阶段

常州的锡剧，由山歌小调的曲艺形式，发展成为花鼓小戏（花鼓摊簧）的戏曲形式后，即进入对子戏的阶段。

最早的对子戏，演员只有二人，称“单对子戏”。演出的形式是一男一女，对演对唱，在没有女演员时，旦角也由男的扮演。演唱者称为“左口”（亦称“上手”）和“右口”（亦称“下手”）。左口于上手操琴、执扇助演；右口于下手执一手帕，以简单的动作演唱。左口即当时之小生，戴瓜皮小帽，穿半截马褂；右口即当时的小旦，头戴小花帽，或顶一方小花巾，略施脂粉，着短袄围腰裙。服装大都是向当地农家临时借用的。当时演唱的曲调，称“摊簧调”或“簧调”。伴奏乐器只有一把胡琴。演出的内容，多以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生产、婚姻爱情和生活故事为主，诸如《磨豆腐》、《修布机》、《卖草囤》、《绣荷包》、《借汗巾》等，情节也非常简单。演出者也多为半农半艺，忙时务农，闲时演出。

这种以一生、一旦两个角色对唱的演出形式，持续了近百年。后来逐步发展到四个人的“双对子戏”，再由单出的“散对子戏”，发展到故事首尾贯穿的“本头对子戏”，演唱者多至五六人。演出场地，也由就地作场到登上春台演出，后来演出社戏时（旧时农村迎神赛会时演出的戏），则发展到临时搭台或在寺庙里的戏台上演出了。这时，演出的剧目逐渐增多，达到六七十出，故事的内容和情节也更加丰富，从多方面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后来，又逐渐形成了被称为“四庭柱一正梁”的五出看家戏。“四庭柱一正梁”的剧目，各地不同，常州地区的“四庭柱”，是指《庵堂相会》、《拔兰花》、《盘陀山烧香》、《借红纱》；“一正梁”，则指《朱小天》（又名《借海青》）。与此同时，演出中开始使用多种乐器伴奏，化妆更加讲究，表演技巧也有很大提高。于是，摊簧就自然而然地向小同场戏发展了。

小同场戏阶段

由于对子戏的影响越来越大，观众对演出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那种简单的故事情节和表演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于是，各摊簧班社便开始演出本头戏，戏中的角色也相应增加至六七个甚至更多。当这种多人同台演出的形式渐渐固定时，摊簧便开始进入小同场的阶段。

当摊簧发展到小同场戏阶段后，职业的演唱团体便越来越普遍。那时的演出团体都叫班社，班社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称作“班主”。成员大多为班主的家族和亲友。班社一般都以班主的姓名或姓氏为名称，如“孙玉彩班”、“周甫艺班”、以刘荣炳为主的“刘家班”、以梅金海和白玉秀（梅兰珍之父母)为主的“梅家班”等等。随着班社的建立，一些知名的摊簧艺人，又开始收徒教唱，于是，便产生了师承关系。师父往往就是班主，徒弟就是成员。这种师承关系，常常又是以地域进行划分的，如“常州班”、“无锡班”、“江阴班”、“宜兴班”等等。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一个个班社，在演出过程中又慢慢地相互联系起来，并逐步形成了“常州帮”、“宜兴帮”、“无锡帮”、“江阴帮”等帮系，在语言、唱腔以及表演上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摊簧在小同场戏时期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各帮艺人纷纷进入上海。沪宁铁路通车后，交通便捷了许多，各个摊簧班社陆续由乡村进入城市，一部分实力较强的班社，又相继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常帮”的孙玉彩进入了“小世界”，周甫艺进入了先施公司，王嘉大进入了永安公司，此外，还有进入各家茶馆设场演唱的。常州摊簧进入上海后，曾一度称为“常州古曲”。这时剧种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变化与发展。演出的剧目，要比对子戏时期增加了40余出，达到100多出。如《陆雅臣》、《卖妹成亲》、《陆裕春卖布》、《养媳妇纺棉花》、《杀狗劝夫》、《烧香记》等。其中“记”字戏特多。如《白奶记》（又名《一记光》）、《金环记》（又名《双奇案》）、《磨盘记》（又名《扫雪打碗》）。这类剧目的题材已从农村现实生活转向古代生活，故事情节更见复杂，人物角色也显著增加。在音乐和表演上，为了适合上海各个阶层观众的需求，大家不断地从京剧、昆曲、“武林班”、“申曲”以至“弹词”中吸取养料，充实和丰富自己。同时，由于常州、无锡等地的“摊簧”很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那时不少京、昆和“徽班”艺人，也加入了“常锡摊簧”团体，形成“京簧合班”、“昆簧合班”，使“常锡摊簧”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出现了服饰整齐，生、旦、滑稽三大行当俱全的新局面，为跨入大同场戏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大同场戏阶段

大同场戏形成的时间，在“五四”运动前后。此时，文明新剧（亦称“文明戏”）正盛行，“常州摊簧”、“无锡摊簧”均受到文明戏的影响。为了表示自己所演的剧目也是“文明戏目”，于是又纷纷改称为“常州文戏”、“无锡文戏”。民国八年（1919年），常帮艺人周甫艺和锡帮艺人过昭容联合组班，演出于“大世界”，由此定名为“常锡文戏”。

剧目的发展，是大同场戏阶段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常锡文戏从其他的剧种和曲艺中引进了大量的剧目，如从宝卷和弹词中引进了《珍珠塔》、《玉蜻蜓》、《双珠凤》、《孟丽君》等；从京剧中移植了《贩马记》、《秦香莲》等；从文明戏中搬演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张汶祥刺马》等；从武林班学习了《荆钗记》、《白兔记》等。其中，吸收最多的是才子佳人戏，如《三笑姻缘》、《七美图》、《九美图》、《描金凤》、《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很受上海和苏南一带仕女们的爱好。

与此同时，它在音乐、声腔上，也有丰富和提高。先后从武林班引进了大陆板，从曲艺宝卷引进了玲玲调，从申曲引进了三角板，从南方戏引进了南方调，从苏摊引进了迷魂调，从京剧引进了高拨子，从而使其声腔、伴奏乐器以及演奏艺术等都更趋成熟和完善。

在表演艺术上，随着剧种的发展，尤其是许多京班、徽班艺人的加入或合班演出（人们称之为“雨夹雪”或“两锅下”），更使得“常锡文戏”的表演获得了锻炼和长足的进步。无论生、旦、丑角，“手、眼、身、法、步”，其表现力都加强了，与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也靠得更近了。同时，还涌现出吴雅童、杨企雯、王兰英等一批优秀演员。总之，它的各个艺术门类，已经开始树立整体的舞台观念，向地方大戏迈进了。但它真正成为江南地方大剧种，则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

建国后的常州锡剧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戏曲艺术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颁行了戏改政策，实行了“双百”方针，相当多的新文艺工作者加入了戏曲的行列，为戏曲艺术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解放后，常锡文戏正式定名为“常锡剧”。1951年，常州专区组建了新华实验常锡剧团，作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戏改工作的实验基地。还陆续调进了一批新文艺工作者，着手改幕表制为剧本制，并创立了正规的导演制度。由于那时常州属苏南行政公署所管辖，而行署所在地设于无锡，所以遂于1952年将常锡剧改称锡剧。

为了贯彻党的戏改（改戏、 改人、 改制）方针，

常州的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力量， 对传统剧目进行了挖掘和整理。邀请老艺人王嘉大等人， 挖掘整理了对子戏38个， 并派苏少英、

蒋达协助其整理了大戏《庵堂相会》。1954年根据传统戏《龙凤锁》中的一出， 改成折子戏《调犯》，

参加了华东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1955年又成功地改编了传统戏《双珠凤》， 在剧本、 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等方面均有所创新，

取得了轰动效应。此后， 常州锡剧的创作和演出都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 先后创作演出了《攀弓带》、 《张飞审瓜》、《红楼镜》、

《牛旺回书》、 《白马告状》、 《安寿保认母》、 《芙蓉花开》、 《火焰山》、 《姐妹行》、《革命母亲贾奶奶》等一批古装戏和现代戏，

涌现出一批优秀作者与导演。1958年常州市锡剧团根据文化部的规划，到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河南、

河北和北京、天津等省、市进行巡回交流演出，大大拓展了锡剧的演出地域，扩大了常州锡剧的影响。1961年江苏省在南京举行锡剧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常州的锡剧老艺人王嘉大、张乾大、沈阿焕等人，又应邀参加了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组织的挖掘传统剧目的工作，挖掘整理了50多个锡剧传统剧目，对继承和发扬锡剧的传统艺术，发展锡剧的流派，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培养锡剧的接班人，壮大锡剧的队伍，1963年，市锡剧团开设了学馆，从社会上招收了首批学员47名，培养出了不少具有较高艺术素质和艺术水平的青年演员。1970年常州正式成立了戏剧专科学校，培养出一批批锡剧人才，做到了后继有人。

“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锡剧受到很大破坏，从业人员大批下放，创作与演出活动几近停滞。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常州的锡剧得到复苏。剧团都恢复了建制，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剧目创作和艺术生产得到加强。先后创作演出了《紫罗兰》、《春风万里》、《望海》、《红楼夜审》、《风流母女》、《欢喜店》、《十里荷塘》、《狠心奶奶糊涂娘》、《母子星》、《杜鹃红》（《血色杜鹃》）、《凤飞何处》、《今日出梅》、《七步桥》、《少年华罗庚》等一大批优秀剧目，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演员，参加省与全国的许多重大艺术活动，获得多种奖励。为了振兴锡剧，1988年市政府成立了常州市振兴锡剧领导小组。1989年又成立了常州市青年锡剧团。1994年起，还在全市中小学大力开展锡剧的普及活动。开设了锡剧音乐欣赏课程，编印了锡剧音乐教材，录制了欣赏音带，并多次举办大奖赛。1995年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锡歌的创作征文和演唱活动。与此同时，全市的业余锡剧创作和演唱活动，也十分活跃，使锡剧艺术在自己的故乡不断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