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改中的“浙话现象”：凝聚挣饭的神儿

“堵住蹭饭的门儿，捆住混饭的人儿，凝聚挣饭的神儿。(文化体制改革)改得成功不成功，就看有没有这个魂儿。”从浙江文化体制改革前的浙话副团长到现在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龙虽然在商言商，但其话语中依旧散发出文化商人的浓厚文艺腔。

2003年，浙江省被中央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省。之后，当地出台一系列举措，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浙江话剧团等众多国有文艺院团在这次改革大潮中被迫“下海”。

改革对于当初的杨光明等浙话的老人来说似乎是“洪水猛兽”，但现在再回首来看，觉得那是一次涅槃。

“改制以前一年也就1、2台戏，改制后一年要排12台戏。”如今杨光明的身份由浙话的舞美队长变为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的舞美总监。

在话剧团几乎干了一辈子的他，对改制前后变化颇有感触，“改制以前属于混饭吃，基本没动力，正常赚钱养家糊口，改制以后要挣饭吃，动力来了。”

“改制把老的同志都改掉了，走了28个老员工，都为了事业编制退休了，留下的老员工时间待的最长的是5年。”回忆起刚转企改制后的困境，王文龙深吸了口烟，当时作为工龄已满30年符合退休条件的老员工之一，王文龙并未为编制离开，反而一肩扛起了改制后的浙江话剧团的责任，担任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作为退休员工的杨光明被返聘回浙江话剧团担任舞美总监，杨光明要适应从事业单位到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转变，从没戏可排到连续三天辗转三地，“节奏加快了，以前是悠闲走路，现在要循环跑步。”

“原先我想设计还没有戏给你设计，我想增加收入也没有机会。”杨光明回忆，以前主要以儿童剧为主，一年年薪4万多，改制以来，浙江话剧团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儿童剧，一手抓话剧，年薪翻了3倍多，一年有15万，“差别太大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收入在成倍地往上涨。”

让杨光明有动力的不仅是收入的渐涨，其个人在专业方面的成长也让他大为兴奋，“实践机会越多，进步越快，改制后有压力，但是我心情舒畅，设计的戏有人看。”

杨光明的故事是过去几年浙江文化体制改革激发的市场化浪潮下的一朵浪花。

国有文艺院团作为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效显著。据统计，截至2014年8月，浙江省属8家院团，演出场次达1684场，收获2270.41万票房，8月份既完成全年84%左右目标。

从2011年到2014年，浙江话剧团在改制为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的四年时间里产生了数十部话剧，受到了观众的热捧和话剧市场的强烈反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使杭州、浙江乃至全国相对比较沉寂的话剧市场变得活跃。

其中，2011年，为庆祝建党9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政论体话剧《谁主沉浮》，更是从作品的策划、创作、排练到演出的全过程，都坚持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运作。截至目前，演出场次达130多场，收入860多万。此外，今年的话剧《燃烧的梵高》两场就卖了9万多票房。

浙话走市场化道路令杭州本土观众在低票价下慢慢习惯走入剧场，外界称其为“浙话现象”。谈到走市场化后的成果，王文龙显得很自豪，“以前浙江话剧团基本是送戏的，政府买单，演400多场，财政拨出300多万，现在一年800多场，(2014)年收入已经达到896万。”

据悉，浙江文化体制改革除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成功外，经营性文化单位、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改革也均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