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是当今独具个性的先锋戏剧导演,他以辛辣、幽默、批判的戏剧功力,开创了当代戏剧的新面貌。虽然作品备受争议,但这不妨碍他创造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12月6日、7日每晚19:30,“戏剧狂人”孟京辉将做客SMG艺术人文频道《可凡倾听》,讲述他如何独具慧眼地发掘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郭涛、陈建斌等中戏学子;如何在走投无路之际,把妻子“给卖了”;又如何“和钱过不去”。

陈建斌:没有孟京辉,我不会当演员

戏剧舞台是明星的“演技速成班”。许多人气偶像、选秀明星成名后,会选择去演话剧,一方面磨练演技,另一方面也提升话剧的知名度。而孟京辉对此却并不热衷,尽管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在舞台上重用过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胡军、郭涛、陈建斌、廖凡、陶虹、郝蕾、段奕宏等如今的大腕。

陈建斌就曾说,孟京辉是他的贵人。是孟导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让他被大众所熟知,有人开始找他演戏,也正是这部话剧,让他建立了自信,觉得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如果没有这部戏,陈建斌或许早已转行当了老师。

对此,孟京辉很谦虚,在《可凡倾听》中他直言首先是演员好,“我用的这些演员,在中戏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全班最好的,其次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点不安分,都想探索新的表达方法,新的思想,当我们这种不满足感爆炸的时候,我们就合在了一起。归根结底,就是大家志同道合,都想干点什么。”

虽然成为了众多明星的伯乐,但孟京辉的道路并不顺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话剧危机的论调不胫而走。大批话剧演员转战影视圈,剧场则生意萧条,院团门可罗雀。尽管孟京辉在中戏排演《等待戈多》已经小有名气,但也不得不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现状。

这时,时任中央试验话剧院的院长赵有亮成了孟京辉的伯乐,“我和赵有亮见面,我说我是个特别喜欢戏剧的人,我在学校排过两个戏剧,就给他看剧照。赵有亮问你真喜欢戏剧吗?我说我真的特别喜欢戏剧,他说你就到国家话剧院来排吧。”

于是,孟京辉就在国家话剧院排了《思凡》,第一次演出,在小剧场演了20场,前10场没什么人,后10场人开始多起来了,后来,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为“犀牛”把老婆“卖了”

之后,孟京辉先后导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实验戏剧。但真正让他获得大众知名度的还是那部他与妻子——编剧廖一梅合作的《恋爱的犀牛》。这部演过1500多场经典话剧差点让孟京辉“卖”了老婆。

在《可凡倾听》中,孟京辉回忆当初:“演出,你得做布景、找演员、租剧场,没有人没有钱,我们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忽悠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里头就有郭涛、杨婷,还找了一个公司,说所有人力物力加起来,只需要214000元。”——十多年前的这个数字,孟京辉至今还记得。

但是剧组建起来之后,公司开始后悔,说没钱,情急之下,孟京辉就把老婆“卖”了:“我说如果这个戏亏了钱,就让廖一梅写电视剧挣钱还你们;如果挣了钱,我们一分不要。这么一说,人家就更不相信了。”

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在做生意的大学同学慷慨解囊,给了孟京辉这笔钱,“我跟他要的是现金,他说要分四次给,我就每次背个书包去装,坐地铁还怕被人偷,回家把钱藏在枕头里、铺盖里、厨房里。”

最终,《恋爱的犀牛》首轮演出获得票款五十万,那位厚道的哥们只要回了二十多万的成本,这让孟京辉相信,成功就是源于坚持和“老天眷顾”。

从当年充满叛逆精神的青年学生,到如今的为人父母,孟京辉和廖一梅,这一对中国当代先锋戏剧史中的“先锋”伉俪,携手共同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由廖一梅编剧、孟京辉执导的三部作品《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柔软》,也记录和见证了两个人这么多年来成长和生活的不同阶段。

演员郝蕾曾说,孟京辉和廖一梅就是两头犀牛。对此,孟京辉笑说,确实不好合作。在排《柔软》时,孟京辉每天都有很多新点子,最后把《柔软》给肢解了,廖一梅看完后,脸色煞白,说“这不是我的编剧”,最终在妻子的坚持下,孟京辉“悬崖勒马”。他也由此意识到,导演不是上帝,剧作家才是上帝,“剧作家是在制造,导演则是把它给彰显出来,更多的可能是一个选择者。原作品、原小说肯定有一个灵魂,我们得把这个灵魂找到,然后所有人要最大限度地尊重这个灵魂。”

“太有钱,就做不出好作品”

《恋爱的犀牛》,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票房真正赚钱的小剧场戏剧。孟京辉从此找到了一条将先锋“变现”的运作模式。“他的名字也成了话剧市场的金字招牌。在中国话剧市场上,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将先锋与商业结合得如此奇特。所以,当有人说孟京辉是一个用娱乐包装甚至伪装的文化人时,他非常心平气和,“搞艺术不能有杂念,如果还想着能挣钱,不妨直接去挣钱,既能挣到钱又能艺术的中间这条道路,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存在。有人会说,谁跟钱有仇?我就跟钱有仇,我有的时候觉得钱多了没什么好事。”

孟京辉认为,现在很多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吃得太饱,太有钱了,太游刃有余了,太有后路可退了,然后就做不出好作品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他经常问自己:你是个诚实的艺术家吗?是个对这个时代有贡献的艺术家吗?是个伟大的,真正把自己和这个时代联结在一起的艺术家吗?你能发掘人类最深沉、最伟大的情感吗?能在其中得到满足并创造的快感吗?“都是问号,所以真的不是为了钱,为了这点钱不值得。”

诗人西川曾问孟金辉,中国的戏剧以后该走向何方?当时,孟京辉曾狂妄地答道:我怎么走,中国戏剧就怎么走。然后如今想来,其中也有着一份沉重的责任感。“我自主地在承担着一些中国戏剧的光荣和梦想,又承担它的责任、艰辛和期盼。这也是我们年轻的这一代艺术家、艺术工作者、戏剧的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问题。”

廖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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