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大”外传——吴德先生艺事轶闻琐忆

“梁老大”外传——吴德先生艺事轶闻琐忆

对于德高望重的前辈师长吴德先生，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慕之情。他既是戏曲现代戏舞台表导演艺术的大家巨擘，又是长期坚持研究探索现代戏系统理论的知名专家；既是致力于现代戏剧本创作的勤奋编剧，又是精心培育戏曲后学的良师益友。在我院现代戏守望与继承、开拓与创新的历史进程中，称得上承前启后的全方位重量级功勋人物。

回首往昔，他以饰演眉户《梁秋燕》之梁老大起根发苗，初显身手便蜚声剧坛而播誉西北地区。从此，“梁老大”的名字不胫而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成为他本人名讳的代称，或者说“梁老大”早已成为一个艺术品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关中农村有戏迷说过：“连锄地的都知道梁老大！”然而，梁老大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仅仅是他的起点而远非终点，那是独具鲜活个性特色的“这一个”，并没有成为日后创造众多典型人物的“老模子”。

究其原因，吴德先生是一位从来不愿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的艺术家。他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来自对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对事业的痴迷与执著。而执著的背后是责任；责任的背后是品质；品质的背后是经典；经典的背后是磨砺。所谓磨砺，涵盖思想、艺术、生活、文化、修养诸多方面，透过他的艺术轶闻似乎也能见其端睨。这里，仅从远去的记忆中捡拾些许碎片，姑且称之为“梁老大”外传吧。

三夏支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院着眼于艺术队伍建设的需要，在西安周边建立了相应的生活基地，如民谚所传的“贾里村，研究院，王莽村，长安县”等。后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些生活基地也就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组织演职人员去关中各县农村参加劳动，虽然不定期，却也是常事。

记得是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年，眉碗团部分同志到蒲城永丰镇支援三夏，演员队的吴德、杨淑琴老师和我，被分配在一个生产小队。老乡们听说是省上研究院来的，而且还是《梁秋燕》的名演“梁老大”、“刘二嫂”（杨淑琴），自然十分欢迎；我因演过戏中的“董学民”，也跟上沾了光。毕竟，东府渭北是眉户、碗碗腔的“老窝”，戏亲人缘近嘛。

作为戏曲工作者，参加劳动，深入生活，贴近群众，锻炼自己，我们是心甘情愿的，但要干技术性强的活路，比如“犁耧耙磨看手段，撒种铡草入麦苋，扬场能用左右铣，吆车甩的回头鞭”之类，那可真的不行。热情厚道的生产队长说：“你们都是细活人，来了要受苦的，能干啥就干啥，不勉强。”杨老师是“左撇子”，而握镰刀靠右手，割麦不行，也劳不下来，她的任务是提捆、看场、晒麦子；本人年轻能跑腿脚快，选择了拉耙耧麦、“下腰”（麦草绳）拧捆的差使；吴老师人高马大有力气，自告奋勇装车拉运，特别是碾场收粮扛麻袋，一包200来斤重的大家伙，他忽地一下就扛了起来，乡党们惊叹道：“没看出这梁老大还争的很！”到歇晌休息时，群众纷纷围上来，要我们现场表演，实在推辞不过，吴老师唱他的“梁老大”，杨老师唱她的“刘二嫂”，我给大家说快板、“翻跟头”，几乎把招数用尽了。乡党们高兴得不得了，使劲鼓掌叫好：“今个把真人见咧，你们别做活了，唱戏就是最好的支援！”
一天干下来，人困马乏，又饥又渴。我们的饭正好被队长“派”在他家，前脚刚进门，后脚饭就到。哈，红豆米汤，锅盔馍，凉拌黄瓜萝卜丝，还匝了一盘线辣子，看着都让人口馋。队长娘子热情招呼：“你们是稀客，先尝我这手艺咋样？”吴老师实在是饿了，随口接过话茬：“也好，那就先尝尝。”没料想，三下五除二，一个锅盔竟让他尝完了，真是扛麻袋的硬劳力，咥锅盔的好胃口啊！

蒲城支农时间虽短，但吴德先生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吃苦耐劳，谦和可亲，勤于观察农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善于用农民的语言说农民的话，用百姓的眼光看百姓的事，从中感受现实生活的律动，获取艺术创造的灵智。由此可知，从先前的《梁秋燕》《粮食》《鹰山春雷》到后来的《蟠桃园》《杏花村》《向阳川》等农村题材的现代戏，他何以塑造出不同性格、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感人至深的典型形象的内在动因。正如著名戏剧家李超先生诗中所赞：“观赏眉户杏花村，粉朵繁枝意境深。性格有色生活里，人物情节贵理真。”亦如古诗之妙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之源在哪里？在社会，在民众，也在农村生活的大摇篮！

军营当兵

1959年11月间，以陕西戏曲演出团“三大秦班”为主体，经过补充力量组建的“陕西省各界赴福建前线慰问团”在杭州会师。300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旗手，便是身材魁梧、体魄健壮、当时年仅25岁的吴德，他那方正的脸盘显得敦厚诚朴，活脱脱的关中汉子典型，标准的秦人形象大使，一马当先，擎旗开路，实在风光极了。当时的任务是慰问我军福建前线部队，经过全团上下共同努力，出色地完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荣使命。吴德的心中由此而萌生了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当一回兵呢？

机会来了。1963年春，学雷锋热潮席卷神州大地，我院迅速组织创作班子，不到半月就写出《雷锋》剧本，院部决定由三团用眉户排演。为了把戏排好，团上选派了将在剧中担任角色的演员，到部队当兵体验生活，记得有吴德、王斌、原安民、杭立文、徐秦和我，总共六七个人。我们被安排到西安北郊红庙坡北营房，这里是陕西军区独立团的驻地。团长肖显旺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指挥部队很有经验，深受全团官兵爱戴，第一眼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全团官兵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连上的孙指导员对我们作了精心安排，为了便于管理，六七个人被分配在同一个排的四个班，发了被褥、军服、生活用具和枪支，完全按入伍战士对待，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兵啊。当我们穿上军装之后，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如果说还有美中不足，就是服装稍显不合体。尤其是吴德老师，他的身高块大，军装好像在身上捆着。一位四川籍战士对我说：“这个师傅当个小兵太委屈喽，他要是穿上干部服装，准像个首长。”我问他：“哪个级别？”“起码是个营长！”他很自信地回答。说来也巧，《雷锋》一剧分角色时，吴老师正好扮演荆营长。这是后话了。

自然，在我们几个年轻的“新兵蛋子”眼里，吴老师年长是老大哥，有啥想法总要给他说。严格的部队生活确实很苦，初春的早上气候依然寒冷，地面上结着一层层厚厚的浓霜，我们和战士们一样，趴在冰冷的操场上，端着枪练瞄准，一趴就是整整一个上午，耳朵冻肿，手脚麻木，浑身冰冷，短短几天就撑不住了。我们私下找吴老师诉苦：“咱们下连当兵是为了排戏，熟悉一下部队情况，上台不出笑话就行了，又不是真的上前线打仗，像这样训练怕不是个办法！”吴老师坦诚地说：“我何尝没有这种感受呢？但咱们要认真想想，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那种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坚强意志和素质，不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锻炼出来的吗？没有这样的艰苦锻炼，他们能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吗？这本身不就是我们要深入的实际生活吗？”他说得句句在理，我们不能不服。事实上，同真正的人民战士相比，我们的差距太大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演练，就把蹄蹄爪爪全都亮出来了。

尽管已有老战士悄悄透了风，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都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就乱了场。大约凌晨三四点，营房里忽然响起尖厉的哨音，我们从梦中惊醒，只听见排长急促地发布命令：“五分钟内，打好背包，带上武器，营房外紧急集合！”霎时，全排战士迅速动作起来，营房里不许开灯，不许说话，只听见黑暗中发出各种快节奏的音响。当我们跑出营房时，许多老战士早已到场，我们暗自庆幸没落在最后。整好队伍后，排长挨个检查，从头到脚一个环节也不放过，查到我们几个“新兵”时，一下亮了“黑屁股”：有的忘戴军帽，有的没扎皮带，有的背包松散，有的纽扣是“鸡上架”，我把鞋穿了个“差伙伴”，吴老师啥都很规范，就是脚上没穿袜子！后来排长带队出了军营，边走边跑疾行军，经红庙坡、玉祥门、西大街，到钟楼绕行一圈回营房，我们几个累得浑身散了架，甚至还有人半路掉队，差点成了“逃兵”。

将近一个月的军旅生活，在漫长的人生历史进程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我们的心里却留下难忘印记。正如吴德老师后来所说：“它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军队的优良素质，是在怎样的艰苦磨练下逐渐形成的。这对我们更好地刻画人民战士的艺术形象，准确把握内在气质和风度，对演好《雷锋》这出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我们脱去军装“退伍复员”了，吴老师却真的当了“军官”戏中英武帅气的荆生华营长。

枫叶火红

作为老三团（后眉碗团）的普通一兵，在老艺术家面前我是晚辈后学。回想起来，与吴德先生曾有几次直接合作：1973年我移植的眉户现代小戏《划线》，由吴老师任导演；1977年先后改编演出大型眉户现代戏《飞雪迎春》《两颗铃》，我们同为改编作者，吴老师又任导演兼主要角色（国民党特务头子一0三）；1978年朱学先生和我创作大型碗碗腔现代戏《天池山》，吴老师再任导演。对我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则是改编排演大型眉户现代戏《枫叶红了的时候》那段往事。

1976年金秋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彻夜覆灭，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宣告结束。翌年春节期间，剧院秦腔团恢复重演《十五贯》，在当时其它剧目尚未解禁的情况下，眉碗团首先选中京剧现代戏《蝶恋花》，用碗碗腔进行移植排练，准备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演出。那么长于演现代戏的眉户剧种怎么办？团上的同志们都在议论，大约是七月上旬，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王景愚、文兴宇等创作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以别具一格的艺术视角和夸张浪漫的处理手法，鞭挞“四害”丑行，演出反响强烈。很快又得知省市话剧界也在抓这个戏。于是，眉碗团通过北京的工作关系，搞到了话剧本子，在排练《蝶恋花》的同时，组织艺术力量，开辟第二战场，成立了眉户《枫叶红了的时候》剧组。团部决定由吴德、张晓斌、杨淑琴任剧本改编；由吴德挂帅，王斌、张晓斌参与，组成导演组；黄育英、通子任音乐设计。担任主要角色的有：吴德饰演冯云彤（老红军、革命干部，正面斗争力量的代表）；张晓斌饰演陆峥嵘（意为“不识真面目，偶尔露峥嵘”）、王斌饰演张得志（取“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之意）、杨淑琴饰演秦昕（“四人帮”与其党羽之间的联络人）、淡明芳饰演马秘书（拍马迎逢的政治文痞）。饰演其他正面角色的有董利森、韩丽、李秦英等。

戏中陆、张、秦、马三男一女四个丑类，是“四人帮”的政治影子，或从投机诈骗发迹，或靠搭帮结派掌权，或凭卖身投靠走红，或借拍马钻营攀升。他们秉承主子的旨意，以生产荒诞不经的所谓“忠诚探测器”为由，企图挤挎国防科研项目“万马100号”，并藉此打倒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干部，排斥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从而为“四人帮”的反党阴谋活动尽忠效命。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得意忘形狂妄叫嚣：“单等十月一来到，换掉旧符看新桃”，演出了一幕政治丑剧。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们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紧张而有序的氛围之中，剧组投入了实际工作，剧本改编和音乐设计不到十天就完成了任务。从全剧人物来看，尽管反面角色占到一半，但在斗争力量对比上，仍是以正压邪的。为了体现讽刺喜剧的风格，吴老师在进行导演阐述和艺术处理上，除坚持遵循戏曲表演特点外，又借鉴了话剧《纸老虎现形记》的某些表现手法，要求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努力做到，既要夸张变形，又能把握尺度；既有漫画式色彩，又不落脸谱化套子。特别强调要揭示丑类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不是表面化地展览外形丑态。同时又引导和鼓励演员个人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大胆探索，塑造出富有个性特点的舞台形象来。

譬如，王斌老师是咸阳人，从小受方言影响，有些字的语音改不过来，如把“难”读“兰”、“来”读“崖”、“耐”读“赖”、“那”读“拉”等。在这出戏中每逢以上字眼的道白出现时，为了找准发音，导演索性让他把节奏拉长抻开，或有意识地稍做重复，给人感觉有点“口吃病”，反倒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创造。

又如，杨淑琴老师左右腿长短稍有差异，上台走路或跑圆场容易颠簸，而戏中规定要穿连衣裙和高跟鞋，这无疑又带来麻烦。于是，在戏的前半部分，当显示人物故作风雅时，让她吸收一点舞蹈步法，体现出悠然自得的味道。而在后半部分，形势突变，惊慌失措，快步上场时，又有意识地强化了两腿颠簸，更显出气急败坏的样子。既符合人物情绪的需要，又巧妙掩盖了腿脚的毛病。

再如，淡明芳老师早年曾是文工团员，善跳民族舞蹈，下身轻便走路快捷，由他扮演舞文弄墨、爱打小报告的马秘书，这种“小腿勤”的特点恰恰派上了用场，把政治文痞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

我所扮演的陆峥嵘，在四个丑类中戏分最重，这也是我在现代戏中担任的第一个反派主角，说实话，与几位老师同台搭档，思想压力很大。吴老师看出了我的情绪，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没演过反派角色，可能经验不足，但也没有框框；白纸好画画，事在人为么。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演，把压力变成动力，反倒可以促进自己实现跨越。”在他的启发指导下，我在“序幕”的表演中，借用了传统戏丑角的某些动作，当陆峥嵘被张得志从河里（乐池）钓上岸时，鱼钩挂在嘴上，我用了三个快速旋转，摆脱鱼钩摔倒在地，顺势用“地蹦子”动作，像鲤鱼打挺一样跃然而起，以表现他是“四人帮”线上一条“鱼”的寓意。在陆峥嵘以小魔术冒充所谓“忠诚探测器”，骗取了秦昕一伙的信任，并因给“四人帮”写了“效忠信”而飞黄腾达，混进研究所当上设计室主任时，让我在表演上结合西装革履的穿着，设计了油头粉面、小胡子、大鬓角的造型，又借鉴了电影卓别林与芭蕾舞的某些动作，寻求一种带“洋”气的丑味。比如当马秘书给他送来“党票”，二人臭气相投、打得火热时，吴老师设计了两个人搭肩搂背、四条腿层层叠压如同拧麻花的动作，以揭示他们在政治上相互勾结的关系。而到最后阴谋败露、丑类之间引起内讧打斗时，从公鸡鹐仗的形态受到启发，又设计了陆、马相互拿头碰撞的动作等等。所有这些努力与追求，在演出中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出戏曾在西安、户县、咸阳、武功、柞水、镇安等地城乡演出，以别具特色的艺术样式受到广泛好评。据不完全统计，我省各地剧团排练演出的达20多家。于我而言，原先在传统戏中学演小生，自《枫》剧开始改演丑角，并因此而闪现舞台光彩。饮水思源，这与我，同前辈老师的密切合作，更蒙吴德先生的悉心指导，遂使《枫》剧的问世成为我演艺之路的转折点。

三十五年去匆匆，眼前时现枫叶红；回首再忆“梁老大”，满怀感念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