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史研究的新突破

剧场史研究的新突破
——读车文明教授《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

车文明教授《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一书于2011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是车先生继《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和《中国神庙剧场》之后的又一部着力于戏曲文物学的著作，也是车先生2002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现存古戏台及古代乡村演剧调查研究”的结项成果。

全书共五章，前三章按时代划分，从史学角度介绍、论述金元、明、清神庙戏台的遗存现状、建筑结构、神庙形制、研究综述以及戏台与戏曲关系等问题，且后附《日本早期神庙（神社）剧场介绍》、《与明、清同时期的日本舞台介绍》两文，对中日两国剧场之异同进行了详实论述比较。后两章以类型划分，着重分析宗祠、会馆剧场形制和演剧活动。作者精心选取戏台实物、建筑结构等图片429帧附于各章节中，并对其进行详要阐释，极有利于读者对戏台及其附属建筑物件的形象感知。附录《全国现存会馆剧场名录》（86座）、《山西省清代戏台调查统计表》（503座）等，多为基于田野调查之上，首次整理公布，是剧场研究的坚实根基。

从研究方法看，车先生的著作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之上的多学科综合分析。重视对全国各地古戏台的实地考察和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运用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和理论对古戏台进行多元化分析，由先前“二重证据法”演进为集历史文物、田野调查所得民俗口碑资料、文献资料为一体而相互印证的“三重证据法”，把大量材料组织在历史的发展框架中，条分缕析，考论兼备，而中国剧场的发展脉络自见，对剧场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着手于戏台与戏曲之间的关系研究。戏台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戏曲全面系统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著作对历代戏台规制与传统戏曲演出体制规模进行深入的探讨，分别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戏台建筑规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结合舞台演出剧本、戏曲绘画、雕塑、戏班规模、演出实况等资料作对比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戏台建筑首先要满足演出的需要，其次考虑建筑审美及财力、物力、技术水平等因素。

第二，尝试对异域剧场的考察与对比分析。作者在留日访学期间，先后对日本京都府京都市、奈良县奈良市等地30多座现存传统剧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日本早期神社高舞台、板设舞台及15~19世纪能乐舞台、歌舞伎舞台等剧场类型作了初步探讨，且对中日两国各时代神庙剧场进行对比，阐述其异同之处，如论及日本能舞台与中国金元戏台时，指出两者都是一间，面积相当，布景、道具简洁，表演富有写意式、虚拟式。不同之处在于，能乐舞台比较规范，金元戏台比较随意；能舞台上只能演能乐，金元戏台上则可以上演任何剧种或歌舞等等，这些比较论述，为进一步研究中日神庙剧场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开辟了新的领域。

第三，重视专题类剧场研究。对中国现存会馆剧场、宗祠剧场进行详实的考察与系统考证。并且结合舞台题记与文献资料，有力证实了戏曲活动在会馆、宗祠中的祭祀、娱乐等重要作用。在论述会馆剧场时，进一步指出山陕商人活动区域与梆子腔流播地区的惊人吻合，有力证实了会馆剧场在戏曲发展、传播中的载体作用。

第四，注重剧场研究方法理论的总结与反思。首先，肯定了运用“三重证据法”，从历史文化角度去考证、阐释研究对象，已成为剧场研究的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指出以剧场研究为主要对象之一的戏曲文物学科已经进入了类似库恩所说的标准科学时期，但还需要研究者不断地完善范式本身，扩展范式的应用范围。其次，反思其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指出对古戏台的断代甄别是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由于戏曲研究者古建筑知识及鉴定水平普遍偏低，古戏台又多次维修，构建复杂，年代甄别较为困难。强调不仅要关注碑刻资料中戏台创修、赛社演戏等内容的考证，而且要重视民间村社组织、信仰习俗等方面对剧场创修管理的影响，多角度思考，扩大学科视野。

总之，此书以中国古戏台为对象进行专题性研究，证据充实，论证严密，为以戏台论证戏曲史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邓绍基先生所言：“完备的中国戏曲史著作实际上应当是戏曲文学史，戏曲理论批评史，戏曲声腔史，剧场史，演艺史（戏班剧团，角色行当和脸谱扮装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系统著作”，车先生此著便是着力于剧场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此文发表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1期
（作者：王潞伟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