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郭宝臣

这两年我一直在寻找，说来让人也觉得惊讶，我在寻找一个声音。寻找一个声音的源头。

山西的临汾运城两地，至今风行的地方戏是蒲州梆子。我在寻找蒲州梆子的根脉源流。先人曾经怎样歌唱？我们曾经怎样歌唱？这个问题，足以让人饶有兴趣。

最早的追溯不必说了，仅有文字记载，很难复原一整套繁复的乐音。翻检到近代，留下来最早的蒲州梆子的录音，是上海百代公司出品的一张唱片，灌制了山陕梆子（蒲州梆子的前身）演员郭宝臣的唱段《探母别妻》、《芦花计》等。
郭宝臣，山西临猗县北景村人，我的同乡。

临猗县在山西的西南角，盛产小麦棉花。千百年来，一直是山西的粮棉大县。不料这里还盛产歌声。这让我有些自豪，也有些意外。

古往今来，吃穿一直比歌唱重要。食不果腹，衣衫褴褛，当然无心歌唱。“仓廪实而知礼仪”。吃饱穿暖以后呢，他当然要吟，要颂，要唱。一个盛产粮棉的地带也盛产礼乐曲艺，梆子戏的根脉扎在这里，也在情理之中吧。

我就这样开始了对郭宝臣的追寻。

上

蒲州梆子的源头，至今还是一个谜。有说起源于明初洪武，有说成熟于明代万历、嘉靖年间。专家们各执一词，难得共识。但在明末清初形成，却是没有疑义的。康熙皇帝南巡到平阳（今临汾），就看过梆子戏，那已经是成熟的地方戏曲。
清初几代，全国流行的戏曲还是昆曲。蒲州当地的这种以枣木击节、吸收当地民歌素材、以上下两句为主要语体的说唱形式，当时还没有个正经名字。当地人或者叫乱弹，或者叫它蒲州土戏。土戏地位很低，演戏是为了敬神，可当地人觉得“土戏亵神”，请神谢神，还是要到州府去花大价钱叫昆曲班子。

昆曲那时已经宫廷化。它的典雅细致繁复使得它逐渐脱离了大众。皇族士大夫们喜欢它，欣赏它。在民间，老百姓却是爱的乱弹。乱弹的曲调取自民间，上下句的语体可长可短，叙述自由。不似昆曲的一个一个曲牌联缀，复杂难懂。乱弹道白俚俗，表演通俗，鼓乐响亮，场面火暴。在乡下，在民间，它深受底层喜爱。它不仅在故地成了气候，京城也新进了许多梆子戏班。由于这些戏班大多来自今天的晋南与关中交界一带，京城上下都把它叫做山陕梆子。山陕梆子很快就以他的通俗火暴唱响京城，此前占据领主地位的昆曲和弋阳腔班社，一时门庭冷落，演员濒临失业。也有的索性改弦更张，改唱梆子腔。

山陕梆子和钦定的官阁艺术比，原本就“地位低下”，这时在京城又如此搅动视听，这当然会引起朝堂的不安。对于这等有悖封建礼教，背逆士大夫雅驯文化的俗物，干扰世道人心，当然属于异端邪说。如此震动朝野，不可轻视。于是在乾隆五十年议准，对山陕梆子戏严加禁止：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于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嘉庆三年，嘉庆四年，又两次重申了上述禁令：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之下，山陕班子只好解散。也有的进了昆弋班社。时不时还悄悄唱点梆子，因为市民喜欢，戏班有收入。这里分明看出朝廷是在保护朝堂艺术，救护昆弋两腔。诗三百，思无邪。郑卫之声，足以乱雅乐。钦命的高雅艺术受到了起自民间的通俗艺术的挑战，士大夫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不惜动用王朝权力来干预。这也算是清代的“振兴昆弋”之举吧，只是这出手未免有点血腥。

问题的另一面是，禁戏令颁布以后，朝野上下很快发现，这个律令很难彻底执行。毕竟从乾隆到嘉庆，山陕梆子在京，由受到喜爱到唱红京师，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许多京腔戏班都受过他的影响。其中一些著名的戏班，演出时常就是“两下锅”，昆腔梆子同台，民间已有“京秦不分”的说法。至于市井观众，更是迷恋。他的通俗易懂，魅力动人，已经深深扎根在大众中间。为适应需要，一些戏班就不顾禁令，明里暗里兼演梆子。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改头换面，很快禁令就成了禁而不绝，气氛逐渐缓和，禁令还在，已经不废而弛了。

梆子戏获得了喘息机会，先是休养生息，等待风向。看着四周既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慢慢就放开手脚演唱起来。至同光年间，或在京城，或在蒲地，山陕梆子起自民间长期酝酿，终于爆发，戏班群起，剧目繁荣，名角如林，戏班演员阵容齐整，让人乍舌。蒲州镇的祁彦子人称彦子红，卢氏郧三吉艺名白菜心，洪洞侯俊山人称十三旦。这些演员，在当地一旦演出，观众人山人海，叫好喝彩起伏如潮涌。当地人说：“看了白菜心的《忠孝宴》，想得三天不吃饭。”“彦子红《杀院》，侯俊山的小旦，看上一遍，死而无怨。”“彦子红，实在红，鞭打芦花再不能。”梆子戏的好气候来了，他终于踏进了自己的鼎盛春秋。

人才济济，如众星拱月，郭宝臣就是在这个当口，走出蒲州，走出山西，踏进北京。

明清时代学戏的，大多是穷家子弟。郭宝臣父亲终年做长工，去世很早。母亲罗氏见宝臣聪慧能记，辛勤纺织支持宝臣入学。宝臣就这样开了蒙学。封建时代的教材无非四书五经，但宝臣因此熟悉不少历史掌故，这对他后来理解戏文帮助很大。郭宝臣十六岁到襄陵县进了面行，就是加工磨面。经常一边踩大罗过面，一边吼几句乱弹。一天去平阳府送面，恰巧遇到同乡马营人张世喜，张世喜正在祁县搭班子唱梆子，一听这小伙嗓音高亢，出口粘弦，摸着了梆子的门道。张世喜立刻鼓动郭宝臣辞了面行，随他到祁县学艺，收为弟子。这师徒二人，后来终于都成了名镇京师的梆子戏领军红角。

宝臣因为识文断字，入戏很快，出师之前，已经显露不凡之相。学习之余，他还喜好和当地文士过从，对理解戏文，刻画人物大有裨益。这样的苗子，未曾进京前，在晋中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了。

光绪三年，郭宝臣随师傅张世喜悄悄密密地北上，进京搭山陕班。

他将原名郭栋臣改为郭宝臣，示意另一个人生的开始。

郭宝臣穿起一身黑衣，他认为自家操习贱业，有辱家门，从此不写家信，和家里断了联系，免得旁人讥笑，祖宗蒙羞。
京城多了一个黑衣艺伶。他低调做人，枉自曲沉，他的演唱却是一鸣惊人，声誉鹊起。无论道白，唱功，他无字不响，声满天地。无论什么角色都能拿下，状忠，状贤，状义，无不酷肖。他会演唱的剧目三百多本，《金沙滩》、《浔阳楼》、《失街亭》、《探母》、《寄子》等都是得意之作。自郭宝臣开场，人们欣喜地看到山陕雄风又起，与皮黄争雄的对手又来了！

时人描述郭宝臣的演唱声音，“大而宕者若黄钟，激而昂者若变徵，翕而和者若南吕，凄而幽咽若‘水下滩’，哀哀苦诉若‘巴峡猿’”。作者感叹，除非你听过，其美妙传神语言难以讲述。这时的京城，皮黄已一时称雄。人们评价郭宝臣，往往和皮黄戏比较。比如他的《哭灵牌》，哀哀欲绝之调，京城以为只有皮黄的反西皮才能比较。郭宝臣的山陕梆子，出口如巴峡哀猿，声声惨咽。时人称郭宝臣的哭歌，胜过古人传说的善哭之华杞妻。戏剧评论家瘦碧生，称郭宝臣为梆子戏“须生中之集大成者”。

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大体可以看出，郭宝臣的演唱，以慷慨悲歌为主要色调。这是山陕梆子演唱的主体风格，应该说经郭宝臣发扬光大，更为系统完备。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美国维克多唱片公司曾经为山陕梆子录过一批唱片，这时的梆子，不只有了慢板，中板，二性，流水，滚白之分，有了“三花腔”，“五花腔”，“倒板腔”的运用，而且在唱腔起讫，衔接转换，流送绕切，文武场音乐的成套搭配都有了比较成熟的套路。在前辈魏长生时代，由于演唱剧目和演唱风格的试探，人们有时还习惯谴责山陕梆子的靡靡之音，在郭宝臣时代，梆子已经成功塑造了自己慷慨悲歌的演出形象。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蒲州梆子刚烈悲壮高亢激越的风格，大体就是在郭宝臣时代奠定了模型，梆子戏由此完成了近代化的脱变。

旧时代的演员大多不识字，像郭宝臣这样有文化的梆子戏演员更是如凤毛麟角。这大大增强了他理解台词理解剧情的能力，他通经史，熟古典，遇到唱词中间有不妥当的，立刻自改自唱，另起炉灶，又紧贴剧情。像郭宝臣这样的文化素养，现在的演员也不多。演员缘意唱情，准确把握人物性格，推演剧情突出主题，这是戏曲向近代进化演进的重要环节，郭宝臣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

京城戏剧界的名人齐如山常常和名伶们一起切磋演艺。一天几个人在一块闲谈，齐如山道出了自己的一处不解，《春秋配》里，主角有一句唱词，“西风起雁南飞杨柳如花”，很别扭，可是名小生胖小生，汪小旺，马全禄都这么唱。这时马全禄就在座，他也不能解释。还是郭宝臣解开了扣子：

“这是唱错了，应该是‘西风紧雁南飞远林如画’。”

齐如山感慨他知道得多，这不是知道多少的问题，这里边体现了演员的文化素养。他是看出了前一句的不通，才有后一句的贴切。有齐如山这样的大家相扶衬，有这样活跃的艺术沙龙，我相信，蒲州梆子许多粗糙不通之处，大约都经过郭宝臣的打磨，以至于才有了后来的精致完美。

修文练武，郭宝臣的演唱日益精进。皮黄腔的台主谭鑫培终于坐不住了。谭鑫培出身伶人世家，父子两代在京城梨园，以“叫天子”“小叫天”驰名。京城夸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黄以来，谭氏一人而已。”那在京城戏剧界就是头把交椅，他服谁？可是，看了郭宝臣的《探母》、《斩子》、《天门走雪》，他服了。看了《空城计》，再演《斩马谡》，人说纯粹模仿的郭宝臣。时评说他“平生不肯服人”，对郭宝臣，此刻“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日本学者在京看戏，称郭宝臣为“梆子泰斗”，“与皮黄界之谭鑫培齐名，谭亦折服之”。近代著名的戏剧家张伯驹在天津看了郭宝臣的戏，惊叹不止，留诗书怀：

韵醇如酒味堪夸，
疑是清明醉杏花；
均道绝艺元元红,
辕门斩子胜谭家。

元元红是郭宝臣师徒的艺名。就是在这一组诗的下注，张先生的笔下出现了“山西蒲州梆子”字样，蒲州梆子得名问世，应该从此开端。

借郭宝臣的崛起，蒲州梆子再振雄风。梆黄对峙的局面在京渐次形成。《听春新咏》说，“二黄，梆子，娓娓可听，各臻神妙。”这应该是公允平持之论。

郭宝臣的戏名日隆，传进宫廷。太监李莲英极力推崇他进宫为皇家演出。于是光绪二十四月十五日，郭宝臣进宫“供奉”，在颐和园“听鹂馆”演出。宫人争抢看戏，楼屋挤满，密不透风，庆亲王将一部分人赶出去，演出才能开台。后来郭宝臣多次入宫，清宫档案记载，仅光绪22年一年内，戏班五次进宫献演。《清代宫中乱弹史料》记载了赏银数目，小元红二十两，灵芝草十四两，侯俊山一次十八两，一次二十两，谭鑫培一次十二两，一次十四两。看来王公大臣们对郭宝臣和谭鑫培的评价，也是大体旗鼓相当。

慈禧太后看了戏，授于郭宝臣五品冠戴。这应该是相当高的待遇了。

时人盖福清曾经记述过郭宝臣给慈禧献演的盛况。光绪二十四年，他随护卫军蒋国狄进宫看戏。慈禧坐在中央，文武大臣分坐两旁绣墩。当天郭宝臣演出《天门走雪》，剧中人天寒受冻将死，台上形象逼真，寒气逼人。蒋国狄不由大叫一声：“好！”一个高蹦高蹲在绣墩上。这一跳，吓得满场官员面如土色，撒野惊驾，该当杀头之罪。没有料到慈禧并不责怪，抿嘴一笑，接着看戏。大臣们后来推想，一则因为蒋国狄土匪出身，不懂朝规，更重要的是郭宝臣的演艺超群，慈禧看得着迷，不愿打断演出。蒋国狄就这样捡了一条命！以慈禧的喜怒无常，臣子失礼绝难免了灾祸。

郭宝臣演艺登峰造极，《伶史》竟然发出这样的感叹：“特恐郭先生殁后，中国竟无慷慨悲壮之雄风，则不良可哀也！”此言一语成谶，郭宝臣愈到老年，蒲州梆子越显得后继乏人欲振乏力。这时皮黄已经八面威风，俨然成了“京戏”。京城人说：“惟山西老角，日见零落”。有时竟然和直隶梆子搭班，眼见得江河日下。

多少人曾经为蒲州梆子在京失势而惋惜。痛洒一掬同情之泪，人们也在总结思考，为什么驰骋百年的梆子戏，最后竟然这样黯然凄凉地告别了京城舞台？

徽班鹊起，皮黄独尊，风气使然，这是原因；山西票号衰落，乡情乡韵的势力依凭和感情依附的失落，也是原因。但是明摆着的一个原因是：郭宝臣，侯俊山等人，自认为误操贱业，不愿意误己误人。决心不教徒弟，更不让子孙再习伶业。侯俊山子弟多在银号，郭宝臣的儿子做了英文教师。他的儿子郭衡州说，父亲约法三章：“终身不摄影像，不装话匣，亦不授徒弟。”他绝不以此传给后人，以免给祖宗贻羞。

为什么郭宝臣称雄北京剧坛三十年，却没有留下录像，录音，也没有传下一个徒弟，这就是原因。上海百代公司大概是在极其偶然的机会录了一点音，不然郭宝臣会300多出戏，能留下多少唱盘。我们今天只能通过语言描述，想象他当年的英姿绝响和万人争睹的盛况。他的声音，几成绝响。

民国五年，郭宝臣在北京王广福斜街民乐园演出《摘星楼》。这是他最后一次言别京华。实际上也是蒲州梆子的告别演出。嗣后侯俊山再演过一次，也有艺人在天桥力图中兴，但余烬已难以复燃。蒲州梆子从此绝响于京华。

郭宝臣在京业已三十年，他经历了同治流行，光绪炽盛的光华。自前人魏长生入京，乾隆唱响，也有百余年。百年隆盛今日衰息，他一定有很多感慨。百年风云变幻，时运交移，皇朝禁戏，共和杀伐，昆曲梆子皮黄，你方唱罢我登场。盛行衰败，河东河西，相煎何急。千古兴亡，新陈代谢。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荡胸生层云，心底起波澜。他一腔悲怆，满腹凄凉。想起遭逢，泪随声下。这一天晚上的演出，胸中块垒郁积，可成千古绝唱。到场的日本友人震撼其艺术超群，浩叹“深知中国剧之登峰造极见于郭宝臣，叹观止矣！”

大幕徐徐合上，蒲州梆子被遮掩在幕后。隔墙响起皮黄，他在京的辉煌就此合上大幕。一个时代结束了。从此他有了一个另外的名字：地方戏。

辽阔的原野上，踽踽行走着一个黑点。他回蒲州去了。他依然一身黑布褂，在徐徐的朔风中载沉载浮。他自己给自己脸上刻了一个耻辱的记号，并且终生不愿抹掉。尽管他已经名满天下，镀成金身。

下

刚下过一场雪，雪不大，搅着雨，当地人叫“稀屎雪”，是说冻水稀泥混在一起，黏黏糊糊。道路泥泞，跨一步就带起一鞋底厚泥。黄泥，带点红，看样子是胶泥地。

这里就是郭宝臣和候俊山的故里，我们临猗县。他们在世时，这里都叫猗氏县，以春秋时期的猗顿农牧致富得名。

出县城望北，上一个小土坡，就登上了峨眉岭。黄土岭台，成片的果树梨树，正在孕蕾。

上坡十里，北景村。这就是郭宝臣的故家了。命里注定，他一生，三十年北京，三十年北景。

文化馆的乔馆长陪同我们。到村委会门口，乔馆长像是想起了什么，笑了笑，他说，这地方熟得很。为什么？他说，八十年代初，他管文物。咋管？整天骑自行车在乡下转，碰上有价值的，就嘱咐人家好好保管，值钱哪！要这么嘱咐。1985年，也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到北景，到老公社门口，过一道壕，壕上架着一块石碑，是为了行人过沟方便。我那时操着心，看碑面好象有字。叫人拿水冲洗了，字就显了。碑面是：钦封五品军功赏赐四品衔郭公字宝臣德行碑。我还知道一点郭宝臣，知道是名人。很快就叫人洗干净了，掏了十块钱，雇一辆手扶拖拉机拉回去，碑现在还存在博物馆。

我们打听到郭宝臣的后人六世孙共有兄弟四人，郭丰收，郭北斗，郭先丰，郭兆丰。长孙郭丰收49岁。

现在还能看到郭家的祖居老屋。黄土夯打的院墙，一道一道的土棱。兄弟们都搬出去盖了新院子，老屋就孤零零地清冷着。
村人说，嗨，郭宝臣那时侯就在这院子里踩大罗。一边踩罗一边吼乱弹。
到了郭丰收的大门口，门锁着。我们正要打听，过来两个小姑娘，十来岁，看样子就是个小学二三年级。她看了看生人，一歪头得意地招呼我们：“我知道你们是找谁的。你们是来问我老老老老爷给西太后唱戏的吧？”

看来这是郭宝臣的又下一代了。在这个村子，郭宝臣唱戏，黄口小儿也知道啊。

一会儿郭丰收回来了。我们说明了来意。想看看郭宝臣的后人，如果家里还有他的遗物，我们非常想亲眼看看，体会一下。

郭宝臣离京回乡的时候有积蓄，回来就置房子买地，那几代郭家的光景还富裕。郭丰收说，他爸八岁上学，天天都还有人背来背去。他小的时候，还记得家里的花瓶，碗盏，玉佩，字画，多了。六十年代就不敢留了，成捆的字画，裱好带木轴的，一摞一捆，送到阎景镇卖了废品，没几个钱。那时只管消灾，哪有心管贵贱。

客堂正墙上还挂着他的相片，就是那个穿官服，宽袍子大袖的。后来也不敢挂了。

郭丰收的母亲罗巾帼也来了，连说带笑的，倒的却是苦水。我这老老爷爷，可把家里弄苦了。他到北京一走几十年没音信，家里听着点风，我那老老奶死活寻，寻到北京。才知道唱红了，他在外地享福哩。那个时候威风，都说在西太后跟前认着干儿子哩。赏他的黄马褂，还有那尖尖的长指甲，压在箱子底。我都没看过。

旁边有一个邻居插话，这事儿，我听他爸说过，几箱子，都烧了。

他回来以后，听说光带回的好东西，老院子地下埋了两瓮。可我们这辈子过的啥光景呀，成分高，老受人欺负。他爸在队下烧瓦窑，受的就不是人受的苦。文革来了，关在大队，游街，我跟着戴纸帽。

郭丰收显然也想起了文革中的惊吓，他说，一天放学，好好的，看见家门口支着几挺机枪，对着门。当时就把我吓傻了。一问巷里人，有人检举我爸在家造炸药。要炸坏无产阶级专政。那还了得。公社如临大敌，像要打仗。

罗巾帼插话了，他爸那人，哪敢？个子小，人瘦小，胆子更小。一家人整天担惊受怕，一黑夜惊醒好几回。我婆婆就是那时跳了井，才四十多岁。

她擦了擦泪，破涕开颜笑了：说这些干啥。现在光景好了，你看这遍地梨果，丰收务果树，他兄弟就在街口收苹果，生意都好着哩。

我们实在没有想到郭宝臣的的后人还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要是没有那场浩劫，郭宝臣的遗物，可以办一个戏剧博物馆了。可怜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历这样一场又一场劫杀，他的流失，他的湮没，让人只有痛惜心疼的份儿。
郭丰收见我们实在是渴望找到点什么物件。他到屋外翻检去了。不一会儿，他提拽了一件像是棉花绒毯子样子的东西进来。“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没用。在家里拿它盖盖果子，冬天盖盖白菜。”

这东西看样子是一张地毯，长方形，白地，宝蓝提花。四边有流苏，絮絮络络的，大多脱落了。最边上一圈宝蓝压白莲花，接着一圈福字连续图案。中心又是一圈宝蓝框着，四角云纹对称。心上一朵白莲，围着一个万字型的圆。年代久了，仔细抚摩，毛线脱落了，露出了大块大块的丝麻光板子。有几个破洞，一边豁开了口子，磨掉了一块。他拿这东西盖白菜，能不磨损么。

乔馆长收藏这些古旧物件有些经验，他仔细抚摩着织物，观察毛色，轻轻拽一拽，感觉织物的弹性。他取出卷尺，量了量长短，长约七尺八，宽五尺。乔馆长的眼里，突然闪出猎人守到猎物的兴奋，那是一种鹰隼捕获时眼神，奇异的明亮和穿透。他说：

“这应该是他演戏时铺的地毯。那时的舞台中心，就一页席大小。”
郭丰收又搜寻出一件织物，他说原先有一平方大小，锦缎面子，四周穗子很长。农家没用，他乱擦乱扔，风耗雨淋，早已霉烂了。他一把抓起，絮絮络络就往下掉。根据他的描述，乔馆长判断是当时骑马用的鞍垫。可惜已经不成型了。

我们止不住唉声叹气。郭丰收又翻倒出一个小型提盒，暗红色，四层带盖，提梁是四方的木框。我过去见过晋南农村的小食摞，那是走亲戚行礼用的，通常要两个人抬。这个分层的提盒如此精巧。是饭盒吗？饭菜可以分层放置，可惜太小太浅，盛不下盘盘盏盏。还是乔馆长是专家，他反着瞄，倒着看，木质花纹，底层的印记，都一一打量。最后的结论是：
“这是他的化妆盒。油彩，眉笔，小贴片什么的，平时就装好，有人跟包的。”

从郭宝臣告别京华，已经将近一百年了。一百年的时间久远么？相当久远了。可是百年的实物会说话。面对他或水步，或搓步，或策马扬鞭跨过的地毯，我们仿佛还能看到他威武轻捷的身段。他的魂灵，此刻就在我们面前舞蹈。那个小小的化妆盒，包藏了他多少年的体味，成为沾染了他的艺术元素的灵器。人们常把演艺叫做氍毹人生，今天，氍毹就在我们面前。人亡物在，他生命的微粒也许还在这里的空气中弥散。穿越时空，相信我们能和这位前辈泰斗遥遥对话，一种血脉的搏动就在我们之间传递。灵异的感应，令我们莫名兴奋。

天色不早，我们一行赶回博物馆，要亲眼目睹那块侥幸得以保存的墓碑。

沉重的石碑显然已经躺倒多年，积年的尘灰淹渍得看不清面目。心里塌实的是乔馆长记得放置的地方。扫掉近年的浮尘，擦去百年的烟雨旧痕，一大段碑文终于显露：

钦封五品军功赏赐四品衔郭公字宝臣德行碑

郭公者，慷慨好义人也。公讳瑞，字宝臣，涑源其号也。与余同邑，为忘年交，其生平事迹，余审之甚详。公幼慧早孤，家甚寒，依母居。童子即以孝闻。始就读，嗣迫家计，辍学业商。未久久，而公幡然改志别具雄图，遂旅京提倡社会教育，一时名流乐与之游。公之薄己厚人，远近咸服。同乡时有求助者，辄应之。偶有含冤兴讼，公必扶弱抑强代鸣不平。公治家严，尝指子而教之曰：忠厚俭朴，传家久远之道；读书明理，应事接物之方。故公子镇泉弱令课读未假辞色，至今名成学就，各处士子争相延聘者，皆公之培植也。公某年自京师归，时村中两社凿枘不入，相持不一者累年，公自备酒食，邀集乡老，好言调处，积怨尽释。排难解纷之力，有口皆碑。本社创建关门苦于无资，公慨然在京劝券，凑得巨金卒成盛事。迄今北门锁钥晏然安堵者，莫不望斯门而念斯人也。公祠堂后泗有地基一段，宗人售之，公知之独不应允，以为将来设立学校为子弟读书之所，可用此地，因自出资挽回。其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概可见也。乡人感公之德，乐公之行，欲列贞珉以垂永久，遂与余文，情不获释，爰举公之生平行事而略道于万一，于是序。

这是郭宝臣的德行碑吗？如果不看正面，谁能想到这是一通记录近代杰出的戏剧艺术大师生平业绩的碑文？这个黑衣人，终生对他的的艺术生涯讳莫如深，眼看盖棺论定，依然不着痕迹。“提倡社会教育”大而话之，也可以包括艺术教育，高台教化吧。只是太过含混了。我们见过各种虚饰的或难言的碑文，比如武则天的无字碑。虽然一字不着，倒也让人感到一种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的恢弘气势。相形之下，这种王顾左右而言它的碑文倒是少见。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深藏在骨髓里的自卑和轻贱。临到生命结束，他也没有胆量亮出自己的光辉事业和不世之功。

是什么扼杀了他的勇气？我们不能忘记，他生长在一个封建文化传统禁锢严密的地方。文化教育的发达，培养出一个“儒伶”。儒生和伶人，在他身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文化教养，使得他懂戏解戏，真正把戏剧发展成艺术。儒家圣人对社会阶层的三六九等划分，又严格限制了他的职业自尊。汉魏以来对门第的崇拜，对优孟的职业歧视，千多年竟然还牢牢依附在一个读书人的心上，郭宝臣的艺术遗产竟然因为这样的原因无端遗灭消散，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悲剧。

旧时代的艺人的身份尴尬，许多大家身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但其中也不乏正面的例子。伶人们一方面地位低下，饱受欺凌。另一方面，也有成名的伶人依靠自己的成功结交权贵，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远非一般庶人可比。就在郭宝臣故乡不远，这里的河津县，不是也流传着名旦魏敦京城打官司的故事吗？“七个举人八个监，打不过魏敦一个旦”。和郭宝臣比试过的谭家，不也是父子几代接操伶业，谭派艺术名满天下，谭家几代光宗耀祖吗？郭宝臣，我的同乡，我的前辈，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简直是痛苦地质问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

郭宝臣惊讶地抬起头，他看着我，那目光里，满是困惑和不解。

这个黑衣人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发光，第二是遮光。

第一是尽力唱戏，第二是尽力不让人知道唱戏。

自郭宝臣的村子返回以后，我一直很后悔一件事，后悔没有把那件残破的地毯和老旧的化妆盒子收买了带走。这些东西，应该都存到博物馆。哪年搞个蒲州梆子文物展览，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物件。尽管它的真伪尚可存疑，但目前为止，它们已经属于最贴近郭宝臣演艺生涯的什物了。如果不尽早收集，他的后人会不经意地损毁掉。

村干部带我去看过当年树立郭宝臣功德碑的地址。眼前已经成了连片的苹果园。当年的石人石马，碑记牌楼，早已荡然无存。他们想起，郭家的某一代还出过一个贞妇，当地官府授给贞节牌匾，高挂在门楣。上刻“苦节堪钦”四个大字。门楼早已拆除，那块牌匾呢，从中一锯两半，做了门扇。现在就安在村外浇地的水泵房。我们去了泵房，两扇门一合，“苦节堪钦”四个字，还能对上笔画。

地方戏的近况一日衰败一日。地方戏的演员，地位也就江河日下。郭宝臣这样在近代戏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身后都这样凄凉，这活画出了传统文化的败落景况。但是，毁弃得越多，消失得越多，留下的就越发珍贵。如同上一辈人死了，总要留下点念想物。如果物件都不留存，郭宝臣除了一缕声音，就什么也没有了。

蒲州梆子距今不过几百年，郭宝臣距今不过一百年，他们留存的遗物，就已经非常罕见了。再不珍惜，都要统统化作一缕轻烟，了无踪迹。而他们，是不应该无声无息的。后人不应该忘记他们。

看到身边的年轻人哼哼唱唱，我总想提醒一句：你知道这个人吗？我们今天这样歌唱，和他是大有关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