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代戏曲史考略之一

源远流长的山西戏曲——山西古代戏曲史考略之一

郭士星

山西戏曲艺术，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晋南地区，在历史上戏剧活动相当盛行，是我国最早的戏曲发源地之一，享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手段的综合艺术。它是由歌舞、滑稽戏和说唱的等不同的艺术形式逐渐融合而成的。这种融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探索山西戏曲的起源、形成以及发展的历史，就需要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

根据现有文物考证，山西戏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百戏。一九六九年，在运城县侯村发掘出一座汉墓，内有陶塑绿釉百戏楼模型一件，高104公分，底盘宽45公分，楼下层平底宽35公分，是一座三檐三台五层四环尖顶式的高层建筑。下层楼台里，有一小儿躺卧；二层楼台里两个杂技艺人赤身露体，一个引颈踏歌，一个右掌拖一物，双臂平伸，正全神贯注地表演精彩的杂技节目，他们的对面坐着墓主人，头戴平顶冠，宽衣博带，正在观赏艺人表演；三层楼台里，男女歌舞伎各一人，正在做舞蹈表演，女演员细腰长袖，右臂平举，左臂上曲，舞姿翩翩，体态婀娜。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座百戏楼模型。从中可以看出,远在汉代，晋南地区的百戏活动已很流行。汉代百戏又称“角抵戏”，包括各种杂技幻术、装扮人物或动物的乐舞等，是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这种古老的表演艺术，虽然还不能算做戏曲，但其中已孕育着戏曲艺术的胚胎，为戏曲艺术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从汉代到宋代的一千多年间，经过隋、唐、五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孕育和演变，山西戏曲日趋形成。到北宋早期，山西戏曲艺术活动已较普及，在晋南、晋东南地区一些乡村，已出现了专供演出使用的砖砌木构固定舞台。万荣县（原万泉县）桥上村后土庙，现存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五月十五日所立“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庙记”石碑一座，碑文中记有“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延训”等字样，从碑记全文来看，这座舞亭始建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落成于景德四年前后。这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修建砖砌木构固定舞台的记载。

沁县原有一座宋建关帝庙，现已不存。仅存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所立“威胜军关亭侯新庙记”碑。碑文中称：“周围地基深三十七丈五尺，广一十一丈四尺，正殿三间，舞楼一座，南北廊上下共二十间。”可见这里曾建过舞楼。

一九八二年二月，在平顺县北社公社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内，发现了一座记载宋代创建舞楼的石碑。这座碑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所立。碑额直书“重修圣母之庙”六个大字，横书“潞州潞城县三池东圣母仙乡之碑”十四字。从碑文看，圣母庙建于唐代，宋代重建。碑文第十一行有“命良工再修北殿，创起舞楼”字样。碑阴文第一行有“元符三年庚辰岁十二月癸已朔二十三日乙卯刻字毕，修舞楼老人苗庆、刘吉、秦灵”等字样；第二行中有“重修圣母之庙”，创起舞楼是在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创建的，舞楼面积是很大的。

中国最早的舞台记载，见于宋代东京的叫做“勾栏”、“瓦舍”、“乐棚”（见《东京梦华录》）。这种舞台，四面对观众，上无顶盖，十分简陋，而在山西南部地区的农村，北宋初期即已出现了“舞亭”，“舞楼”，等固定的砖砌木构舞台。这种舞台形式的进步，反映了当时山西的戏曲艺术已发展到相当规模。

金元时期，山西戏曲艺术得到很大发展。当时晋南平阳地区戏剧活动非常活跃，成为全国戏剧活动的中心之一。金院本、元杂剧的演出遍及城乡。这从大量史料和戏剧文物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1．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九年，在稷山县马村、化峪的苗圃

发掘出宋代金砖墓十五座。其中九座墓内皆发现有杂剧砖雕，有演员，也有乐队。演员砖雕，一组四人或五人，个体教大，最高者达七十厘米，造型精美，保存完好，与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元陶宗仪《辍耕录》中记载的宋杂剧和金院本中的副净、副末、装弧、引戏、末泥等角色形象基本相同。其排列特点是，副净、副末多居于舞台中央，表现比叫活跃，而其他角色，特别是末泥角色则居于两边。有一组砖雕中的副净，鼻梁、眼圈及下额部涂白粉，眼睛上用墨上下斜抹了一道，类似于传统戏曲中丑角化妆。说明它是以副净、副末为主角，以滑稽调笑为特点的宋杂剧的表演形式。马村的六座墓内，有三组乐队砖雕。伴奏乐器有大鼓、腰鼓、拍扳、笛子、觱篥等五种。有一组乐队，伴奏者为六人，左上角为大鼓，右上角为拍扳，中间一笛一觱篥，前面左右两边有二腰鼓，演奏者一击一拍，正在聚精会神地演奏，六人统一在一个画面，一个节奏之中。根据墓内的文字记载和铜钱等物鉴定，这批砖墓的年代，上限可早到北宋晚期，下限不过金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晋南地区宋金杂剧的演出盛况。

2、一九五九年一月，在晋南侯马市郊发掘出一座有“大金

国大安二年”（公元1210年）题记的董姓墓。这座墓为磨砖雕刻，仿木构建筑。墓室后壁上断砖砌一平座戏台。砌法是在墓内正屋檐山砌一平座，下面用两根小柱支撑，上面两跟小八角柱托着一根大枋，枋上有柱头补间等斗拱，顶部正面歇山，并有兽头搏风的装饰。西戏台上五个彩色砖雕的演员作表演状，自左至右为装弧、副末、末泥、引戏、副净。末泥居中，副末、副净右侧，稷山马村等地的砖雕排列顺序有明显不同。它是金代后期院本和杂剧的演出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在侯马市郊又发掘了一座金墓，墓内也有五个彩雕戏俑，与董墓内的五个戏俑造型完全相同，显然是出自一个模子。说明此时定有专门烧制戏俑的砖窑或工厂，可以成批生产。同时也可以看出，此时观看戏曲演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非常喜爱的不可缺少的文化娱乐活动。这是我国戏曲十三世纪初叶在平阳地区繁荣、普及的表现。

3、一九七九年秋季，在晋南新绛县吴岭庄发现一座元墓（卫忠家族合葬墓），墓内南壁中间墓门上砌一幅杂剧砖雕，周围有框，框内上部红色布幔，类似元杂剧中所谓帐额。帐额下面共有七块砖雕，其中五块各雕一杂剧演员，高20厘米，末泥色居中。左起第一人浓眉怒目，双手撩衣外张，内露宽带，类似窗同戏曲中的短打武生，在侯马董墓戏俑与稷山砖雕杂剧演员中均无此类角色。这组砖雕乐侄二人，一人执拍板，一人打腰鼓，是杂剧伴奏者。这座墓建于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即元世祖必烈称元后的第八年。从这幅杂剧雕刻中，可以看到元代早期杂剧演出的情形。

4、万荣县弧山风伯雨师庙，原有一座元代舞台。此庙在抗战期间拆毁，唯有元代舞台前面的两根石柱尚存。柱为八角形，高3.4米，下宽33厘米，上宽27厘米，柱的顶部刻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三月清明，施钱十贯”的字样。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内南壁东侧现存一幅元代戏剧壁画，画上横额正楷书写“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月”。这幅画宽311公分，高411公分，连带画上端题记共高524公分。画面上，共绘出演员八人，场面人员三人，共十一人，其中四女，七男。忠都秀女扮男装，居中舞台中央。乐队所持乐器有大鼓、拍板、笛子。“张德好在此作场”的石柱及“忠都绣在此作场”的壁画，分别产生于元杂剧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尧都”，指平阳。张德好、忠都秀是当时平阳地区群众做喜爱的两个著名演员。这两种珍贵的戏剧文物，足以证明平阳地区在金元时期民间演出活动是何等活跃。

5、晋南地区留存有许多金代和元代舞台，有些舞台至

今保存完好。如，临汾县东亢村圣母祠，原有金代舞台一座，现已不存。根据尚存碑记看，这座舞台兴建于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重修过。万荣县太赵村稷王庙，原有一座元代舞台，庙的大殿为元建。棉阔五间，进深三间，梁架上有“大元国至元二十五年重修攻毕”的题记。大殿前原有舞台一座，台基中心横嵌一块小石碑，碑文正文是：“今有本庙，自建修年深，虽经兵革，殿宇而在。既有舞基，自来不曾兴盖。今有本村等谨发虏心，施其宝钱二百贯文，创建修盖舞厅一座，刻立斯石矣。旹大朝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三月三日创建。砖匠李记。”元至元八年，正是南宋即将灭亡之时。说明这座舞厅是宋元之间的一个建筑。临汾县魏村西牛王庙，现存元代舞台一座，坐南向北，平面方形，东西宽6.6米，南北深7.1米，台基两根石柱，西拄上刻有阳文：“维大元国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岁次酉蒙秋月下旬九月竖。石匠赵君王。”两柱所刻年代相隔三十八年。这可能是因为中间经过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的大地震，将庙震毁，地震后利用了残存部分构件及石柱一根，又仿照原存石柱另立一根，重建起舞台的。临汾县东洋村东狱庙，现存舞台一座，坐南向北，方形，东西宽7.15米，南北7.5米，台高1。75米，台前竖有两根小八角石柱，西柱顶部刻有“本村施主王子敬男王益夫，施到石柱一条，众社般载。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月日。本村石匠王直、王二。”石楼县张家河殿山寺，有一座元至正年见重修过的舞台。坐南向北，平面方形，东西宽4.6米，南北深4.76米，台基高1.8米。万荣县西景村东狱庙，原有一座舞台，抗日战争中全部毁于日寇。舞台台基原嵌有一块小石碑，上刻：“施缘功德主本老王二男五九，同发善心，于岱狱庙内舞厅基调遭压基台石，四面般载施工，众社人甘愿各人春安，夏泰，秋吉、冬详。石匠西村胡萝卜……大元国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五月初三撰。”这是又一个元代重建的舞台记载。从以上七例可看出，晋南地区从宋末至元末的近百年间，农村戏剧舞台星罗棋布，戏曲艺术是何等繁荣发达。

6．对元杂剧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大作用的诸宫调，产生与平阳。宋代王灼《碧鸡漫志》中说：“熙丰、元祐间，泽洲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宋金时的泽州（今晋城一带），亦属平阳府。孔三传所创造的诸宫调，是一种用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叙述一个故事的说唱音乐形式，它是在唐代“变文”等传统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为后世的戏曲音乐开辟；饿道路。我国现存的诸宫调剧本中，《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是描写山西平阳地区故事的。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戏曲课本《刘知远诸宫调》也是在平阳地区刻印的。

7．平阳地区不仅是诸宫调、元杂剧的重要发祥地，而且也是元杂剧作家辈出的地方。元人钟嗣成《录鬼薄》卷上所列举的作家五十五人，除了泛指大都者外，其中注明平阳籍的就有六人：石君宝、狄君厚、孔文卿、赵公辅、于伯渊、郑光祖。此外，白朴（河曲人）李潜夫（新绛人）、乔吉（太原人）、李寿卿？（太原人）、刘唐卿（太原人）等，也是杰出的山西籍剧作家。著名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中，就有两大家（白朴、郑广祖）是山西人，其中郑光祖是平阳襄陵(今襄汾)人。据《录鬼薄》记载，关汉卿为大都人，但据《元史类编》记载，他也是山西晋南人（祖籍解州）。平阳地区，戏剧人才如此之多，更加证明此地元杂剧活动之盛。正如著名戏曲史王国维所说，元曲作家“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则元初除大都外，此为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之多也”。

平阳地区在金元时期能够成为全国戏剧活动的中心，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平阳地处山西南部，传说，古为帝尧之都。春秋时为晋羊舌氏邑，战国时为韩邑，秦、汉为河东郡地，三国魏正始八年（工远247年）为平阳郡治，十六国时为汉刘渊都，北魏时为唐州治、晋州治，隋时先后为平河郡、临汾郡、平阳郡治，唐时为晋州地，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改晋州平阳郡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大德时为晋宁路。这里“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见《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均为政治军事要地。金灭北宋、元灭金，都是先取平阳，以此为根据地而侵占关中汴洛。元初立中书首，所辖区域包括山东、山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各路人口超过二十四万以上的地区,除大都路外在北方就以真定与晋宁两路的人口最多（见《元史·地理；志》）。金元以来，平阳又是北方的重要文化中心。金代平阳人麾创“平水官韵”，即以平阳音韵，通行全国。元曲上采用的“中州音韵”也大体未超出“平水官韵”的体例。元初，立经籍所于平阳。据《元史·太宗本纪》记载，太宗至元二年（公元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始徏平阳经籍所于京师”。经济上，金元时期，平阳地区生产恢复很快，农业、工商业都较其他地区发达，在当时整个社会秩序和经济的动乱、停滞中，成为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区域。这里生产纸张，官家和私家刻版印书业也很盛行。元初，这里还是补给前方粮饷给养的重要中心。由于以上多种原因，就为当地各种民间伎艺的广泛活动和戏曲艺术的发展创造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促成了戏曲艺术在这个地区的繁荣发达。

山西戏曲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剧种繁多，居全国首位，可谓“多剧种之乡”据一九八0年调查，全省有大小剧种五十二个。其中历史最古老者是流布于晋南临猗、万荣、运城一带的“锣鼓杂戏”，流布于晋北五台、应县、山阴、宁武、朔县、苛岚、五寨一带的“赛戏”以及流布于晋东南长子、平顺等地的“对子戏”。这三个剧种究竟最早形成于何时，目前尚无可靠资料可作见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伴奏乐器只有大鼓、大锣等打击乐而无弦乐；音乐体制为吟诵体，朗诵调；演员父子相袭，无职业班社；表演程式简单，运用了民间拳术；演出前皆举行酬神祭祖或驱灾免祸的固定仪式。“对子戏”中有两个以滑稽调笑为特点的演员，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表演，似为一种与唐代参军戏一脉相承的艺术形式。“锣鼓杂戏”中有一个时儿为剧种人，时儿又为“解说员”的“打报者”，类似于宋杂戏中的“竹竿子”。上述特点表明，这种剧种还保持着早期中国戏曲艺术的某些原始形态。可见他们形成的年代是相当久远的。

山西雁北地区有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叫“耍孩儿”，它的唱词，曲式保持了元曲耍孩儿八句三段体的结构形式，一般认为它是由元曲〔般涉调·耍孩儿〕发展而成的。山西有多种说唱情和戏曲道情，它们是由唐代道歌和宋代的说唱道情衍变而成的，至今保持了联曲体音乐体制，类似诸宫调和南北曲，是以同宫调或不同宫调的数个曲调联缀组成的。这些古老的剧种，在山西民间代代相传，说明山西戏曲艺术确有古老的传统。

明清两季，随着元杂剧的衰落和昆山腔，青阳腔、弋阳腔等声腔剧种在山西的流播，以棒子、乱弹为主体的山西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山西戏曲进入一新的时期。约在明代中叶，在晋南蒲州﹙今永济﹚一带产生了蒲州梆子，广泛流布于晋南地区。早在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晋南吉县龙王迪“重修乐楼记”的石碑上就有了“正月吉日蒲州义和班在此献演”的记载。到清代康熙年间，蒲州梆子艺术已很成熟。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冬季，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孔尚任应平阳知府刘棨的邀请，从山东曲阜老家，来到平阳，纂修《平阳府志》。翌年新春和元宵佳节，以极大的兴致观赏了平阳地区的秧歌、竹马、昆曲、乱弹等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写下了《平阳竹枝词》五十首。其中一首《乱弹词》中写到“乱弹曾博翠华看，不到歌筵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这里说的“乱弹”，当是蒲州梆子。从这首诗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知道，康熙帝玄烨曾经看过蒲州梆子的演出，当时蒲州梆子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表演程式，并且出现了象葵娃这样基本功深厚、扎实的著名演员，就连孔尚任这样的外省观众，看了演出，也觉得相当精彩。

山西的梆子声腔剧种，除蒲州梆子外，还有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习称四大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是明末清初受蒲州梆子的直接影响而形成的。这三大梆子属同一派系，早期在北京等地演出时，人们统称山西梆子或山陕梆子。北路梆子与中路梆子原属一个剧种，后来才逐步形成两种风格不同的剧种。上党梆子与其他三种梆子的影响。

山西四大梆子的形成，是山西戏曲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四种板腔体声腔剧种，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四大梆子的存在，对其它戏曲剧种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很大影响。流布于山西各地的十六种秧歌（晋东南地区的襄武秧歌、壶关秧歌、泽州秧歌、沁源秧歌、清场秧歌、混场秧歌；晋中的祁太秧歌、太原秧歌、介休秧歌、祁县武秧歌；晋北的繁峙秧歌、朔县秧歌、广灵秧歌、五台登台秧歌；晋南的翼城秧歌；吕梁的汾孝秧歌）以及道情、落子、二人台，碗碗腔等一大批小剧种，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从四大梆子的音乐、剧目、表演等方面吸收了大量艺术营养。这些小剧种，在梆子戏形成之前，即以社火、说唱等形式流行在民间，梆子戏出现后，受梆子戏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为剧种。这批以四大梆子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戏曲剧种，是山西人民以及历代的戏曲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来的，这是山西戏曲艺术的瑰宝，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批宝贵的艺术财富，我们不仅应当珍惜、爱护，进行认真的研究，而且更应当不断继承、改革，推陈出新，使其随着时代的发展，放出新的光彩。（此文发表于1984年《戏友》总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