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话剧百余年历史中，有一位江苏海州(现连云港海州区)女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从14岁开始演戏，一直演到76岁，创造了蔡文姬、鲁侍萍、刘凤仙、琳达等50多个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形象。她的舞台形象美丽脱俗、雍容华贵，还被誉为台词权威。韵味悠长的独特道白，形成了她独特的表演风格。她就是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人称北京人艺“第一青衣”的著名话剧演员朱琳。
如今，朱琳离开了她热爱的话剧舞台，正安详地颐养天年。不久前，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幢单元楼里，记者见到了朱琳。她身着大红色的毛衣，看上去洋溢着年轻人的精气神儿，说起话来底气十足。虽然记忆力有所减退，日常琐碎之事常常遗忘，但说起从艺生涯中的点点滴滴，她却是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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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敢写 我就敢演
作为一名蜚声中外的表演艺术家，朱琳始终觉得自己很幸运。谈及自己的人生和舞台艺术，她总是十分谦逊，总要提到曾经提携、帮助过她的大导演们。她一再强调，没有他们，就没有她的今天。“我在艺术上是极为幸运的，遇到的都是国家最有名的导演。我的成长与这些导演很有关系。”朱琳说。
记者：之前采访人艺的蓝天野老师，他说那代人虽然在战争炮火下成长，但却是十分幸运的一代人，您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谈您怎么成为“幸运的一代人”呢？
朱琳：我的父亲原是富家子弟，想走实业救国之路，却在我出生前就败掉了全部家产。因此，我的童年经历了一段异常艰难的岁月。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靠着在教会学校做教工的微薄收入来养活我和姐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我的家乡江苏海州处于硝烟战火之中。当时，我只有14岁，跟着大家伙一起被迫离开家乡，由于从小就喜欢模仿大人的口吻讲话，歌唱得也还算不错，就到淮阴长虹剧社当起了话剧演员。
随着战局愈发紧张，我被剧社送往武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敌演出队。在此期间，我参加了20多个剧目的演出。我这个在进入演剧队前还不知道该怎样演戏的小姑娘，逐渐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在此期间，我还结识了周恩来。
记者：和周恩来见面时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朱琳：我1938年参加演剧队，那个时候15岁，第一次和周恩来接触，就是听他讲抗日战争。他讲完了以后，就到我们宿舍参观。大家都是拿砖头铺上一个铺板，就我一个人睡行军床，周恩来发现了，说这是谁睡的啊，这么讲究。我一听他讲话是淮阴口音，我也讲我的家乡话。他后来知道我的年龄了，就跟我们队长讲，你们对于这样的小同志要很好地照顾，要帮助她学习。
记者：1942年，您出演了田汉的戏剧《秋声赋》，而且还担任了女主角胡廖红，在当时国民党高压环境下出演一部批判当局投降主义的话剧，当时您有没有担忧呢？
朱琳：1982年的时候，我到长沙演出，田汉的弟弟田洪跟我说，你知道吗？田汉《关汉卿》里朱莲秀对关汉卿说的台词“你敢写我就敢演”就是你说的话。我这才想起来。大约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田汉写了话剧《秋声赋》，他需要一个会唱歌的女演员，就找到了我。当时，抗日的呼声很高，田汉告诉我说，这个戏演出来，当局可能会来找麻烦的，你敢不敢演？我说，你敢写我就敢演！直到1982年我才知道，我这句话变成了台词。
《雷雨》连演了70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琳先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1953年，朱琳转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此时的北京人艺已经排演了老舍的《龙须沟》。1953年11月，北京人艺开始排演话剧《雷雨》。《雷雨》是1933年剧作家曹禺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初到北京人艺的朱琳在剧中饰演鲁妈鲁侍萍，这一年，朱琳30岁，鲁侍萍在剧中是一个在旧中国被欺辱的年迈母亲的形象，由于没有类似的生活经历，朱琳对人物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
1954年，《雷雨》公演，售票处出现了观众深夜带着棉被排队买票的情况。
朱琳以台词的娴熟到位、舞台表演的精湛准确，在北京人艺站稳了脚跟。《雷雨》这部剧作让朱琳意识到，应该尝试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要不断开拓自己的戏路。随后，朱琳连续主演了《带枪的人》、《虎符》这些中外名剧，形成了颇具风范的表演风格，于是被称为北京人艺的“第一青衣”。
记者：您初到北京人艺，第一次演的话剧就是曹禺先生创作的戏剧《雷雨》，关于这个话剧您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朱琳：当时，第一场戏总理就去看了。没过两天，他让邓大姐给我们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说朱琳有一句台词怎么没说。这句台词是“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我就说，我一说这句台词，就跟说相声似的，观众就乐，一乐就破坏了整个场上的情绪。后来总理就说，你要说得好，观众就不会乐的。你好好研究一下，演员对重要的台词要下功夫。后来我慢慢地琢磨、体会，改变了说法，把握这一句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改变以后，观众再也没笑过，我后来就告诉总理，我说我改了，观众再也没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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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演话剧《蔡文姬》塑造经典形象
1959年《蔡文姬》由郭沫若创作并交由焦菊隐导演，这一部旨在“为曹操翻案”的历史剧目经由总导演焦菊隐之手，成为了一次话剧民族化的成功尝试。朱琳版的蔡文姬以其大气的表演风格、深厚的戏曲底蕴以及对人物内在节奏的把握成为了北京人艺历史上的经典舞台形象。
记者：195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四幕历史话剧《蔡文姬》，在剧中您饰演了蔡文姬一角，您饰演的蔡文姬以深厚的戏曲底蕴以及对任务内在节奏的把握成为了北京人艺历史上的经典舞台形象，您能不能讲讲您是如何塑造这个角色的呢？
朱琳： 现在距离我上次扮演蔡文姬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加上现在听力不好，不能做出太多的评判，但我要告诉现在的演员们，当年可以胜任蔡文姬这个角色主要是因为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经历过抗日战争，深知战争之苦，这一点与蔡文姬的身世吻合；二是自己喜欢诗歌，往往可以通过背诵诗歌来理解角色背景。因此我希望青年演员可以多看一些战争相关的电影，多读一些古代诗歌。
后来，郭沫若给我写了一首诗：“辨琴传早慧，不朽是胡笳，沙漠风沙烈，催放一奇花。”他说朱琳演蔡文姬能传神，后来又让我演武则天。曹禺对我有个评价，他说你演蔡文姬到演武则天3年的时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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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民族化的起点
上世纪50年代，北京人艺的导演提出了话剧民族化的大胆设想，开始了话剧借鉴中国戏曲的尝试。此时，北京人艺导演焦菊隐和编剧郭沫若重排了历史剧《虎符》。在这部话剧中，导演引用了传统戏剧中的锣鼓经和水袖的表演要素。朱琳在剧中饰演了主角如姬夫人。如姬夫人是战国时代魏王的王妃，朱琳要结合戏曲表演把这个角色塑造成外柔内刚的人物形象。
记者：您是怎样塑造如姬夫人这个角色的？
朱琳：那个戏是焦菊隐实现话剧民族化的起点。我们首先学京戏，梅兰芳、程砚秋都看了，还请裘盛戎开讲座，程砚秋的大弟子赵荣琛来指点我们。我们练水袖、练各种舞台动作。当时，总理看了，郭沫若也看了，还有周扬，他们对于我最后一段的大段独白非常赞成，说很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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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挑剔的
米勒的赞扬
记者：197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保留剧目《蔡文姬》。这台轰动一时的四幕历史话剧，在尘封多年之后，观众的反响是不是很热烈？请您谈一谈当时的场景吧。
朱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恢复了《蔡文姬》的演出。当时郭老已经病重，我们赶着排练《蔡文姬》，那时我已经55岁。《蔡文姬》的演出很轰动，买票的观众把剧场的院墙都挤塌了。
上世纪80年代，话剧《茶馆》赴德国、法国演出，北京人艺开始了恢复传统经典，同时推出新人新作，像王姬、濮存昕等演员，刘恒、苏叔阳、何冀平等编剧，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人才。在经过引进国际经典剧目之后，我再次登台，这次登台的主要目的就是演外国的新剧。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上演了《推销员之死》，并特意请剧作者阿瑟・米勒来京担任指导。您饰演推销员的妻子琳达，这是一个表面柔弱、逆来顺受，内心却毅力坚强、豁达乐观的女性。请问当时阿瑟・米勒是怎么评价您的表演的？
朱琳：它是外国戏，而且是美国最有名的剧作家和导演亲自来排的，对我的评价高。阿瑟・米勒觉得很奇怪，说你们中国的演员很聪明。我说我们就把外国戏当成中国戏来演。这是中国话剧史上首次得到了外国导演的肯定，我想这是因为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是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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