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婷：电影是“恋人” 话剧是“老师”

梅婷：电影是“恋人” 话剧是“老师”

何东：有采访问梅婷，“小剧场话剧很难赚钱。”“对，但我们是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良性运转下去，我们的工作室会做一些实验性质的戏，希望它的气质会更像是一杯烈酒。”话剧怎么样像一杯烈酒？或者说，第二问，烈酒其实也是梅婷你内在气质的一部分。

梅婷：是，只不过别人可能不觉得，但我自己觉得是。话剧怎么像一杯烈酒？首先，它的主题吧。

何东：话剧的主题别乌里乌涂的。

梅婷：话剧必须不是乌里乌涂的，你必须有一个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无论是来看的人，别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得给到。第二个是表达，必须得直接，直接的表达，尽管有一些文本，比如说这次的文本，实际上是用一个挺柔和的东西，包括外面，但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特别想说文本是文本，我们需要特别好的文本，特别扎实，但是我们在上面让它再生长，让它不仅仅是文本，那如果那么好，大家朗读剧本得了，对吧？那干吗还要一台戏大家在这儿演？所以，我们特别想冲破这个，建立起来。

何东：有人问梅婷，“你参演过电影、电视剧、话剧，你对这三种艺术，你分别有什么感情？”你答得有意思，“电视剧是我的朋友，见面的机会很多，而且我靠它生活；电影是我的梦中情人，对它很喜爱，很渴望，有特殊的情感；而演话剧很锻炼人，所以它很像我的老师。”在你个人的感觉里，“梦中恋人”的电影和“锻炼人的老师”话剧，你觉得哪个更亲一点？

梅婷：我这个职业是演员的关系，肯定是话剧，肯定是舞台更亲。我从小在舞台上跳舞，舞蹈演员嘛，对舞台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感情。电影对我来说，多多少少还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当然我不是说舞台对我来说不神秘，但是熟悉呀，其实也有一种安全感（在舞台上），然后又可以释放。

何东：你演电影特棒。

梅婷：电影有的时候会有那样的情况，比如说《激战》，我记得在拍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说，“导演，我非常喜欢你的前几部戏，但是你里面所有的女演员都是特功能性。”导演说，“不对，不对，你这个《激战》已经是我所有电影里女演员戏最多的了。”我说“这个不是戏多少的问题，但是我就觉得她还是功能。”“不是，不是，她不是功能，她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直到最后拍完，我跟导演说，“我总觉得还差了一场戏，但是这场戏搁在哪儿？怎么弄？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就觉得差了一场戏。”最后的时候。”导演说，“是啊，好吧，好吧好吧，是吧，下次咱们一定！”

当我看完全片的时候，哦，我知道应该在哪儿了。但我不是导演，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功力，我看剧本并且我在创作过程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应该在哪儿发挥一场，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就知道，我相信我们导演会让我发挥的，他会给我这个时间和空间。而且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知道那场戏应该是我和张家辉在阳台上，我扇他嘴巴之前和之后，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场戏拍了一夜，导演非常不着急，非常慢，然后让我们来想这场戏怎么演。可我那个时候没想到那是一个点啊，我觉得好遗憾啊，我现在觉得太遗憾了！这个人物，状态都对，但是她的魂儿呢？也许你自己觉得我找到了，但是你没有给观众，她就缺失了，这种缺失，那个电影挺好的，那个票房作为商业电影来说都挺好的，可是你作为一个演员，你真没法弥补了。

但舞台，你可以，你可以说今天我在这儿演的是这么演的，明天我要怎么动一动什么的，反正你就是觉得你能够有一次一次的机会，只要你不放弃每一次的机会。但那个是说你不想放弃，没抓住。

何东：题外话，和张家辉合作特舒服吧？

梅婷：特别棒！我第一次见到他，到了澳门以后，我们俩试他骑的摩托车，带着我的那个摩托车，试那个摩托车，我一上车，我其实是看不到他脸的，我在他背后抱着他。然后他就开得特别慢，跟我说：“你会紧张吗？”我说：“当然了，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环境，和这么一帮没有合作过的人。”他说，“这个团队我特别了解，你一定放心，他们特别棒，你很放心就行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找我。”

后来我走之前，他请我吃饭，就我们俩，带着助理，他说：“哎呀，人太多了不好，就咱们。”然后吃饭，然后聊聊天，很放松。后来我说，“你到北京，如果你再拍戏的时候，你找我，比如再有什么时候，你一个人吃个饭啊。”他说，“你觉得可能吗？哪次到外地，你也拍那么多戏，哪次到外地去拍戏，就算一个人，还不就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我觉得特别真实，非常真实。当然，我也不是客套，因为我也没有必要跟所有的人客套说谁来了吃个饭，我是真的觉得，跟他在一起也不累嘛。

何东：跟这样的人不累。

梅婷：对，而且他更真实，特棒。

梅婷与主持人何东在节目录制现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