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丁《任跟心的人生与艺术》

咏梅
——任跟心的人生与艺术
作者 纪丁
感谢蒲剧戏迷杨争气排版

任跟心九岁的时候，父亲病亡了，一家十来口人，饥寒成了大问题，小跟心不得不开始为家庭的生活担忧。给父亲烧过周年纸后，跟心拉住母亲的手，说：“妈，我听人家说地区戏校在咱县上招生哩，让我大哥给我报个名碰碰，人家都说上戏校不交学费，还管吃哩。或许碰上了，也能给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

寡母当然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小闺女：“你还小哩，还不到离家的时候。要饿、要冻，妈和你一起着。

跟心的坚决要求，哥姐们从中说劝，妈总算同意去试试。妈摸遍了全身，终于找出了五毛钱做盘缠。第二天清晨，大哥任牛管借了邻居一辆自行车，带着八妹来到了襄汾县城，找到了地区艺校招生地点。兄妹俩一下自行车，就看见了成群结队的穿着当时刚刚时兴起的确良衣服的考生，和坐在监考桌旁面容严肃的招生老师。扎着两条朝天小辫，穿着由寡母一针一线缝成的土布衣服的村闺女心里紧张，惊怕得几乎要哭了。
“哥，咱不考了。咱回。”

“怕啥哩。来了就试试，量不回来还能把咱的口袋留住。”憨厚的任牛管一边给妹子鼓劲，一边把妹子推到招考老师的面前。
招考老师上下打量一番面前站着的土里土气的乡村闺女，问道：“叫啥名字？”

“任—跟—心！”声音是那么颤抖。
“多大岁数了？”
“十岁。”

老师们会意地交换了一个眼色，不约而同地说道：“年龄不够，明年再考吧。”
十岁的小考生不知该找什么理由求人家准她考试，只说：“不小了，在村里我已经能上地给我妈挣工分了。”
老师被逗笑了，但仍是摇着头。“回去吧，等长够岁数再来考。”

被拒绝了的考生，在回村的路上坐在自行车的后椅架上，沮丧、羞辱的眼泪一点一滴淌着，把衣服前襟都湿透了。
“别哭喀，人家嫌咱小，咱就等过两年再来考考嘛。”老实的哥再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安慰小妹妹。

回到家，小跟心无心吃饭，无心安睡，也无心与家人说话，只是独自闷闷不乐地想着什么，三天以后的清晨，她没有给家人说，往口袋里装了两个干馍，独自朝县城跑去了。她想再求求招考老师。整整几十里土路，脚上给爹穿得白孝鞋被尘土扑成了黄色，两只小脚片子也跑肿了。但小闺女不觉累也不觉疼，一进县城就往招考地点跑去。

可能是由于考生不太多的缘故吧，招考老师未能认出她是三天前已被拒考过的十岁考生。

“叫什么名字？”老师又开始问话。
“任跟心。”上次那种惊恐、紧张的心情没有了，回答的那么果断响亮。
“多大岁数？”
“十二周岁。”淳朴忠厚的村闺女第一次撒了谎，而且撒的那么自然。

“个子不像个十二周岁的娃呀。”好在当时不看户口，也无需任何证明。老师们仔细看过这个矮小个头，虽长的不丑不太俊的女考生，相互交换着眼光。

“个子不大，会长哩！”小考生紧接过去一句。
“你为什么报考戏校？”
“爹死了，家里人口多，妈一个人养活不起。考了戏校，总能给家里减少一口吃饭的嘴。”回答的言语诚实极了。

“就单单是这个目的？”
“当然我也喜欢唱戏。”
“过去唱过什么？”
“在校文艺队跳过舞，唱过歌。”
“那么你唱一支歌吧。”

她唱了一支当时五湖四海人人皆会唱的《东方红》。尽管小姑娘的音节掌握得不十分准确，但行家能听出她的嗓音条件是好的，脸上的情态也给老师产生了好感。

招考老师嘴对耳的交换了一阵意见后，说：“好吧，下午参加复试。”

“啥叫服侍？”十岁女娃从来还未听说过“复试”这两个字儿，以为又被拒绝她考了，心又着急起来。
“复试就是再考一次。”

老师们望着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笑了，围观的人群也笑了，她自己也笑了。她连跳带蹦地挤出人群，心想这下总算有门了。她跑到一个大白杨树下面坐下来，想歇歇脚儿，填填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她从口袋里掏出干馍，大口大口地啃着，比吃山珍海味还要香。她上次给的五毛钱，还平平展展地在衣袋里放着，她舍不得花，还要留下给家里称盐打油哩。她一个馍还未啃完，就靠在白杨树根睡着了。醒来时，她用手揉揉双眼，急匆匆又向考场跑去。

“老师，复试我吧。赶日头落山，我还要赶回村哩。”声音是那么天真。

老师给她出了个小品，让她来做：你高高兴兴地从外边跑回家，突然碰上家里人把碗打了。

考生没有急于做题，反问老师：“请问，打碗的人是我的长辈呢？还是我的同辈？同龄比我大呢还是比我小？是有意摔打的还是无意碰打的？……”

多么出乎意料，小考生的提问使老师们感到惊奇和敬慕：“这孩子的形象思维是多么敏捷而具体呀！”

老师们进一步为考生阐明人物、地点、情节的依据之后，小跟心开始表演了。她的每一个动作是那么细腻入微，真实生动。喜则自然，惊则恰当，语言真切而甘美。

她终于把招考老师征服了！

小品一做完，主考老师就迫不及待地，异口同声地说出：“任跟心，你被录取了。安心回家等候入学通知书吧。”

还给爹穿白孝鞋的女娃跟心深深地向老师们鞠了一个躬，泪花花从眼眶里滚出来。“谢谢老师！……”

这是1974年秋天的情景，事隔十年之后，在跟心获得了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领奖时，一位记者问她“此时此地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她出自肺腑地说：“我现在首先想到的是当初同意录取我的杨迎禔、王宽南老师，他们是我获得梅花奖的第一批铺路人！”

离开县城之后，小跟心兴奋一路小跑往村里走去。此时在她看来，天突然变得格外蓝了，地突然变得格外宽了，她深情地仰天慨叹：“生活呀，原来你是这样美！”

路过父亲坟前时，小闺女跪下磕了个头，告诉地下的亲人：“爹，我考上了地区戏校了，这下您也该安安然然地长眠了……”

掌灯时分，一天未见闺女面的任大婶着急了，她打发娃们四处寻找她的心肝宝贝。小跟心跳着蹦着回来了，妈急问：“你大小不言传一声，整整一天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妈，我独个儿考戏校去了。”
“人家不是嫌你小，不准你考了吗？”几个姐姐关心地问。

“我往大说了两岁，人家就准许我考了。也考上了！”此时她兴奋的脸上犹如一朵花。

寡母不信小女儿的话。“几百人里只选几个，好运儿就能碰到我娃你的头上。再说如今啥事也得考走后门哩，咱孤儿寡母有啥门子！”

人家招生老师还能哄人。几个老师都说：“娃，你考准了，回去安心等入学通知书吧。”

听了女儿认认真真的回话，寡母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双手捧起她的脸，久久地端详着，好似第一次见到自己闺女一般，高兴地流泪了。兄弟姐妹也都争着你一句我一句问着考试的情景。四姐姐急忙烧火给“中榜”归来的妹妹煮了几个鸡蛋表示慰劳。

入学通知书终于盼来了，全古城村的庄稼人都为任家的八姑娘高兴。人们相互传着这个喜讯，彼此发着感慨。

“古来寒门贵子，穷秀才中状元的多喀（ka）！”
“任家的女娃有出息着哩！不信，咱往后瞧。”
“小跟心给她的寡母妈脸上添光了！”

十年以前的黄毛丫头任跟心，而今成了全国戏剧界的新秀了！

1978年她荣获全山西省戏校教学剧目演出奖，1980年她荣获山西省一等优秀演员奖。1982年她被评为山西省青年最佳演员，1983年她荣受《戏剧报》、《戏剧论丛》的推荐演出并获得全国首届“梅花奖”……然而，这成就与荣誉来得何等不容易！

刚入戏校的头一年，小跟心虽然对每门功课并不显的愚笨，但却不是个优等生。

当时这个其貌不扬、个头不高、身着土布衣服的戏校学生没有引起老师们的重视。“条件不怎么样，过一半年后再看是不是颗料。”

小跟心嘴上不吭声，心里却明白自个在老师们和同学们中的地位。“咱凭啥同人家比哩，形象又好、个头又高的娃们多着哩，还是自个狠下功夫苦练吧。”

刚开始扎功底时，一个动作别人练十次，她要练几十次，上百次。她心里总想：“玩意学得多了没有坏处。身上的练功衣每天都似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用手一拧就满地流水。晚上脱了衣服往被子里钻时，她全身上下到处可有看到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但小姑娘顾不上疼痛，因为她太疲倦了，小脑袋一挨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

一年的基本功课学完之后，学校开始给学生安排教学剧目。当时排《洪湖赤卫队》，大小角色都宣布遍了，唯独没有任跟心。戏校一年级女生急得要哭了，不得不冒着胆子去找班主任求情：“老师，让我上个角吧，哪怕是个赤卫队员，在台子边站站也行。”
回答说：“你个子比别人低一头哩，不好配戏嘛。去吧，去把基本功从头至尾再练上一年，等长高了再上戏。只要是那块料，还愁没戏唱。”

听了班主任的话，小姑娘差点没把嘴唇咬出血来，她把已经挂在眼眶里的泪珠，狠狠心再咽回肚里。心里说：“天下哪儿有能使人快点长高的药呢？如果真的，就是再苦我也要吃。快快长高吧！”

就这样，她又开始苦苦练起基本功来了。

每天清晨，当繁星还未隐退，同屋的伙伴们还在甜梦之中的时候，她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独自往练功室走去。烈日炎炎的中午，同学们都去午睡了，她却顶着毒毒的太阳“翻小翻”。晚饭后，同学们都去看电视或玩去了，她仍然把自己关在练功室复习一天的功课，直到深夜。每当星期天，家长都来看自个的娃儿，各自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吃食和更换的衣服，还领着逛游临汾城。跟心知道，自个的妈和兄姐不会来，可怜的妈又有啥给女儿带呢？家里大小九张嘴还缺吃少穿哩！所以每到星期天，她一清早就又躲进了练功室。

盛夏，严冬，下雨，飘雪，不管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大自然是怎样的千差万别，在任跟心的生活日程表上都安排的是一个样儿——从早到晚的练功。到了第二年学终考试时，她的毯子功、把子功、身段功、圆场功等功课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了。特别是她的教学剧目《表花》，得到了全体师生的好评，还在学校做了示范演出。天才的苗，经过风霜苦雨之后破土而出了。

从此之后，学校又接连不断给她安排了蒲剧几代名优的代表剧目《挂画》和具有蒲剧独特风格的花旦优秀剧目《拾玉镯》，而且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1980年她参加全省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以《表花》、《拾玉镯》获得了一等奖之后，任跟心的名字便在戏剧界和观众中传开了。

女大十八变。任跟心十七岁以后，个子出乎意料地长到了一米六二。这是花旦演员再好不过的个子了。

她那窈窕轻盈的身姿，她那聪慧传神的黑眸子，她那扎实全面的基本功，她那勤学谦恭的好品行，具备了做个戏曲演员的条件了。特别是她舞台经验的不断丰富，艺术造诣的不断提高，她不仅能演《挂画》、《拾玉镯》一类花旦喜剧，而且成功地演出了《打神告庙》那样感情丰富、唱做并重的大悲剧，在全国戏剧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台上一分戏，台下千分工啊！《挂画》中仅仅九秒中的椅子跳动表演，任跟心却苦苦地练了半年。那时学校确定由武工教练薛鸿业抓跟心的椅子功。这是一位对同学非常严厉，对工作非常负责而心地十分善良的老师。他自幼是个武功演员，没有学过更多的文化，也不善于言辞，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他幼时学艺师傅教他的办法来训练他的学生。他让任跟心一天三趟在椅子上练呀练呀，跳呀跳呀，小姑娘稍微叫一声苦他就把双眉竖得老高，吓得学生咬牙直练到他满意了才停下喘口气，接着又练。星期天学生们都放假休息了，薛老师却指示跟心把练功椅由练功室搬到他的宿舍门前，自己一边忙家务，一边隔着玻璃看，一旦发觉学生贪玩和偷懒，就从房里吼出斥责声。

十五六岁的小跟心，虽然清楚薛老师这样做是想重点培养自己，给自己吃偏饭，但她毕竟充满着孩童之心。每当从椅子上掉下来碰得身上老疼时，每当在椅子上跳上跳下数百次实在感到筋疲力尽时而薛老师又不发话让休息时，她就在心里暗暗咒骂：“老师呀，我知道我不是你家的娃，要是你家的娃，你才舍不得让她这样血里汗里的练功哩。哼……”但是当她的《挂画》取得了成功，她那高超的椅子功令观众叫绝时，她才深深体会到薛老师是天底下最慈祥最慈祥的人。

任跟心从艺校毕业时，已经是全省有名的戏曲新秀了，她怎么能不念母校的功劳？又怎么能不深爱自己的老师！

1983年初，领导上为了进一步开阔任跟心的戏路，决定给她排演与她以往所演的角色截然不同的《打神告庙》，参加全省中青年评比演出。过去她演《表花》中的梅英是个活泼可爱的小丫环，《挂画》中的含嫣是个热恋情狂的侯门小姐，《拾玉镯》中的孙玉娇是娇态滴滴的小家碧玉……这些人物虽然有着强烈的个性，但他们也具有共性：皆是未经婚嫁的女孩儿。而《打神告庙》中的敫桂英，却是一个失落风尘、遭受凌辱的妓女，后来虽爱上王魁，托以终身，岂知王魁高中，负心遗弃，桂英不得不以死来向恶势力抗争。试想，这样一个情绪大起伏、内感极复杂的悲剧人物，由演惯了花旦喜剧的任跟心扮演是否合宜？这样一个唱腔极多、做功极重的戏，任跟心的嗓子与功能是否能胜任？领导间与导演间难免发生争议，意见当然也各不相同。

“跟心是花旦型演员，不宜演悲剧人物。再说她的嗓子条件恐怕难以适应剧中的大板唱腔，而且水袖功又得从头学起。咱不要把戏排砸了，反影响了这个新秀的声誉。”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样阐述着。

“跟心的表演有弹性，内感很充实，接受能力也快，悲喜剧皆能胜任。至于水袖功，我相信她能练会。”同意跟心排《打神告庙》的同志这样坚持着。

跟心清楚，同意与不同意自己排这出戏的领导和老师都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都是对自己的艺术发展负责哩。当最后确定了由她排演《打神告庙》后，她在自己日记中写道：“就是累断了骨头，练折了腰，我也要坚持到底。我要为老师们争光，为我们蒲剧争光！”

首先面临着如何突破水袖功。过去蒲剧的水袖在舞台表演中仅仅是示意性的表演，而在《打神告庙》中却要求将水袖卷起各种各样的花型，用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悲愤与疯癫，难度很大。而且一贯对青年演员关心爱护的蒲剧老院长赵乙同志对跟心的标尺定得很高：“你不但要学会前人的水袖功，而且要有所创新，要超过前人。”

从那时起整整几个月，任跟心没有让水袖离过身。就是盛伏之天，人们穿着短裤短衣、摇着扇子还嫌热的时候，她却穿着厚厚的戏装练水袖功。人们一定会认为演员的日常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令人神往的，但却不知任跟心苦练水袖的时候几乎与世隔绝。她把双臂都练肿了，晚上睡觉都不能侧着身躺；手腕子都练疼了，连端碗拿筷子都挺费劲。然而成功的终点还遥遥无期。

老妈妈偶尔来看女儿，看见女儿红肿的双臂和手腕，心疼的直掉眼泪。“娃，不要太争强了，咱差不多就行了。累出个病儿来，妈……”

担任该剧的主排练教师张巧凤同志，平时对演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当她看到任跟心练功情景时，不得不抱以怜悯，她几乎是命令式地要求她的学生注意休息。“跟心，每天总这样下去会累坏身子，从明天开始，中午和晚饭后不准你到练功室去。”

跟心嘴上答应了妈和主排教师，中午和晚上却悄悄躲在宿舍里练。她怕领导何老师知道，就买下了糖果给同伴，要同伴保守秘密。小伙伴们劝她：“不要那样不顾命地练，何况你已经是全省的一等演员了。”跟心回答说：“我爸在世的时候，常给我们兄妹们说，不下苦中苦，难成人上人。这话不知是不是有封建的观念，但却对我时时起着鼓舞作用。”

任跟心有时也感到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安排得太不合理了，应该让自己歇歇脚儿了。可是对于艺术炽热的追求心，又像一根绳索把她紧紧地拴着，不时地拉着她朝前走，走，走！她常常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喜马拉雅山高，可是它有顶，而艺术的顶峰在哪里呢？它需要的是攀登，攀登，不断地攀登！……”

晋南的庄稼人常好说一句话：“铡关磨锈针，功到自然成。”半年之后，任跟心终于突破了水袖功这一难关。她不但能应用自如地表演出各种水袖技艺，而且没有辜负老院长的期望，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又掌握了“跪步双托荷叶袖”的新程式。

然而技巧并不是戏，技巧必须同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有了扎实的水袖功，并不意味着能演好《打神告庙》。

要塑造充满苦难和绝望的妓女敫桂英，这对一个没有结过婚甚至连恋爱还未谈过的十八岁姑娘来讲，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阅读了许多有关负心婚变的剧本和戏曲故事。她省吃俭用腾出钱买了大量当代文艺杂志和书籍，进而体会被遗弃的敫桂英痛苦的心理状态，寻找人物丰富的表现力。

读书，对读书人不是件难事，但对于一个演员却是不容易的。她每天要练功、要排练、要演出，时间、精力、文化程度都是不易克服的障碍。

在一段时间里，镜子又成了她的伙伴。她常常对着镜子做各种各样的表情，费力探求最准确、最生动的部分。哪怕是一霎那，她都紧紧追住不放，直到纳入自己的表演程式之中。

《打神告庙》排练终于取得了极大了成功。她不但以此剧获得了1982年山西省最佳青年演员奖，而且得到全国文艺界、戏曲界领导人和专家的高度评价。

八十高龄的著名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周扬同志在北京人民剧院看了任跟心的专场演出后，抛掉拐杖，兴致勃勃地走上台来，向在场的贺敬之等领导人说：“演的好极了，真没有想到在地方戏中会出现如此优秀的青年演员。我投一票，支持给他们拍电影。”

著名剧作家曹禺同志看了任跟心的演出后，兴奋地连夜握笔撰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时代造就人才》的文章，大赞跟心的表演功夫深，有美感，合情理，浑身都是戏。
…………

人出了名以后，日子是最不安宁的。

自从任跟心接连不断地获得了各种艺术荣誉之后，生活无意之中给这个姑娘出了一道新课题。首先是接待记者们的采访，就得花去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这个报的记者采访还未完，那个报的记者就来等候了。在北京领“梅花奖”的那几天，早晨六点记者就敲起了她的房门，希望能在吃早饭前谈一个钟头，因为到了八点就有统一的活动了。有些热情的作家们也不断来访，想为她写报告文学或想从她身上寻找一些创作素材。这在一些人看来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天下谁不愿意出名？谁不愿意让报刊上宣扬自己？”但任跟心却担心这样会影响她的学习，更担心“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从首都到地方一些报刊上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她的文章，中央电台、电视台和几个省的电台、电视台多次约她录音录像。电台多次播放她在几出戏中的唱段，口齿极好使唤的播音员还不停地在唱段中间插播着解说词：“一朵绚丽芬芳的新秀”、“唱做全面，悲喜剧皆优”、“眉目传情、戏中有戏”、……反正什么好听的词都用上了。去年到几个大城市演出，当地的诗人、画家及书法家也都大显身手，写诗赞美，写字画赠送。全国的不少兄弟剧种和剧团不辞千里派人来向她学戏。在一些同行看来，任跟心真是走了红运了：二十来岁就在全国打响了，真是了不起！

但在任跟心自己看来，她还是她。她还是个普通的青年演员，她刚刚迈开艺术的脚步，她刚刚走向生活。

天下哪一个姑娘不爱美？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在有空闲的时间里，任跟心也希望能有件时兴的衣服穿哩。她也愿意多在镜子面前待一会。她每天连学习、演出、练功的时间还恨不得一分钟当作两分钟用哩，哪儿有闲功夫在装饰上耗劲儿。一些知己的人有时也在跟心耳朵旁唠叨：“你如今是全国的戏剧明星了，平常也该有点名人的风度了……”跟心听后回答说：“台下风度不风度吧，只要台上能为观众演出有风采的戏就行了。”

她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尊师爱友，与伙伴们相处亲亲热热，如同兄弟姐妹。每当记者采访或在什么座谈会上，她总是先讲她的老师。在功劳簿上，她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也应当把老师记在前头。台上她是戏里的主要角色，台下她是团里的普通成员。她总是说：“我还差的远呢”，“我还是从别人那学来的呢”……她总是说：“彩彩姐的唱腔比我强”，“泽民的表演比我有激情”，“俊生哥的底功比我厚实”……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曲曲弯弯的，名人更有名人的麻烦事儿。连续不断的求爱信从四面八方寄来了，有时候真令人莫名其妙。求爱者中不但有本地的，也有首都北京的，省城太原的。他们总要自报家门：某学校的大学生，某工厂的技术员，某医院的大夫或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某团委书记等等。条件都好得好。而且这些求爱者总还要把家庭的地位、经济的收入、甚至住房条件也详细地叙说一番。可是任跟心有任跟心的追求，任跟心有任跟心的爱情标尺，她把地位、金钱看得淡如水。

艺术之路没有终点，任跟心正在起飞。笔者愿意代表一切热爱任跟心表演艺术的观众，衷心祝愿她不断取得新成就。也希望在我们瞳孔的底板上，她的形象永远如同过去，不，应比过去更美，更有光彩……。

附图：生活中的任跟心笑得多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