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的价值

《戏缘》既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学术著述。读之获益匪浅。

谓之传记文学，是鉴于本书的体裁和文学功能。作者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深厚的文学功力，对大量的人生见闻和戏曲文化素材，进行精心提炼和巧妙剪裁，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和精巧的结构布局，展开自述。通篇充满文学和美学的冲击力量，会使你沿着作者用“戏缘”命线串联起来的五处“人生驿站”，一路浏览沿途风景，感受戏曲因缘的魅力；你会深陷作品小说般的情境描述和细节刻画之中，受到艺术感染和学术熏陶；你还会穿透专业和时空阻隔，跟随作者一起见闻上世纪40年代迄今“70余年间的人生舞台和舞台人生” （《题记》），去感受人世沧桑，思考人生命题。

谓之学术著述，是本书用作者亲历亲闻的丰富史实，结合其本人深厚的戏曲史论见识，书写了半多世纪以来的南戏故乡温州地区延及浙江全省乃至全国与海外的戏剧动态，内容涵括戏曲历史发展脉络，艺人、观众、戏迷、票友生活状态，舞台呈现形态，戏曲题材、表演、音乐、技法等林林总总的知识，还有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海内外戏曲学人群体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风貌，对它们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展示、描述和评析。因此，我们又可以把本书看做是一本史料丰富、脉络清晰的戏曲断代历史和见解新颖、独到的戏曲史论专书。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是《戏缘》的戏曲文献史料价值。本书的戏曲文献史料大致包括三类。一是书面文献。如作者“先父孙维楷生前记录家乡戏曲活动的手迹”(p.037)，这种戏迷自觉整理的区域性戏剧史料比较少见，因而价值独特而珍贵。二是口述史料。如作者于1960年间在绍兴整理的目连戏调查笔录（p.102），这是迄今所见“不敢说最早、也该说很早”的绍兴目连戏田野调查口述史料的实录整理。三是实物史料。如“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京剧《红灯记》总谱（p.156）、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1978年首届研究生招考的《准考证》（p.188），还有作者从历年积存的千余份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剧目单，以及旧照片、旧信件、旧什物、旧场景的摄影等等。《戏缘》中这些丰富的戏曲文献史料，不独印证了作者“自述”的历史真实性，而且其本身就是可资学界研究史学的宝贵依据。

厘清戏曲史实产生的背景，描述戏曲进程的来龙去脉，揭示隐藏戏曲史实背后的社会因素，探讨戏曲理论问题的种种歧见，《戏缘》可谓匠心独具。《戏缘》像展开一幅卫星图斑那样，宏观可以俯瞰特定年代大背景下的戏曲生态和布局，微观可以洞察特定区域内戏曲发展的细部特征。你还可以领略作者对当时戏曲现象和变迁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他个人际遇与社会百态的理性思考。如作者在生动描述家乡戏曲活动，突显它的大众化和民族性的同时，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南戏故乡这种千年生生不息的‘戏曲精神’，很值得我们的戏曲史家去关注和研究”（p.028）。又如针对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各排出六个武行饰演向荣与马童，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打出《六六铁公鸡》以炫其阵容强大时，作者不无幽默地调侃道：“早青研班‘六六’七八十年前，人家‘金福连’就‘八八’了”（p.018）。此类例子，在《戏缘》中多不胜举。作者以其经历、观念和掌握资源的优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戏曲史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透过纷繁复杂的戏曲现象，还原史实真相，揭橥现象本质，都值得我们戏曲研究的后来者学习和借鉴，这也是《戏缘》对学界的一种贡献。

笔者曾是孙崇涛先生任教中学年代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1972-1973年间，他在平阳中学教我高中语文兼班主任。时至今日，我们这批学生都已退休养老了，老师还在笔耕不辍，令人不胜感佩。2013年2月，孙老师曾E-Mail给我书稿中的《小城戏缘》，嘱我留意核对地名的方位问题，还顺便给我赐读《家乡戏缘》《省城戏缘》。我很惊讶于他的治学严谨，小心翼翼地予以校对。初读老师的部分书稿，使我不仅了解到他的戏曲人生经历，还领略到他的感恩情怀，如叙述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对他扶植，用了“恩师带我走向研究戏曲之路”（p.186 ）的标题，足见其心重程度。在读到他“兴趣、坚持、创新”、“成功总是向长期坚持者敞开大门”这类励志的箴言，我十分感叹先生的胸襟和进取精神。做大学问者要有大胸怀，敦品励学，方成大器——《戏缘》还给我们后学以这样的有益启示。

我仰视孙老师的大家风范，也心醉、神往于他的学术成就。反复捧读《戏缘》，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体味老师的奉献，不禁拳拳服膺。然而对于我这个戏曲外行来说，还很难踏进戏曲学术的堂奥，如果《戏缘》中“表学术”的部分能更直接一点，概括理论性的语言更多一点，则会让我等收益更丰。（原载《剧作家》双月刊2016年第5期《戏缘》评论专栏）

（本文作者为“平中”1974年高中毕业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