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艺人阎逢春

终身艺人阎逢春（上）

阎逢春，不可复制

有这么几年，我因为记述蒲州梆子的历程，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戏曲按理说打小就听，对活在戏曲舞台的人物——演员，一直却是若明若暗。虽然他们老早就是公众人物，那个时候的明星。明星是怎样的人？圈外人其实并不了解他们。尤其是五十六十年代的的舆论塑造，他们呈现给大众的形象，总不那么准确，好些地方甚至是有意涂抹了别一种色彩。再加上他们相对于工农兵的小圈子，外人也不认为了解他们有什么价值。

蒲州梆子是一种流行于晋南关中一带的地方戏，和西北的秦腔一样源远流长。别看蒲剧属于小剧种，他的名演可有好几个享誉全国的大牌。京剧天字第一号，从来不轻慢它。河东关中，历史悠久，文脉雄旺。王秀兰、阎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在戏曲圈子里啸傲群雄，天下何人不识君。访谈渐渐深入，我却越来越鲜明的感到，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阎逢春。

今天，五大名演除了王秀兰都已经去世。阎逢春1975年去世，迄今已经超过30年，人们的追思怀远倒是越来越强烈。时间没有能够磨去他的声音和影象，他的贡献，他的为人，他的独创，千淘万漉，历久弥坚。风云没有能够吹散他的千古绝唱，锻打越发突显出他的艺术价值。他留下的巨大空白，至今没有人能够填补。近几年，继承和研究阎派艺术的声音浪打浪涌。在晋南大地游走，你依然能时时听到高亢激扬的阎逢春唱段。那随口哼唱的玩家都是一脸庄重肃穆的表情。这是因为，阎逢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轻快油滑的喜剧唱段。而他的人生悲剧，更是后人感叹惋惜，久久不能忘怀的。

八十年代以降，戏曲复兴，有过十来年好景。五大名演都有后来人传承学习，青出于蓝胜于蓝，新人辈出胜旧人，人们便不觉有什么缺憾。惟独面对阎逢春，没有谁敢说他超越了阎师傅。他的表演艺术，演艺界神往又如高山仰止。徒弟们也努力，学几年就泄了气。观众更是不买账，赞美阎逢春的超人，同时也就斥骂梨园子弟无能。想学成阎逢春，差远了！

戏曲界的老专家，许多都是老阎当年的同事朋友。谈着谈着，他们会声音细下来，慢下来，抬起头，远望着西天一抹黯淡下去的霞光。默然的沉吟里，倾诉的是狠狠的惋惜。那人，怎么就早死了呢？哪怕死一个旁的谁呢。再活10年，蒲剧绝不是这个样子。

不管时代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阎逢春定然已经成为不可逾越的范本。

世间再也不会有阎逢春。

天才是不可复制的。

绝技在身

阎逢春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父亲阎金环就是蒲剧著名的南路须生。他15岁随团学艺，17岁已经是蒲州解州绛州一带小有名气的演员了。21岁入西安晋风社，成为头牌须生。日寇入侵以后，阎逢春有家难归，随剧团在西安兰州青海演出十多年，载誉大西北，蒲剧在西北在边地的声名，归功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流浪苦斗。翻查西北各省的戏剧史，比如青海甘肃30年代40年代的演出，那时的戏班子，就是蒲剧的班社。大西北绥远，是蒲州梆子当时的主要活动场域。抗战年代的叱咤，至今感觉纸上有余温。

演艺天才的养成，注定时乖命蹇。阎逢春18岁时血气旺，正是学演的好年华。因为倒仓坏了嗓子，被班主辞退。悲观绝望的时候，西安城名士高人李逸僧老先生收留了他。李老的侠义肝胆，剧坛无人不晓。老人非常欣赏这个奇才，决心帮他一把。他延请一位有经验的教练，教他合理发声，鼓励他刻苦拔声练功。蒲剧发声类似秦腔大吼，因此练声一般人称做“嚎嗓子”，可见用嗓的苦拙。阎逢春从此天天躲城壕根，钻地窖，背着人嚎嗓子，家里人说有一阵他练得尿出血红。经历了一年多的苦练，阎逢春终于练就了一种别于常人的复音，对其他剧种也许不算什么，对蒲剧这可是大喜过望。因为梆子戏本来男女同腔同调，蒲剧男腔跳跃腾挪，演员必须有一个坚韧高亢的复音区。

我写这个复音不过是借代。至今在蒲剧行家中间，这两个字该怎么写，也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有说腹部的“腹”的，有建议用带引号的复。反正它指的是假嗓子，又和通常的假嗓子不同。需要努力高迸宁可嘶哑也不可轻巧滑动的那种发声。在现代化的歌唱教学中，它肯定被视为不科学。可在晋南关中，你要不这么唱，老百姓听了只能骂你冷场寡淡。

演唱问题已经过关，阎逢春开始苦练帽翅功。所谓帽翅功法，指的是须生上台所戴的官帽，两边的帽翅可以自我控制甩动，或者单甩，或者双甩，或者上下忽闪，或者前后飞翻。行家的表演绝不能摇头晃脑，全凭内功发力指挥。这当然是秘不示人的绝活。和川剧的“变脸”一样，这是一个剧种的看家本领，不能随便传授给外人。清代梆子戏就耍过这个绝活，后来渐渐绝灭。演出时，根据剧情需要，配合特技表演，这是阎逢春对戏剧表演的杰出创造。五十年代许多地方戏都来山西学帽翅功，现在剧团的娃娃生也时常会晃荡几下子，且不说运用高下，只说在那个年月，阎逢春可是当之无愧的创功人。仅此一项，他的贡献就应该在戏剧史上浓墨重彩写一笔。

阎逢春的继承创造远不止这些。前辈彦子红，十三红任金祥他悉心钻研多年。他向青衣冯安娃学板眼节奏，向小生彭福奎，二净杨李敬学身段鼓点，眼神和表情向孙广盛求教。向父亲学三倒腔，发展丰富慢板旋律。他躲在黑压压的人群里，偷看景恒春的《采桑》，他三番五次观摩秦腔的《拆书》。转益多师，化为我用。在四十年代，阎逢春的表演艺术已臻成熟。他的演唱，时常是一声掷地，满堂爆采。除翅子功外，他的靴子功，鞭子功，髯口功，也已经得心应手。无论什么功法，到他手里都不是死的。他的可贵之处，是善于根据剧情用功，使人觉得入情入理，又出神入化。他的戏路也很宽，无论袍带戏，箭袍戏，靠甲戏，官衣戏，甚至反串小生短打，都有别开生面之处。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练好功夫还要创造性地使用。总之在蒲剧须生行当的各种角色，他已经都能够驾轻就熟，拿到手就有所翻新。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

翻身问题

我至今不清楚阎逢春的履历表上，出身一栏填什么。土改时，他家分房分地分浮财，应该算一个贫苦农民。但要论戏份，回家过年，班主先预付24块现大洋，他的固定收入远远高于一般农民。解放初贫苦农民吧分地斗地主称作“翻身”，欢庆从社会底层翻到了上层。阎逢春曾经撒过怨气，“翻身哩，翻身哩；两身翻成一身哩。”（指皮袄）牢骚还是玩笑，都能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城市的高收入的戏剧从业者，可惜那时没有这种成分划分。

阎逢春带着一身绝技走进新时代。他拥抱新政权，新政权也热情接纳了他。“党找雷刚，雷刚找党”，（京剧《杜鹃山》评论）那是一个放声歌唱的时期，文艺工作者和他的管理人有过令人怀恋的蜜月。

1950年开始的戏改，全国和山西都禁演了一批剧目。涉及到蒲剧的，有《断桥》《芦花》《忠报国》《六月雪》《杀狗》《火焰驹》《教子》等，禁演的理由不一而足，总起来说，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指导倾向，比如《芦花》是“替封建统治者宣传”，《忠报国》“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秩序”，《教子》“宣传封建道德，读书人压倒一切”等。蒲剧传统戏《六月雪》遭禁只有两个字：“反动”，连简单的释义都没有。《杀狗》遭禁是因为“散布退伍思想”。可见那时开国甫定，大刀阔斧破立，人们还习惯施行粗暴的政治手术，顾不得细化择弃的条款。关于舞台净化，禁止使用踩跷上凳，吹火变脸，七窍流血，拖伤带彩等特技。从这些禁令看来，老艺人王存才的戏受到限制较多，阎逢春还影响不大。他的大部分剧目还可以出台。洗心革面，尚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阎逢春从中体会到某种管束，体会到进入体制和自由演出的区别，当是确定无疑的。

神奇的帽翅

从五十年代初期到文革之前，阎逢春的艺术创作的辉煌时期不过十多年。即便在这十多年，他也一直是戴着沉重的镣铐舞蹈。在种种常人难以置信的限制和阻碍中，他走出了一生最为灿烂夺目的夺冠之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阎逢春的帽翅功可谓蒲剧一绝。当年它是阎氏的独创。至今他的功法后人依然难以企及。仅从技术创造的角度讲，它也属于高难度的杂技技能，象川剧变脸一样，应该视为值得世代秘传的中华无价宝。何况阎逢春在创功当初就已经把它艺术化，成为戏曲表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帽翅颤动甩动，是剧中人心理活动的外化，是和剧情浑然一体的心海扬波。阎逢春的保留剧目《杀驿》《舍饭》《周仁回府》，都是帽翅功法出神入化的典范。《杀驿》剧中，吴承恩要拼命搭救恩人，苦无良策。如何表现人物的沉思犹豫，他在室内踱步，缓缓转身，背对观众，双目痴呆如一尊泥塑。这时两只帽翅微微启动，上下颤抖，表现人物内心那种抽搐似的紧张。帽翅甩动逐渐强烈，我们可以领会人物内心翻江倒海拼命挣扎又走投无路的困窘。他不停地徘徊，忽然好象若有所思，出现一线生机，这时帽翅甩动减速，一只缓缓停下，另一只启动摇闪。有顷，动者复归静止，另一只停歇的又开始由颤动渐至剧烈。这是左思右想，左右支绌，心乱如麻？终于，他拿定了主意，冒名顶替，代恩人去死。这是怎样的心底滔天巨浪？两个帽翅瞬间由一动一静转变为上下互动，同上同下，又变成前后滚动。一对帽翅忽闪，我们看到的是人物知恩图报、义薄云天的壮举。室内人做困兽斗，世间风云犹变色。这一对帽翅，震荡世道人心，天地之间一时正气浩然动河岳泣鬼神。观众声泪齐下，台上台下共鸣，场场演出，场场剧场唏嘘如沉雷掠过地面。

一母同源又互通秦晋，蒲剧和秦腔的演出剧目常有交叉。《周仁献嫂》都是两家的重头戏，《回府》一折经常单折演出。是献嫂求荣，还是舍妻救兄？回府一路，上演的就是这样生死存亡、进退维谷的心理较量。阎逢春同样使用炉火纯青的帽翅功，将周仁在夹缝中的生死抉择演绎得悲痛惨烈又大义凛然。这里阎逢春如天外神思，添加了一个踢纱帽上头的绝技。奸相赐他官身，是为了笼络他卖身。犹若沐猴而冠，他无比厌恶。他弃帽在地，抬脚要踩要踏。想到权奸势大，生杀予夺全在人家，又怎敢抗命。这时只见阎逢春把粉底朝靴一拧，探进帽壳，伸腿一挑，官帽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稳稳当当落在头顶。这委实可称神来之笔，只一脚，人物的鄙视厌弃和无可奈何全在其中。一脚，有多少丰富的内容耐人寻味！既是绝技，又是艺术化的神奇展现。提炼一个舞蹈动作，浓缩多少生活内容，幻化成为说不尽的形式美。你只有拍案叫绝。

风波乍起却也无端

经历了多年的提炼改造，阎逢春的帽翅功日益出神入化，得心应手。正因如此，在晋南地区，受到当地群众如痴如狂的欢迎。看阎逢春甩帽翅，成为当地老百姓的人生一大享受。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种不伤官不损民，高说是艺术低说是娱乐的演出，竟然也有人挑刺反对的。

1955年的春节前夕，《光明日报》刊登出一篇读者来信，批评阎逢春的帽翅功表演是“形式主义”。这对于阎逢春，不啻当头一棒。这时，革命化已经逐渐占据宣传阵地的主流位置，左倾姿态已经开始让人敢怒而不敢言。加上《光明日报》的全国地位，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剧团内部立刻有人呼应，一时，反对阎逢春在舞台演出甩帽翅的呼声也风起浪翻。阎逢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身怀绝技反而成了负担，大约每一个苦练戏工的演员都不会想到。

若干年以后，有剧团的好事者巧遇《光明日报》记者，问及当年的“读者来信”，客人冷冰冰地扔回一句：你们没人闹，我们登那干啥？历史已经走过了多少往事，追究当年谁家挑起事端已经没有意义。让人寒心的结论却是明明白白教训了一代人：天才的四周其实刀枪环逼，生存的环境竟然也如此险恶。

不久剧团在运城工人俱乐部演出《周仁献嫂》，这给阎逢春出了大难题。考虑再三，他向团领导提出：自愿放弃“甩帽翅”绝活，免得招惹是是非非。当晚演出前，剧团副团长特意在幕前讲话，告诉观众今天的《周仁回府》阎逢春不甩帽翅了。“阎逢春同志提高了思想觉悟，自觉接受报纸批评，放弃形式主义的表演！”台下观众立刻大哗。什么？阎逢春不甩帽翅了？哪来看什么劲！果然，演到《回府》，这本来是阎逢春大展才艺，使用帽翅功淋漓尽致地表现周仁内心痛苦挣扎的高潮戏段，他却只好急匆匆地走了过场。顿时，剧场的轰吵乱成一片。“不甩帽翅不行！”“不甩帽翅不行！”人声鼎沸，后排的观众站起来大叫大喊。任声浪沸涌，舞台上冷冰冰的锣鼓过门旁若无人地敲过，阎逢春卸掉带翅纱帽，黯然无言。

嗣后每次演出都是这样。观众强烈要求，阎逢春无可奈何。每次演出，都要剧团出面解释疏导。实在拗不过去了，戏毕，让阎逢春洗去脂粉，脱去袍衣，戴上官帽专门表演一回甩帽翅。但是，脱离剧情，这已经成了卖弄技巧的杂耍，仿佛街头卖艺。也许这会儿人们体会到了，把它和剧情肢解开来，这才是地道的形式主义。

这样的尴尬一直维持到1956年。是年剧团赴西安演出。一天晋南剧协突然收到阎逢春和剧团发自西安的一封急信，信中谈到，西安的戏剧界专家和戏迷，对阎逢春废掉帽翅功特别惋惜，戏迷观众听说没有帽翅表演，也非常沮丧。从来信可以看出，光明日报那个读者远远代表不了爱好蒲剧的广大民众。来自另一面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论剧团还是阎逢春本人，已经顶不住铺天盖地的强大的压力。同时，平民百姓的支持，也让阎逢春在彷徨思考中拿定了主意，他坚信自己的创造是符合大众审美需要的。也在这时，他才有胆量向剧协提出恢复帽翅功表演。当时担任晋南专署文化科长的邓焰同志见信答复：“只要符合人物特定情景下的心理活动，甩帽翅就不能看作形式主义。”这一句似乎做了某种限定的聪明答复，其实就是给帽翅功网开一面。阎逢春当然是大喜过望。禁锢了一年的帽翅功终于重新登上舞台。冰藏一年，一压一放雄辩地证明了它的价值。一场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自此云散天开。

回头再看形式主义

蒲剧讲究做戏功夫不自今日，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早在清季，蒲剧的特技在京地就令人啧啧称奇。张伯驹的《红毹记梦诗》中有一首这样说：

跷工甩发并惊奇，
帽翅飘来更可师，
北乱南昆无此艺，
却教绝技出山西。

在诗下他特意加上一个小注：

山西蒲州梆子跷工、甩发、耍帽翅称为绝技，——小楼，叔岩皆不能为之，独山西梆子能两翅同耍，或单耍右一翅，或单耍左一翅，诚绝技也。

这里说的清楚明白，即便当时的京剧名家，也来不了蒲剧演员这些招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要看绝技，只能找蒲剧。而“蒲州梆子”的得名，最早就见诸张伯驹的这组七言诗，大名见之于经传，一开始就和绝技紧紧联系在一起。
五十年代那一场小风波，阎逢春的帽翅功曾经被贬斥为“形式主义”，由此停演一段。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曲折，我们终于能够面向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蒲剧的绝技表演。戏剧和杂技，一开始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明代的戏班，时常是戏剧杂技混合演出，武戏演到一定火候，时常脱离剧情，开始做硬气功和杂戏表演，可谓喧宾夺主。发展到后来，戏曲对杂戏武艺的吸收融合，就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武戏自不必说，就连一些文戏演出，其中也少不了杂技技艺的元素。《清稗类抄》记载：戏必有技。戏之难，非仅做工，犹必有技而后能胜其任。——即以文戏言之，琼林宴之履，生一出台，伎须以足掷履以首承之，不得用手扶助，自然安置顶上方合；乌龙院之靴，宋江应于旦膝上左右旋其靴尖与指相和，必相左以速而善变其方位为能。——杨妃醉酒之爵，衔而折腰；采花赶府之花，招手而出近戏法。——其技皆因弦按节，炫异惊奇，非夙能者，难以为之。

以上可见，戏曲表演过程中，将踢弄和耍弄技巧艺术化，甚至柔术表演，手技戏法，戏曲表演中都是经常出现的。“戏必有技”，是说杂戏技艺属于戏曲演员的必备技能。一直到民国年间，蒲剧演出依然还保留有这中戏外炫技的习惯。当时的戏台，照明设施落后，台口两边一边一盏大油灯，泡着粗粗的灯捻子，依靠点燃豆油照亮台面。时间一久，灯捻长出灯花。这时，演小生的两根翎子飞快划过，左一划，右一划，两边的灯花齐齐被打断，油灯爆亮，众人喝彩。这个特技就叫打灯花。王存才踩跷，圈椅背弓飞上旋下，腾挪之间，被脚下的“小石子”绊了一下，他捡起来，伸跷脚尖崩地一踢，小纸团准确地跌落在老后场妇女的怀里。众人欢笑响成一片，接着演出。杨虎山父亲固荣老汉演出《八蜡庙》，一出鬼门道，哇呀呀——嗨！一声喊出，一柄三股钢叉喀嚓一声飞出去，叉中台口柱子。三尺长的叉把子还在忽摇忽闪，众人心惊肉跳，齐刷刷往后一倒，台下水涌一般。老汉大吼一声开场。冷汗未干，接着赞口不绝。你说这些表演，和剧情有什么关系？由此推理，阎逢春有时即便就是游离了剧情来一段甩帽翅，只要老百姓爱看，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值得大呼小叫痛心疾首吗？

终身艺人阎逢春(下）

老戏就是我的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颁发开展文化革命的通知，正式以文件形式批判彭真等人对抗抵触文革的“反党罪行”。消息传来，阎逢春边听文件，一边和身边的同事悄悄地议论：“难道彭真就没有做过好事？彭真有问题也要一分为二。”这句话明明白白表现了他对文革的态度，也由此决定了他的十年苦难劫数，一场悲剧命运就此开始。

剧团还在太原演出，家里的革命躁动已经不可遏止，运动迫不及待地开始。蒲剧院很快出现了给阎逢春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跑遍全国演反党戏，指《薛刚反朝》等。思想一贯反动，指他平时的牢骚怪话。不参加政治学习，走白专道路。给他扣上的帽子有三顶：反动艺术权威，漏划右派分子，隐瞒的国民党员。特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揭发材料”，绝大部分来自他当年入党向组织讲清问题的“交心书”。这酷似别一种形式的“引蛇出洞”。只是这个出洞较之当年更为自觉，完全是在受到感召以后的精神缴械，打击自己的“炮弹”是自己挖出来上缴的。

文革之初火力虽然猛烈，但毕竟还是群众的自发行动，没有“组织定案”的性质。因此，阎逢春的反抗也是极为激烈的。66年夏天，“破四旧”风暴掀起，文工团一帮红卫兵冲进蒲剧团，要烧掉演出传统戏的全套服装道具。这位老先生怒从心头起，拦住闹事的学生，对着蜂拥而来的大队人马大叫：“你们敢烧戏箱，就让我把白蟒穿上，连我一起烧了！”事后，有同辈的师妹拉住他，悄悄地说：你真胆大，现在说错一句话都要挨斗，你摆出了拼命的架势，可要召祸！这位师兄的回答是：“我就不信，老先人几百年传下来的艺术，说烧就烧了？没啥想的，豁上一条命，还能咋的？”阎逢春演了一辈子传统戏，戏装就是他的命。一旦有人要他的命，他当然要豁出去。文革中间，好多剧团的戏装被烧掉，包括北京的大剧团。我还没有看到那一位老艺人敢于站出来以死抗争。阎逢春能挺身而出，他的刚烈，他的骨气，在艺人中间少见。不用定性到“革命大无畏精神”，不用谬夸他“保护国家财产”，说到底，传统戏，就是他的命！有人要动他的命根子，你会看到一个怒目金刚，拼命三郎。

阎逢春的罪行说了千条万条，核心是一条：“不管改朝换帝，我还是登台唱戏。”应该承认，批斗者还是有点眼光的。这的确是阎逢春的演艺观。批判者气势汹汹地质问：难道反动派掌了权，你也为他们唱戏？批斗会上，阎逢春当然不敢辩白，但回忆历史，阎逢春何尝不是如此，哪一个名演不是如此。他给老百姓演过，也给旧军阀演过，给国民党要员演过。新政权诞生，他在北京的演出更是红火热闹。不必说蒲剧，不必说阎逢春，就是北京的国家京剧，就是驰名全国的梅兰芳，程砚秋，四十年代蒋介石庆寿，二位也曾经祝寿演出。这只能说明戏剧的全民性民族性。只要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国的戏曲总能覆盖了你的心海。这也说明了戏曲的恒久价值。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江山易帜，不变的是传统艺术的常在，不死的是千年一脉的承传。这仿佛是艺人的立场含混，其实正是艺人的艺术节操。艺人是自卑的，面对各种政治势力，他们似乎都在苟活，艺人却也是自信的，不管哪一家政治集团，谁又能离开我们一群？以远离游离在政治之外自许，这正是艺人的把持的处世原则。把他们当作一个革命者，那是局外人的身份误判，怪不得他们。

文革初期，群众性的斗争批判名目繁多。贴大字报，戴纸帽，单位批判，游街，文化界的大会批判，全市的大规模批判，阎逢春因为是文化名人，各种形式都领受过。可实在说，阎逢春在心底没有服气。他说的最多的，还是传统戏。私下他曾经和关系好的同事议论：“不让演老戏，我就是想不通。”对“样板戏”独霸舞台，对英雄人物的千部一腔，他非常反感，和几个朋友聚会，他也忍不住要放胆批评：“艺术怎么能走一条路呢？一个英雄人物也可以允许有多种不同的演法。”他以旧戏包公这个人物为例加以说明。在他看来，包公各剧种都在演，但脸谱不同，演法不同，有一百个剧种，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包公形象。“花各有色，人各有貌，演戏各有各的窍。”这些按理说都是艺术常识，不过在当时发布这种言论，都是很不适宜甚至非常危险的。他简直忘记了屋子外面就是极左的狂涛，一言不慎，就回招来灭顶之灾。

各个剧团都在大演样板戏，他的徒弟也经常私下请他去指点演出。蒲剧团赶排《红灯记》，他没有资格到排练场去，他先看了京剧电影，觉得钱浩梁表演的“刑场斗争”过于死板，不如蒲剧利落。他设想了不少改进的地方，三番五次请求，想给饰演李玉和的演员说一说。导演组避开军代表，偷偷地让他临场示范说了几回戏，都是画龙点睛的地方。这在当时，都是破坏样板戏，放毒恶攻的罪过。他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指着样板戏说三道四。这老先生只认艺术，不管压力。能招致什么后果，他根本没往心里去。

传统戏还能不能复出？阎逢春始终怀抱一腔希望之火，怀旧之心，终而未死。他的批斗会最多，押回牛棚，他淡淡一笑，检查照写，练功绝不停止。眼看着岁月如流，自己已经很久不登台了，腰腿是否硬了？将来拿不出功架怎么办？他担心由此成了废人。有一天中午，他终于按不住焦灼，便找到一块挨批的曹锁元，嘱咐难友看住，不要让人进来。他说：“你给我看着人，让我活动活动身子，看我演戏还行不行。”他在牛棚里偷偷踢了一套腿功，练了一套“小连环”，难友们觉得他的老工夫还在，他自己也觉得将来完全可以登台，至此心情稍稍宽慰。此时，室外播放着样板戏铺天盖地的音乐，传统戏的演出早已绝迹。只有阎逢春的关门练功，还在顽强地为他招魂。

但是，眼看着年年岁岁，春花冬雪，文化革命结束遥遥无期。他整天只能卖票，收票，打扫剧场。一个再乐观豁达的人也终于撑持不住，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也曾想到由自己的手结束一切苦难，他寻过死，幸亏被人发现救下。

他一下子老了。发过一回脑血栓，半个身子从此不太灵便，走路开始摇晃。只是在见了几个老铁哥们，他还会认真地问：“你说这老戏就不让演了？”那脸上惋惜和失望交织，让人不敢对视他的目光。

所谓定案

1971年4月3日，阎逢春终于等来了定案的日子。如果说，此前的群众运动尚有可以原谅的过火，对于官方的结论他还抱着一线希望，那么拿到的结论，无异一声末日宣判。军代表把他召来，宣布了一个冰寒彻骨的结论：经地区文化大革命核心小组批准，阎逢春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见是不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职，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这即使在毫无道理可讲的十年浩劫期间，也属于荒唐的畸重处理。对本人的处理还株连到家属子女，儿子阎景平下放到面粉厂当劳力工。不要说往昔的风光，全家人起码的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他们真正成了走投无路的弃儿，革命的风浪滔天，艺人切实领会了自己的委屈和卑微。九万里风鹏正举，自己何故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艺人一旦离开舞台，立刻就和乞丐一般沦落。阎逢春只好托人说情，找个苦力活儿干，贴补家用，在解州采石场砸石子。一把铁榔头，从早到晚，把开采的石头砸成碎小的石块，铺路和水泥。一身绝技，名满天下的艺人，在这里领受到了生活的全部严酷。活儿重，挣不了几个钱，伙食很差。事已至此，还能说什么。采石场的劳工知道来了个阎逢春，经常欢迎他唱一段。老戏不能唱，他只能唱自己反胃的样板戏。抚今追昔，伤感和绝望夹击着老人，他依据自己的身世，编出了一板《采石歌》，给工友们献艺，也排遣郁积的苦闷。这一板大约四十句的《采石歌》，是阎逢春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编创。

据当时下放到盐化二厂劳动的郭伯龄回忆，1973年深秋，他在运城钟楼街附近遇到一位老人，一身油污，劳动布工装，弯腰驼背，灰头土脸的样子，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出将入相，叱咤风云的阎逢春。前些年两人曾在蒲剧院见过一面，郭伯龄介绍了自己的落魄，也是同病相怜，阎逢春才敢随他到家里作一回客。边吃边谈，回忆数年间的鱼龙变化，感叹沦落潦倒，阎逢春黯然伤神。郭伯龄问他还想不想唱戏。阎逢春告诉他，红卫兵不在时，没有人监督了，我一个人干活就偷偷哼几句。老戏不能唱了，他唱的是自己遍写的《砸石歌》。阎逢春边说边唱，《砸石歌》回忆了阎逢春几十年的舞台生活经历，最后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苦难记录：

可叹好景不长远，碰上倒霉的六六年。

头上帽子一顶顶，身上牌子一串串。

当年人争我唱戏，如今抢我做批判。

没有吃，没有穿，无奈来到乱石滩。

一把铁榔头，砸向中条山。

砸得耳朵嗡嗡响，砸得胳膊阵阵酸。

日出砸到夕阳下，只砸出一碗糊糊饭。
——
阎逢春边唱边哭泣。一个老人的悲苦之声，越发令人伤情。阎逢春演过多少慷慨悲歌的大戏，没有想到晚年自己也成为一场悲剧的剧中人。剧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台。当年阎逢春的《芦花》的悲苦之音，曾经感动了几代人，多少人同洒一掬同情的眼泪。现在轮到阎逢春自诉身世，却也只能躲在一个角落，向几个贴心的知己哀哀哭诉。在这个“人民大众开心之时”，连他的哭诉也是不合法的。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小城，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冤情，倾听他的哭诉呢？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只能把委屈强压在心底。《砸石歌》像一首地下出版物，听到的人其实很少。

《砸石歌》，二十世纪中页，一个著名艺人的长恨歌。

正当阎逢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赶上了一阵“落实政策”的清风。1974年5月，当时的运城地委经过复议，作出了阎逢春“回团工作”的决定。每月暂领生活费100元。户口粮食关系也得以迁回运城。可以看出，这个决定对阎逢春的冤案，仍做了许多保留。他的主要问题等于先搁置起来，暂不做结论。无论如何，他的管制生活已经结束。一个被错审错判了政治极刑的人，终于被放出了死牢。尽管还有另外一些凶险的声音不时传出来敲打敲打，他毕竟开始体会到一线光明。

多年积蓄的绝望，使得阎逢春脸上难以见到喜悦之色。谁能抗得住十年风雨？所有的畏首畏尾，都从无所畏惧开始的。他已经习惯低头走路，他已经习惯了避开众人，他已经习惯不和任何人目光对视。他已经习惯了以一个罪犯的身份面对一切。“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已经习惯接受旁人的鄙视和侮辱。低眉顺眼，缩手缩脚。他知道自己脸上打着印记，他不过是一个监外执行的犯人。至今“妾身未分明”，依然还是个戴罪之身。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轻狂的欢欣。

他依然离群索居，他依然踽踽独行。外面不断传来解放干部的好消息，他兴奋过后，又悄悄压在心底。只要文革还在运动，谁敢轻言是非成败。看大势，却又能感到松动和解冻。压抑和兴奋交织，敏感和激动常常袭来，以他的老迈衰弱，已经很难抵御各种情绪的交相进攻。无论家人还是朋友，都没有意识到，他现在实际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解放，他已经承受不住

1975年的元月13日，单位又通知开会。管他开啥会呢，阎逢春提起小板凳，一瘸一拐到了会场。他挑了个角落，没人注意。

今天的会议内容，是讨论本团外交王世荣的定案问题。听着听着，阎逢春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往常揭发的“罪行”，都是不管有没有，先定了再说。今天是一条一条核对，没有根据，当场否掉。眼看着王世荣就没了啥“罪行”，这不是要平反么？尤其是自己的好些“罪行”，本来就是和王世荣的闲谈，这下莫非也要一风吹么？

热血缓慢地从脚底升起，他感到身体一寸一寸热起来。从下至上，血流加速上涌。开始在周身冲撞。血浪冲进脑海，一个多年羁押的灵魂，那禁得突然狂奔。一个禁锢多年的脑体，哪经得波翻浪涌。大潮浪打浪奔涌进来，很快冲垮堤岸，顺势蔓延。他看到了漫天霞光，血色洇开，在眼前交织出无边无际的醉人的云锦——

他身子一仄，偏倒在地上。身边的人连忙拽胳膊抬腿，他只有一句话：

“我不行了，快送我进医院。——”

剧团连忙通知家属。阎景平还在河南演出，飞也似的招回来，也没有说上一句话。

他死在为别人平反的会上。

他就这样，带着罪名，带着遗恨，惜别了他难割难舍的蒲剧。黎明的曙色已经染白天际，他没有能够看到。

他一生，有声有色，声色相映，有血有泪，血泪交织。大红大紫之后，是十年的黯然失色，十年的贱民生活。屈辱和卑微之中，他也没有忘了蒲剧。他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蒲剧的地方，想一想，蒲剧对得起他吗？

蒲剧抛弃他已有十来年，蒲剧冷落他更久。蒲剧给他设下的坎坎坷坷，他都收纳了。在长期的政治重压下探讨蒲剧的发展，在严格的束缚中求长进。东遮西挡，他拼命带着蒲剧上路，一路闪出耀眼的弧光。一步一步，艰难竭蹶，政治高压外来干扰伴随着他走过了一个剧种的黄金时代，艺术成就终于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人以剧传，剧以人传，剧团因他的演技声誉远扬，没有他就没有蒲剧的辉煌。他是几代人尊崇的通天教主。今天，他终于决绝地一脱手，顾自上路了。他还揣着一颗热心，他还有活跃的构思，这一切时时就在心海翻腾，波翻浪涌，在等待一个倾泻的时机，生命的闸门轰然落下。都由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阎逢春死得太突然，他的问题还在那里“挂着”。这让他的葬礼有些尴尬。尽管如此，有关方面的领导朋友，还是络绎不绝赶到现场，最后送送这位天才的演员，不幸的朋友。为他的遭际洒一掬同情之泪。葬礼现场到了五百多人。当年万人空巷挣抢一睹丰神峻仪，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五百人不算多。但是今天，他明白自己依然戴罪之身。五百人侠骨柔肠前来送行，已经足可以代表小城的艺术良心。我为这五百个同乡骄傲，在需要站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室外风刀霜剑，寒气逼人，这人人都知道，一支五百人的队伍，足以让小城人心沸腾。

2月5日，也就是阎逢春死后二十天，运城地委决定给阎逢春平反，恢复公职，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在人民剧院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文革期间能够作出这个决定，显示了当地领导拨乱反正的魄力。令人惋惜的是，决定怎么就晚了那么一点。一个月前如果能息讼平冤，阎逢春或许不至于迅速的离开。至死他也没有解脱了紧箍咒，顶着罪名，顶着屈辱，他神色黯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能看到，他是依然紧缩着身心去世的，包括四肢，包括灵魂。

身后事，结识阎景平

阎逢春生前曾对人说，要是死了入殓，他愿意穿一身戏装，蟒袍，官帽。到了灵台地府，他依然梨园中人。朋友戏说：那还不容易，给小子景平说一下就是了。谁料他死的不是时候。在文化革命的1975年，谁敢冒这等大不韪，找一身戏装做寿衣，那是自找挨斗。“回团工作，领100元生活费”。算职工，算干部？一身普通中山装入殓，稀里糊涂放一马已经是给了脸面。运城当地干部都有土葬的习惯，他的家乡就在中条山脚下，越过盐池就到。不管外边怎么看他，村里乡亲们决不嫌弃。阎逢春能在家乡入土，他愿意回来，乡里也欢迎他回来。在他们看来，阎逢春永远是西姚村的骄傲。

一切好像就这样结束了。唱腔已止息，骸骨会朽没。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川依旧枕寒流。物是人非，一缕轻烟飘散，谁还来翻检往日的故事？

可是阎逢春不是这样。1976年文革结束，传统戏解禁，人们像久旱的庄稼渴盼大雨，随便一出传统戏，人们都觉得新鲜，出来几个跑龙套的，年轻人也觉得好奇。戏还有这么演这么唱的？这时长辈就会在旁边插话：

“你没有看过阎逢春，那才叫把势。”

人们越来越怀念阎逢春，感叹他没有活过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极左杀人，他肯定会有更出色的发挥。如果他不至于英年早逝，他还能传下多少东西。历史要再给他十年时间，文革以后的蒲剧定然不是这个样子。

文革期间录制技术落后，他留下的音像资料很少。大量的是流传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最难复原，似乎最不可靠，记忆又最可靠。上一代的观众还在，阎逢春的音容就保留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顽固地排斥掉所有须生，蒲剧的须生没有一个入眼，原因在他们心里都早早安置了一个阎逢春。阎逢春仅存的几个徒弟也知道自己艺不如师，有什么办法，师傅已死，戏技总不能失传。他们只能铁板着脸，一遍一遍想象师傅的模样，复原给徒弟。这一场仿真传授，只能让师徒更加怀念前辈大师。失去的越发宝贵，失去才知道价值。阎逢春，已经成为蒲剧后人无法企及的范本。

阎逢春去世20周年，运城蒲剧界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在他的故乡西姚村树立四铭碑一座，四面石碑，嵌刻全国各地文化名人的题字。大家聚会研讨讲学，研究阎派艺术的贡献地位继承发展，全国各地的戏剧名家送来书法和纪念文章，会后编辑了纪念文集。惋惜也罢，回忆也罢，谁也难以复原一个原本的阎逢春，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2007年我回运城老家，得知运城市里准备在西姚建一个阎派艺术纪念馆，收藏一些阎逢春的遗物，还有阎派艺术的发展现状展览等。三十多年过去了，从官到民，大家依然没有淡忘他。这个纪念馆建成以后，以阎派艺术为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河东地区的戏剧博物馆。可以想象当局的用意，他们是要把这个背靠中条山，面对古盐池的小村子建成一处文化旅游点。阎逢春作为文化艺术名人，已经成为当地开发旅游资源的一张名片。纪念馆建成后，将和闻名遐迩的关帝庙，普救寺，永乐宫一样，成为南来北往的人们了解古老的河东文明的一个窗口。那时，这个中条山脚下的小村子，氤氲着多么浓郁的历史文化情调。先贤骨殖不远，人们在这里浅吟高歌，体味中华戏曲的源远流长，滋养对于古文明的温情和怀恋。这也是阎逢春生前最希望看到的景象。

阎逢春没有走远，他依然看护着我们。留神一点，可以听到他浩歌在天。

运城市黄河大厦，在城区也算一幢高层建筑。它的对面，有一条小巷。沿着小巷前行到深处，一座旧楼的一层，有一户人家。我今天应邀到这里访谈。

这家的户主叫阎景平，今年66岁，退休前是蒲剧团的演员，须生。

他是阎逢春的儿子。倒也该称老阎了。

谈话中间，为了区别清楚，我称他为阎先生，称阎逢春为阎老先生。

他说他退休这些年，所做只有一件事，抢救阎派艺术。

阎逢春生前，除了电影《窦娥冤》，没有留下录象资料，而《窦娥冤》他的戏份并不多，远不能全面代表他的演出水平。有几盘录音，基本可以反映他的演唱。但阎逢春的演出水平突出表现在功架，仅仅听录音，听不出名堂。比方说甩帽翅，听录音，那就是一段音乐过门而已。

得过阎逢春真传的徒弟，有的已经早已离开舞台，个别活着的也因为年长，拿不出当年的功架。他的关门弟子岳新生瘫痪多年，一年前去世。就在我赶到运城前三天，他的得意门生张保去世。71岁，活着也早已演不成样子了。

各剧团都有学演《出棠邑》《舍饭》的，观众看了，只是摇头。

有的在台下站着，一看台上的架势就叹气：唉，差人家阎逢春远着哩！

为了保留下阎逢春当年的演出风貌，阎景平一连几年，主要张罗着音配像，就是给父亲留下的录音配上演出效果。他自小跟团，也公须生。父亲的戏看过不少，配音演出，自然还是他最合适。

我没有看过他的音配像。恰巧第二天，一帮蒲剧票友自乐班要在运城最大的广场南风广场活动，他们每个星期日都要去热闹，大多是阎派艺术的戏迷。

蒲剧铿锵的锣鼓响起，高亢激越的唱腔直冲云霄。一股热浪席卷了广场，在大地回旋冲撞，当他撞到你的胸膛，你会立刻眼眶里充满热泪。

阎景平登场，和着伴奏，唱了一段《反徐州》。

旁边有人议论：还是人家阎家。立刻有人反驳：阎家怎么啦？除过是他儿子，论唱，还是论架马，能比吗？

不能比怎么办？当下，还是数他最能代表阎逢春了。

阎逢春的演唱，已经成为绝响。没有那个时代，没有那样的观众，没有那样的演出环境，当然就不会有那样的演员，不会再现那样的辉煌。某种意义上说，到阎逢春这里，蒲剧已经唱完。

高天曾经有大鹏飞过，但他没有留下声音。迄今，风来云去，年年岁岁，他的翅膀划过的痕迹呢，也消失得了无踪影。

历史再一次残酷地教训我们，失去的，永不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