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普普通通的演员--再读于是之

台上是戏非戏，台下非戏是戏。 幕前幕后人生，庄谐俱含妙谛。

这首诗是写给于是之先生的。

1996年寒冷的冬季，于是之演完他的封箱戏《冰糖葫芦》后，病情就发展到了每况愈下的程度，和他进行语言交流已经变得十分困难。那示意性的各种表情和手势到后来连猜也非常困难了。有时，我们只能相对无言，一坐就是几十分钟、一个小时。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从他那张相当消瘦而疲惫的面庞上，从他那双有些茫然、苦涩又深邃的眼睛里，可以再读到一些岁月，那是昨天的于是之……

"它是通俗的，平民的"

《茶馆》是是之先生生命中的"极品"。"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它美。"这是于是之先生对《茶馆》的评价，是他钟爱它的原因，却似乎也成为人们对于这位戏剧大师钟爱所在。1958年的春节，北京人艺上演了老舍先生写的剧本《茶馆》。可以说，从1956年交稿开始，是之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部戏，并且申请扮演主人公王利发掌柜。他说："我觉得在还能演戏的时候，演上《茶馆》这样的剧本，以后再去干什么别的事，我都知足了。"

对于《茶馆》的偏爱，是因为戏里的人物都似曾相识。他说："我小时候住的南长街老爷庙的那些街坊、邻居们，对我演《茶馆》都有益处，何况还有那些本家、亲戚呢！而且他们还要"发酵"。随着年龄长大，好像更懂他们了，偶尔想起故人，我的认识就会更深刻些、丰富些。"

随着《茶馆》的成功，人们越来越多地称他为"大师"，可他又说了实话："我狭隘地不喜欢高贵的、情节太多的作品，喜欢以性格为主的作品，觉得后者更真实些，不喜欢浪漫主义而喜欢现实主义。以此，在戏剧上，喜欢《龙须沟》、《茶馆》。不是不想更开阔些，但始终未能突破。这大约与身世有关。或者可以说，从《龙须沟》到《茶馆》塑造了我。"

台上演的是平民，台下过的也是平民的日子。

晚年的是之先生，常常是在夫人的陪同下，漫步到玉渊潭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坐在一张小方凳上，披着一块并不大整洁的白布单子，花上几块钱请退了休的老理发师给推推头。这其中的妙处绝不仅仅在理发的本身，更在于能够一边理，一边聊。

在那片泛着新绿的小树林里，金色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一束束耀眼地洒落在林中草地上，周围安静极了，一点儿喧嚣也没有，只有布谷鸟偶尔轻轻地叫上一两声，两位白发老人有问有答，有来有往，讲古论今，谈笑风生，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这位从北京小胡同里走出来的平民演员，又回到了小胡同里的平民当中去。也许在是之先生看来，他自己始终是个平民。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

在《茶馆》首演的当天夜里，老舍先生看完了戏兴奋不已，回到家中仍然难以平静，便大笔一挥写下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

然而，是之在收到这副条幅以后，竟然一声不吭地锁进了抽屉里，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更没有裱起来张挂在墙上，连朋友们也一无所知。这一锁就是三十多年！

是之有一个口头禅："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这话不只是在嘴上说的。他一直有这样一张名片，中间只有"演员于是之"几个字，再下边右角上是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至于职务、职称，以及各种表现身份的头衔一概全免。他说："这就足够了。"

他出了一本文章集，也一再拜托两位编者千万把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在名字之前切莫加饰什么荣衔，包括"著名演员"及"著名表演艺术家"之类。

有一次是之和几位评论家去游长城，在路上随便聊起天来。一位同行者说："于大师，您为密云水库所题"醉碧"两字挺飘逸，能赐我一张墨宝么？"他说："有几位记者喊我"大师"，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两夜睡不安稳。请告诉我何谓大师？"另一位同行者说："大师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他赶忙说："请你再写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雷雨》中的周萍、《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都失败了。我写字缺少金石气，小时候练过赵之谦的隶书，那只是流而非源。麻烦你给我找一本方笔的汉碑，好从头学起，治治我的气息。"

坦言失败之外，是之先生甚至"暴露"自己的"浅薄"

大约是在80年代初期，一次酒后说戏，是之先生看着桌子上的酒杯，十分真诚地说："我觉着我这辈子不会再创作出什么新的成绩来了！"他的理由是："我没有受过专业的严格基本训练，声音和形体能够利用的程度有限。""生活积累也不多，城市平民、市民还算知道点儿，专家、学者、干部和农民，我都只能算一知半解。"

他喝了一口酒，停了一下又说："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虽说读过点儿书，我也说不上真懂；西方戏剧，我的外语不行，看不了原文书，翻译过来的书也看的不多……"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还这样写道："我尊重有书生气的、"学者化"的同行们，在他们面前我自惭形秽；学习之心，油然而生。我最害怕演员的无知，更害怕把无知当作有趣者。演员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之乐的人。或者他是一个杂家。浅薄，而不觉其浅薄，是最可悲的。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浅薄而能自知浅薄的小学生。这样，便能促使我不断地有所长进。"

"感谢观众的宽容"

1992年7月16日的晚上，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茶馆》在首都剧场进行告别演出。

应当说，这是第一版《茶馆》的绝唱，也是是之扮演的王利发掌柜的绝唱。

那天，观众席里坐满了，就连两边靠墙的通道里也都站满了人。据说，那天在剧场门口"钓鱼"买戏票的人花上150元(相当于剧场售票票价的7倍还要多)也很难买到一张票。同时，还有几十个、上百个非常遗憾地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肯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到戏结束以后，才争着涌入剧场，最后看上演员一眼。

那天在演出进行当中，观众席里鸦雀无声，人们似乎是在屏住呼吸看演出，戏进行得很稳当，很顺畅。一切都好像那么正常，一切又都好像不那么正常。观众在跟着戏走，又好像没有完全跟着戏走。一份恋恋不舍的浓浓之情，紧紧地系在演员的心头，也紧紧地系在观众的心头。

大幕落下。于是之和扮演常四爷的郑榕、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缓缓地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致谢。观众席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而且有很多人涌到了台口前面，在停顿片刻之后响起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突然，观众席的后方传来喊声："于是之老师，再见了！"站在舞台中间的是之听到以后，向前走了一步，弓下身来，早已蓄满眼眶的泪水一下子掉了出来，打湿了衣襟。

这种动人心弦的告别情绪，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的座谈会上。

在开会以前，一位看过前晚演出的女观众，拿着一件印有《茶馆》演出字样的白色T恤衫，请是之签名，并问："可以再写几个字吗？"是之没有吭声，突然提起笔来写下了这样七个字--"感谢观众的宽容"。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完全没有料到大师"绝唱"之后最想说、最急于说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话。

又过了一年以后，在是之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才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台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1992年纪念建院40周年的时候，再演《茶馆》，久不登台，我这负担就更觉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到了7月16日那一场，第二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紧张。我害怕第一幕伺候秦二爷的那段台词，它必须流利干脆，前两场已经出了一些小毛病，那一天就觉着要坏。开幕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签字留念，我就更加紧张。我跟天野同志说："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那段戏，你注意点儿，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天野叫我放心，他说他"随时可以接过去"。幸亏他有了准备，届时我真就忘了词，他也就帮我弥补，勉强使我能够继续演下去。这以后，不只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在台上痛苦极了。

"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得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我愧不可当，观众偏鼓掌鼓得格外的热烈，而且有观众送花束和花篮，更有不少观众走到台上来叫我签字，我只得难过地签。有一位观众叫我签字时写点什么话，我不假思索地写了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我由衷地感谢那位观众，她赐给我一个机会，叫我表达我的惭愧。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我的名字说"再见了"时，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员有这样的宽容。

"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去。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

今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到是之先生家里拜年。他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病情更加严重，几乎是完全不认识人了。他见到我以后，仔细看了看，嘴边上掠过一丝笑纹。据说，这是他那时见到了熟人的表情。突然，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一面很大的镜子前面，指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比划着手势，一边用"啊……啊"的语助词，困难地表示："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我的脑子里顿时闪现出这样的遗憾：我们虽然一再读解是之，但是好像始终并没有真正读懂、读透。也许，我们还应该继续读下去，长久地读下去。（《北京日报》梁秉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