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洞花开蔷薇满 ——扬剧《衣冠风流》创作心得

罗周

前年李政成找到我，说想做个古装戏，问有什么合适的题材。我说既然是扬州市扬剧研究所的创作，何妨考虑杜牧?可谈到杜牧，人们想到的多是“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风流小生，李政成则是老生应工。他再问时，我斗胆道：“演个谢安吧。”

谢安出身名门、俊朗风雅，隐逸时，携妓东山、游乐逍遥，出仕后，位极人臣、朝野钦服，奇迹般的淝水之战，于他，也不过对弈之后，闲闲散散一句“小儿辈，大破贼”。又岂止谢安?李白诗曰“晋代衣冠成古丘”，《桃花扇》也道“谈谐裙屐晋风流”，都是在追忆那逝去的时代。令我念念不忘的晋朝，在《世说新语》里，这是个崇尚性情、诚意、率真的朝代，一个热衷“审美”的朝代，山水是美、园林是美，更令人痴迷的审美对象，则是“人”。这便是我想写的：用这部戏，绘写我们曾经有过并一直延续着的人类的高贵与从容。

可是真难。

首先这不是一部爱情戏，从头到尾，毫无我偏爱与擅长的男女之情。其次这是一部男人戏、政治戏。封建时代的皇权争夺，要怎样引发现今观众的共鸣呢?最难跨越的屏障还在第三点：归根结底，这不是一部政治戏。

我也写过不少着力于故事情节的舞台剧，努力梳理故事之来龙去脉。写多了，生出些困惑，是否有另外的路径呢?我无法做出回答，但有两句话，一直盘旋心中。一是在全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上，盛和煜先生授课时提到“停下来写”，一是张弘先生在其著述《寻不到的寻找》中说“情感是可以排列的”。我好奇地在创作中试验与实践这两句听上去有点费解的话。所以，《衣冠风流》的四场戏，分别停在一道旨、一盘棋、一壶酒、一番哭祭上。我尽可能压缩、简化情节、场景，而把人物此刻之反应——内心的变化及其外在表现尽可能放大、细化、层次化，信赖、仰赖戏曲程式，力图使看似“没事找事”之处，恰恰成为最可彰显戏曲情趣之处。譬如本剧写作中，最叫我开心的“劝觞”。酒中有毒，欲杀谢安，这两点，戏一开始，便清清楚楚。要写的，是“怎么”毒杀谢安。事件极简单，若往简单里写，三两句话也就行了。在“停下来”的“点”上，设置回旋，所谓“几番番放下这美酒又举杯”，则是编剧之责。举举放放之间，褚太后内心不断挣扎，也在这举举放放之间，谢安从无知走向真相。他们谈天伦之乐、谈东山之游，闲逸亲善是真实的，潜藏的杀心也是真实的。谢安之为谢安，正在于他怎样对待这两方面的真实。他怡然、舒展、欢悦又无奈、体谅、洞达。写到唱段“见太后奉杯觞盈盈噙泪”时，我仿佛见到谢安蹙着眉尖的微笑，等到李政成粉墨登场时，则是真的见到了。

初稿时尚有诸多摇摆游移，修改时反复自省：这个戏，写的不是政治，而是“人”。写的不是一个人、一群人参与了怎样一桩军国大事，而是他们尤其是他，怎样参与了这件事，怎样以其独有的方式，安邦定国——这倒在其次，更重要的，铺展生命，遗爱后人。先要有写作者明确创作方向并向此方向行进，才能期待受众明确感知并欣赏主创之用心，才能期待受众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对人物的欣赏上。与这种欣赏相比，我想，谢安能否说服桓温罢兵，或许已不那么重要，他之价值、人之价值，在他白衣白帽步入帐中之时，在他临江哭祭、泪下沾襟之时，在他敢于用性命去守护大义、挽救朋友之时，已实现了。倘若桓温不听，实无损于谢安，又正因为他听从了，桓温方成英雄。

有朋友问我，这篇创作谈为什么名曰“一洞花开蔷薇满”?我回答，这本是剧中一句唱词，我喜欢极了，可囿于唱段布置与音乐上的要求，忍痛删去。便借这篇短文，让它得到另一种形式的留存。何况这7个字的烂漫芬芳，也正似谢安的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