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中的行话

【四柱头】
一副戏班或一个剧团内，小生、花旦、老生、小丑四个行当的头肩演员，被称为“四柱头”，相当于一座戏台的四根台柱子，说明她（他）们对戏班演出营业的重要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柱头”成了越剧戏班演员组合的基本体制，这是对初期越剧“两小”（小旦、小丑）、“三小”（小旦、小生、小丑）体制的继承和发展。

【六柱头】
戏班内小生、花旦、老生、小丑、老旦、大面（大花脸）六个行当的头肩演员，被称为“六柱头”。初期越剧不重视老旦和大面，有“老旦大花脸，吃饭拿铜钱”的说法。自1930年创办的高升舞台科班开始，六个行当才各有冒尖人才出现。以30年代中期起，一些阵容齐全的大戏班（剧团），乃有“六柱头”的演员组合体制。这是“四柱头”体制的发展。

【肩与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戏班、剧团对演员分工与地位之称谓。“肩”用于内部分工，“牌”用于对外宣传。“肩”原指肩挑份量之轻重，借以表示演员所能胜任之角色份量。某一行当中，能任最重要角色者为“头肩”，次之为“二肩”，余类推。越剧戏班中，小生、花旦演员最多，故而有“六肩小生”、“七肩旦”之类。派场师傅或导演分配角色，即以“肩”为根据，某角色由“头肩”担任，某角色由“四肩”担任，只须按例指派，不称名道姓。小生、花旦中，“三肩”一般较难胜任，也较有希望冒尖，因为若“头肩”因故不能演出，“二肩”戏份较重无法更换，往往才由“三肩”顶替“头肩”出演。“牌”指对外挂牌宣传的名位，不分行当，只取全班（团）中最有号召力的三个演员为头牌、二牌、三牌（偶而亦有挂四牌的）。如40年代初，上海丹桂剧团的挂牌次序曾为：头牌筱丹桂（花旦），二牌贾灵凤（丑），三牌张湘卿（小生）。建国后，剧团体制变化，肩、牌称谓随之淡化。

【并头肩】
指剧团内有两位声名、待遇相当的演员。如称两位头肩花旦为“并头肩”，称两位二肩花旦为“并二肩”。其他行当也依次类推。

【畚斗与百搭】
畚斗专装琐屑微末，百搭能与各种牌组合成局，早期戏班中借喻杂学各个行当、并无专长，但缺少不得的一类演员。其特点是戏路开阔，摹仿与应变能力强，善于同各类演员合作。但二者又略有区别，畚斗一般只演配角或旗罗伞报人物，往往本工小丑；百搭则除演配角以外，有时亦能充任主角，不限于小丑。后来成名的某些演员，出科后大多做过百搭。如尹桂芳1933年随大华舞台戏班至宁波时，文武正反、男女老少，任何角色都演，至1934年才专工小生，擢升为台柱。

【派场师傅（箍桶师傅）】
早期越剧中分派演员、决定剧情场次的师傅。剧目上演之前，由其给演员讲述剧情梗概、分场次序和全剧角色，并按角色行当分派演员，具体交代各个角色的身份、年龄、服装、道具、如何上场、如何下场等，其职责类似于导演。
演出过程中，派场师傅坐在上场门后侧，一面注视台上演出，一面督促下场戏的演员做好准备，叫“把场”，其职责又近似舞台监督。由于派场师傅的作用犹如将一块块分散的木板箍成一个整体，因而被戏称为“箍桶师傅”。派场师傅适用于旧戏班演出幕表制“路头戏”，自30年代后期起，越剧戏班逐渐改用编导制度，派场师傅也渐次完成其历史任务，改为专教老戏的师傅。

【马来、弯来】
越剧演路头戏时，后台师傅示意台上演员加快表演进度的暗语谓“马来”，嘱台上演员放慢表演速度的暗语谓“弯来”。

【跳槽】
演员为了自身的发展，通过离开原剧团到另一剧团，来提高自己的艺术地位和生活待遇，行内称之为“跳槽”。演员通过“跳槽”，往往二肩成了头肩，三肩成了二肩，或者小剧团的二肩到大剧团去唱二肩，都不同程度地上了一个档次。

【敲壳子】
指40年代流行于上海越剧界的剧本编写的起始程序，又叫“敲提纲”。剧作者选择题材编成故事后，需与剧团剧务部一起敲定壳子，然后才能进入执笔阶段。敲壳子的含义有二：一是敲定情节与场景的壳子，二是敲定人物设计的壳子。情节、场景必须适合越剧观众的口味，如情节需哀艳，服装需华丽，场景需丰富，男女主角都能在最后一“送客”（谢幕）等。人物设计必须适合该团演员的实际，例如需尽量发挥头牌二牌的特长，六柱头都需有较重的戏，所有角色的戏份多少，一般按演员包银的大小分配。因而，敲壳子颇为费事，但至关重要。

【娘】
女子越剧戏班或剧团内由私人收授的艺徒，称自己的师傅为“娘”。“娘”，嵊县方言，读若“泥央”去声，姑母和姨妈的通称，用在师徒关系上，含有亲近之意。但拜师同样有拜师仪式，或订“关书”合约，有的师傅还相当严厉，甚至将艺徒作为丫头使用。拜师以后，艺徒即随师傅取名，一般是在师傅艺名的基础上加个小或“筱”字，如尹桂芳艺徒中有筱桂芳、尹小芳，筱傅全香（薛莺）则是傅全香的高足。“娘”的称呼起于30年代后期，建国后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