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冷空气初临的凉爽里，去看了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凤姐》。
国人对《红楼梦》的熟悉无需赘言，王熙凤在中国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编一出戏，是要有勇气的，一不可背离原著，二又要编得有新意，陈词滥调式的庸常论调也难入戏迷们的眼。
《凤姐》的本子，若说脱胎于宁百多年前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应该没有疑问，但面貌的确又已焕然一新。如今的故事，场面更宏大，头绪更纷杂，人物更繁多，主题也更深刻。编剧对《红楼梦》的熟稔，是无需置疑的，戏中的人物设置、情节铺排，甚至主题开掘，都非常忠于原著。
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下的这“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鸿篇巨著，思想内容之复杂，短短一篇小文自然探讨不尽，但说它是有“通过贾府起落表达人世兴衰浮沉、变幻无常的深切感慨，通过诸多女子形象的塑造谱写一曲女儿赞歌与哀歌”的成分，应该也恰如其分——比起通过王熙凤与尤二姐、秋桐、平儿三人的争风吃醋，倾轧挤兑，塑造王熙凤老辣狠毒的形象，这样的主旨，显然更有分量。
我想也正因此，编剧才在创作的过程中，加入了诸多表现贾府兴衰，及王熙凤在贾府兴衰过程中的命运变化的内容。这一方面使戏的主旨更为深入，另一方面却也使戏的矛盾冲突显得过于分散，戏剧节奏略显拖沓，人物的情感变化呈现出一种断点罗列的意味。演出气氛颇为沉闷。
戏的主要事件，是王熙凤借刀杀人，以秋桐除掉尤二姐。尽管原著中，王熙凤的命运也体现着贾府的兴衰变迁，人世的浮沉变幻，但单就尤二姐事件而言，要说折射出这样的主旨，是较为牵强的。从戏的客观呈现效果看，编剧很想把这二者揉捏在一处。这势必要加入诸多细碎的过场戏，比如秦可卿的托梦忠告，贾府被抄家等等。这些过场戏拖慢了剧作的节奏，把人物的情感流，割裂成一颗颗分列摆放的珠子，仿佛好多场次都有情感高潮，但每一次的高潮都不是水到渠成，像是一个以王熙凤的故事为主题的演唱会，因而也缺乏感动人的力量。而王熙凤的形象塑造，和人世兴衰浮沉的感慨这一主题，也仍然是“两张皮”。简言之，造成目前这一状况的原因，我以为，是编剧抓错了“主要矛盾”。
那么，在《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身上，究竟什么才是根本矛盾？是她与诸多贾琏所垂涎的女人之间的矛盾吗？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细究起来，却并非如此。我以为，王熙凤本身的价值观与她所处之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的矛盾，才是根本矛盾。
王熙凤这个人物在很多《红楼梦》读者的心目中，应该留下了两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也是本剧中所着意表现的：
其一，精明能干。她是荣国府的当家奶奶，偌大一个府里，事无巨细都要她来操心，而且她也的确操持得井井有条。她还曾在秦可卿去世时协理过宁国府，也赢得诸多赞誉。府上的大小奴仆对她又服又惧，不太敢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耍滑弄奸。而她自己，也自信于自己的才华，乐于在家事的操持上一显自己的本事，戏中有王熙凤揭穿诸多借省亲别院的建造而中饱私囊者的情节，这一段戏的呈现就非常精彩。但这显然不符合她所处的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要求。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最要紧是低眉顺眼，柔婉贤淑。不能太聪明太能干；更不能比男人还聪明还能干。而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的凤姐，却不可能低眉顺眼，柔婉贤淑，否则早被荣国府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人们生吞活剥了去。她的自信与跃跃欲试，也不符合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冲和顺，中庸温润的价值观念。因此，能干泼辣的王熙凤受尽阖府上下诸多主仆的议论批评；贾琏面对她，也难免会有几分挫败感。因此，她的身上才会承载大大小小诸多矛盾。
其二，拈酸吃醋。王熙凤是个醋坛子，这个大家都知道。她像防贼一样防着贾琏在外拈花惹草。然而贾琏是个花花肠子，纵然王熙凤再精明强干，也是防不胜防。一会儿多姑娘，一会儿鲍二家的，一会儿秋桐，一会儿又是尤二姐。在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一个茶壶配多个茶杯”的时代，王熙凤显然早已触犯了“七出之条”。善妒的女人向来不被男人的世界待见，甚至女人们自己也要来补上两脚。但却很少有人想到，争强好胜的凤姐，要的也只是一个完整的丈夫。像男人一样能干的她，要的也是男人所要求女人的一份忠诚与尊重。这种意识可能不是那样明确清晰，但至少潜意识里一定是有点。但这显然是那个社会不能够认可和给予的，她要得到，必须要以非常手段去谋求。为了巩固她正妻的地位，面对咄咄逼人的秋桐，和已有身孕的尤二姐，除了借刀杀人除之后快，这个强势的女人大概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这是强势性格对弱势地位抗争的必然结果。这些看上去阴狠毒辣的手段，在男人的世界里，不知道被男人们用了多少次，然而他们又怎能容忍王熙凤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所以王熙凤最终的下场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当然，我们看到的戏，结局不是这样的，面对尤二姐的自尽，贾府的衰落，王熙凤彻彻底底的忏悔了一把，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部否定甚至彻底批判。第一版我无缘得见，但据说我看到的这第二版改变了第一版王熙凤“怨恨”，“觉得谁都对不起她”的结局，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反省”的形象。据媒体报道，编剧谢丽泓“希望该剧能引起观众的思考，幸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大家能在剧中找到答案”。
愿望很美好，可是，从风光无限，到吞尽苦果，王熙凤真的会不愤不怨，真的会甘心吗？当然不会。面对尤二姐的悲苦命运，和这个懦弱的女子对自己的无条件信任和感激，良知未泯又同为女人的她当然有同情、悔恨，与自责。正如戏中台词所言——“女人的命运都是差不多的”（此处是全剧最让人动情的一段戏），她也必然能从尤二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又怎能不对自己的残忍生出几分后悔与责难？然而，固有的价值观怎会轻易改变？她不会因为同情、悔恨与自责，就认为贾琏应该三妻四妾；让她浪费才华，做一个李纨那样万事不管的隐形人则更不可能。故而，阴谋败露之后，在世人尤其是贾琏的指责与报复中，除了将失去一切的恐惧，泼辣的烈性子会让她心中的不甘与怨愤如火一样燃烧。这燃烧，不一定是冲着贾琏们的一种外扩的爆发，但必然是有的。就小说与影视作品来说，表现的方式可以暗流涌动，但就舞台艺术而言，暗流涌动的内心世界必然外化成独白或者抒情唱段来进行纾解，若能这样，整个戏便不会像一闷炉不能充分燃烧的炭火那样沉闷。
而现在，王熙凤彻底地忏悔与自我批判了，我认为这并不符合人物的性格和价值观。这个安排使我感受到：戏在客观上又落入道德评判的窠臼；主创人员又把凤姐这个个性复杂毁誉参半的人物推到了彻底“毁”的那一面——这个拈酸吃醋、争强好胜、心狠手辣的女人终于恶果自吞，她应该彻底悔悟。编剧希望此剧引发观众对幸福的意义究竟何在的思考，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幸福的意义在于知足，甚至自足于不公正的境遇而不予抗争？那么凤姐是否应当在男权的压迫下接受那种畸形的婚姻关系，并收敛锋芒努力去做一个无才无能逆来顺受的小女人？但如此一来，21世纪的我们，其境界跟18世纪的贾琏又有什么区别？若把她写成一个内心不愿妥协，却被大家族的衰败裹挟而失去抗争斗志，并在其间慨叹、哀伤，和作有底线的自省的形象，难道不会更好吗？心狠手辣甚至夺人性命固然需要自省和批判，但她身上显然还有更多值得并应当被辩证对待的东西。
所以，私以为，编导的野心不能太大，通过贾府兴衰表现人事浮沉之感慨的主题，是否可以放一放？或可把与之相关的细枝末节删减一番而使矛盾更为集中，人物情感变化更为流畅。贾琏的花心与淫乱，也不必表现得如此写实和不厌其烦——越剧毕竟还是以含蓄唯美为特点，过于直露的表现会让观者心有不适，点到即止未必不是一个好选择，何况还可省出篇幅去表现王熙凤怨愤的表达。窃以为，不妨借鉴王熙凤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的结局，和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强英雄凤姐知命”部分的情节——87版的结局是诸多红学家根据作品、脂砚斋评点及曹雪芹生平研究多次论证的结果，更为接近曹雪芹的原意。不妨把现有过于“写实”、缺乏力量的“抄家”一场，改为“休妻”，完全能成为一场真正的高潮戏。贾琏在贾珍的唆使和推波助澜下向凤姐发难，步步紧逼，本就可以造就紧张的戏剧节奏；凤姐内心的恐惧、自责、悔恨以及不甘、怨愤等多种情绪复杂交织，又可以使人物内心与戏剧矛盾更具张力。独白之后，是王熙凤悲愤交织气结晕厥。此后可以用虚化写意的贾府被抄败落，王熙凤命赴黄泉的情节结束全剧，想要再用唱段点点幸福的题，也未尝不可，不过这“幸福在哪里”的答案，却也不好随便给。
只是如此一来，似乎又要大改，只不知剧团有无想做精品的决心，和精益求精的勇气。
末了叨叨几句：
谢进联的个性气质与凤姐颇为合拍，此剧的确非常适合她演；
孙琴的气质太正，真不适合贾琏花心、淫乱，既有倜傥之风，又有几分痞气的形象，完全是一老实巴交的梁山伯在舞台上充坏人，很让人出戏；
有一场戏，石凳上放了两个带流苏的垫子，那垫子非常格格不入，愿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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