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威涛：不想成为“复印机”

茅威涛的家乡是桐乡。在她五六岁时，镇上来了一支勘探队。他们穿着圆口布鞋，用北京口音说着豪言壮语：“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敲敲打打”——他们的出现，引起了茅威涛的好奇。成为越剧演员后，茅威涛说：“我一直试图探索边界——越剧的边界、戏剧的边界、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如果越剧是有局限的，那我就是要找到局限里的极限并突破之。”探索边界，是茅威涛率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锐意创新的源动力，也是她及“小百花”总是惹出争议的缘由。

熏陶来自样板戏

茅威涛生于1962年。她认为：“我的艺术养成与中国文化转型相关”。她少女时代受到的艺术熏陶来自于样板戏。“而改革开放后，中西经典文化都得到复苏”，她尤其喜欢上海译制片厂配音的外国电影，“直到现在，我得到童自荣老师的一个签名，也会激动得小心脏乱跳。看到他就感觉看到‘佐罗’了！”“小百花”刚起步时，我争取每周六去看两部内部电影——“那时候能看到内部电影，可了不得！”

“我其实是那个年代的文青”，她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杭州中国美院里看展览的情景，“学生们在宣纸上练书法，然后把这些宣纸揉成一团，在墙壁上连缀成‘书’和‘画’两个字。他们的这种方式，既揉碎了传统，又发扬了传统——我当时看得眼睛都发光了。”

“小百花”的诞生，也是被时代催生的。因为受邀前往香港演出，才成立了这支越剧团。“我们第一次吃到蛋挞、布丁、冰淇淋，觉得又好吃又不贵。此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于是，她联想到“中国戏曲的精神，如果不融入世界戏剧的语境，就无法与国际文化对接。”

不想成为“复印机”

茅威涛并不忌讳自己曾经高考落榜，落第后“闲来无事”，她就准备越剧考试。在当地艺校学了2年戏之后，进入桐乡越剧团2年多，然后加入“小百花”，并与这支团队共同成长至今。她把这30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10年相对被动，只是一个有思想的勤奋的演员；第二个10年开始有独立主张和意识，并逐渐成为每一部戏观念上的主导——我可以点破编导演他们最想要的；第三个10年我当了团长，这个团队的标识性更强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小百花”处于不断承袭优秀传统越剧的模式。“如果审美走到头了，再下去就要做‘复印机’了”，她反思道：“我演完《西厢记》之后，难道还要去演‘东厢记’‘南厢记’‘北厢记’吗？”就在她拿不出突围剧目，像困兽一样时，举办了一台名为《蓦然又回首》的专场，通过她演过的8个角色的心声来表达“困兽”的内心。

与此同时，郭小男因导演了具有创新意识的淮剧《金龙与蜉蝣》而声名鹊起。“小百花”副团长冯洁与郭小男是同学，便邀请他来规划“小百花”的未来。他一句话点醒了茅威涛：“你扮演小生是很漂亮，但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俊朗的东西没有了，是否还能打动观众？”于是，“我们一鼓作气连排了好几部创新越剧，革了小生在观众心目中俊朗的命。”此时的代表作就是《孔乙己》——茅威涛剃掉头发“丑化”自己，就是为了表现“文化衰落之时，失去人生坐标的孔乙己以及对这个人物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台戏找到了创新越剧的通道，引起了文化界的高度关注。随后，郭小男也成了“越剧的家属”。

站在又一“门槛”上

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说过：“越剧是喝着昆剧和话剧的奶长大的。”越剧发源于嵊州，兴盛于上海——上海始终是创新文化之地。茅威涛认为：“站在越剧第二个100年的门槛上，我们这一代人要不断地思考，是否能让越剧的家底更厚一点。”虽然当下戏曲整体面临式微，“但是不能像怨妇一样始终沉浸在悲痛里不作为，也不能停留在农耕时代的审美水平不进步。有世界的眼光才能有发展。哪怕是命题作文，也要拿出自己的答案来。”因此，浙江“小百花”和台湾的“云门舞集”，成为了国际戏剧节上最常见的中国戏剧团体。他们两者有一样的内核——以现代的方式演绎传统。

在德国威斯巴登五月戏剧节上，“小百花”带去了新创越剧《梁祝》。出于保存资料的考虑，他们邀请浙江卫视随团采访。演出完“楼台会”之后，有一位德国女性忽然悄悄离席。卫视记者好奇地跟上去问其为何离席，这位坐进休息室的德国大妈一边抹泪，一边说：“太感人了，我怕自己哭出来影响到别人……当一个人失去心中的爱时，全世界人心里的痛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