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牌班长裘光贤
相真
1930年初春的一天，在嵊县县城的一家茶店里，有一位上海经商回来的茶叶客人，正听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施银花、赵瑞花她们那副女小歌班外出演出的种种经历。那时女小歌班刚刚唱红，演员收入颇丰，去经办的人自然也有钞票好赚。茶叶客商心动了。他刚刚赚到一笔钱，既然办戏班能赚到钱，也想去试试。他同那位中年人商量，由他出三百元钱，请对方去办一副女小歌班。对方正求之不得，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这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名叫裘光贤（1884—1953），嵊县崇仁镇人，曾做过第一副女子科班的带班班长，又是日后著名的高升舞台班长。出三百元银洋的人，名叫邢惠彬，嵊县大昆乡人。他的女儿邢青娥，在上海绸厂做工，是裘光贤的弟媳妇。
裘光贤拿到钱后，在崇仁、长乐两个大集镇上招收了二十三名素质条件较好的艺徒，选定农历三月的一个黄道吉日，在他的家乡崇仁镇西北角的戒德寺开科。为图吉利，希望艺徒日日高升、班子日日高升、自己也随着日日高升，科班定名为“高升舞台”。
裘光贤对管理好科班，真可谓是用尽了心思，科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清白做人，认真唱戏
裘光贤身为班长，但自认为是教员，所以要艺徒叫他先生。他说，我识字不多，可就是要教你们如何做人，如何做戏。他认为管不严，难出人；教不严，难出名，因此对艺徒管教极严，并且从头抓起。从开科之日，艺徒拜过“唐明皇菩萨”和师傅之后，在拜先生（裘自己）时，他就当着艺徒的面，将一束竹制教鞭交给师傅喻传海，宣布说：艺徒必须听从师傅管教，谁不听，师傅就用此鞭打，打出祸来我裘光贤承担。为了使这些十多岁的小姑娘学好戏，他不惜功本，聘廿八都张槐钦管财务、生活，请艺徒贾灵凤之母等二人料理生活。他特别对男女间的交往防范甚严，规定女人不进男房，男人不入女室。男客来班，艺徒必须回避。一日三餐，分行当按桌就餐，班主、师傅、管理人员监膳；夜间就寝，班主、师傅轮流查铺。连洗涤都有大人顾入，生活秩序井然。
裘光贤为保证学艺和演出正常进行，制定了不准私自外出，不准私自见客，不准拜干爹妈等班规。同时与喻传海师傅商议，以“做人要清白，唱戏要认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作为艺徒学艺之信条。这是裘光贤在带领第一副女班时，深感旧社会“戏子”被人瞧不起，尤其是年轻姑娘更受人欺凌、遭坏人诱骗的现实而提出来的。他教育艺徒要自重自爱，不贪钱财，不迷恋情爱。至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则是裘光贤鼓励艺徒要刻苦学艺、艺压群芳。裘光贤就是这样来办科班，管教艺徒的。由于他管教有方，师傅传艺有术，高升舞台培育出来的艺徒，个个是文武全才。其中有被誉为珠喉玉音、表演细腻熨贴、文武兼备的“越剧皇后”筱丹桂；丑生俱佳、才艺绝佳的滑稽大王贾灵凤；才貌双全、唱做小生张湘卿；唱做文武老生商芳臣；善演能导会编的须生筱灵凤；号称“活老祖宗”（电影《红楼梦》中饰贾母）的周宝奎；文武双全、须生大面皆能的裘大官等。
二、笃牌班主，牢头禁子
裘光贤出于赚钱之目的而办科班，但是他不赚黑民钱，不肆意虐待艺徒。所以许多以后成为剧团领导或著名演员的艺人，仍然说他是个好先生。他对艺徒各方面都很关心，尤其关心艺徒不受人欺辱。科班习艺半年后串红台流动演出时，不是住祠堂，便是进寺庙。每到一地，总难免会有少数地痞流氓来找麻烦。裘光贤总是在戏班一到演出点，就命艺徒休息睡觉，自己则把铺盖往艺徒住的房间门口一放，坐在上面，守住门口，既不让人吵闹，更不许人闯进去，以防意外。为此，人们送他一个“牢头禁子”的绰号。
1930年冬，裘光贤率班在临安一带演出，由于当时小姑娘技艺不高，卖座不佳，生活艰辛。一天他们来到临安县境演出，临安县警团联合队队长鲁伟前来看戏。鲁伟原籍嵊县，在破获一起“接财神”的土匪案中，得到财主送来的一大笔钱。得悉高升舞台小姑娘吃饭困难，便邀请高升舞台在临安演出，膳食住宿全由他包。为此，裘光贤对他感激不尽，称他为“恩公”。不料鲁伟看中了班里的台柱演员，要收她为干女儿。裘光贤不敢得罪这位“恩公”，又不愿毁了艺徒，于是心生一计。第二天，他带了十二个艺徒来见鲁伟，鲁伟被弄得莫名其妙。裘光贤故意说，你是高升的“恩公”，对全班姑娘个个犹如亲生，听说你要收干女儿，大家都争着来了。十二个艺徒个个叫他“干爹”，弄得鲁伟尴尬异常，为了脸面，当场许诺，每人赏一件旗袍作见面礼。裘光贤一手导演的“十二名伶拜干爹”，巧妙地保护了艺徒，一时传为佳话。
1938年春，裘光贤率班抵沪，演于恩派亚大戏院（现嵩山电影院），开出武戏文戏都获好评。不久，筱丹桂、张湘卿、贾灵凤等主角，名扬浦江两岸。这一来，捧场的日益增多，认干女儿的、送行头的、送金银彩礼的络绎不绝。更有些不怀好意者，竟打起勾引演员的主意来，每日里在戏台前后串进串出。裘光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觉得上海的确是块好赚钱的宝地，但这钱不是我裘光贤赚的。再在上海呆下去，戏班非垮不可。他对筱丹桂、张湘卿说：“上海这块地方再住下去你们手上脚上都要戴镣铐了，心要变，人要毁。我们戏班辛辛苦苦七八年，不可毁于一旦。我要带你们回嵊县去。”当时张湘卿不明白“戴镣铐”是什么意思，后来问先生。先生告诉她：“脚镣手铐”就是金手镯、金脚镯。这些东西都是老板少爷送的，你们收下这不义之财，良心会被污染，戏班要垮。裘光贤毅然放弃这块赚钱的宝地，于1939年冬，率班经宁波、新昌，回嵊县演出。
当上海的老板少爷们得知“高升”离沪，即派张春帆回到嵊县，用钱买通了几个台柱演员的家属，邀筱丹桂等再次赴沪。裘光贤见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便对筱丹桂说：“春凤（筱本名），你要走，先生留你不牢。可你去后，眼睛要生亮些，世道艰险，人心难测哓！上海地方容易上当受骗，要千万小心！钱是要赚的，可不能赚黑心钱。贪钱财便会上当。你要小心！先生是管不着了。”爱徒之心，何等诚恳！
裘光贤关心戏班，爱护艺徒，费尽心机，并以管教从严、教育有方而著称，被越剧界称为“笃牌班长”。
这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名叫裘光贤（1884—1953），嵊县崇仁镇人，曾做过第一副女子科班的带班班长，又是日后著名的高升舞台班长。出三百元银洋的人，名叫邢惠彬，嵊县大昆乡人。他的女儿邢青娥，在上海绸厂做工，是裘光贤的弟媳妇。
裘光贤拿到钱后，在崇仁、长乐两个大集镇上招收了二十三名素质条件较好的艺徒，选定农历三月的一个黄道吉日，在他的家乡崇仁镇西北角的戒德寺开科。为图吉利，希望艺徒日日高升、班子日日高升、自己也随着日日高升，科班定名为“高升舞台”。
裘光贤对管理好科班，真可谓是用尽了心思，科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清白做人，认真唱戏
裘光贤身为班长，但自认为是教员，所以要艺徒叫他先生。他说，我识字不多，可就是要教你们如何做人，如何做戏。他认为管不严，难出人；教不严，难出名，因此对艺徒管教极严，并且从头抓起。从开科之日，艺徒拜过“唐明皇菩萨”和师傅之后，在拜先生（裘自己）时，他就当着艺徒的面，将一束竹制教鞭交给师傅喻传海，宣布说：艺徒必须听从师傅管教，谁不听，师傅就用此鞭打，打出祸来我裘光贤承担。为了使这些十多岁的小姑娘学好戏，他不惜功本，聘廿八都张槐钦管财务、生活，请艺徒贾灵凤之母等二人料理生活。他特别对男女间的交往防范甚严，规定女人不进男房，男人不入女室。男客来班，艺徒必须回避。一日三餐，分行当按桌就餐，班主、师傅、管理人员监膳；夜间就寝，班主、师傅轮流查铺。连洗涤都有大人顾入，生活秩序井然。
裘光贤为保证学艺和演出正常进行，制定了不准私自外出，不准私自见客，不准拜干爹妈等班规。同时与喻传海师傅商议，以“做人要清白，唱戏要认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作为艺徒学艺之信条。这是裘光贤在带领第一副女班时，深感旧社会“戏子”被人瞧不起，尤其是年轻姑娘更受人欺凌、遭坏人诱骗的现实而提出来的。他教育艺徒要自重自爱，不贪钱财，不迷恋情爱。至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则是裘光贤鼓励艺徒要刻苦学艺、艺压群芳。裘光贤就是这样来办科班，管教艺徒的。由于他管教有方，师傅传艺有术，高升舞台培育出来的艺徒，个个是文武全才。其中有被誉为珠喉玉音、表演细腻熨贴、文武兼备的“越剧皇后”筱丹桂；丑生俱佳、才艺绝佳的滑稽大王贾灵凤；才貌双全、唱做小生张湘卿；唱做文武老生商芳臣；善演能导会编的须生筱灵凤；号称“活老祖宗”（电影《红楼梦》中饰贾母）的周宝奎；文武双全、须生大面皆能的裘大官等。
二、笃牌班主，牢头禁子
裘光贤出于赚钱之目的而办科班，但是他不赚黑民钱，不肆意虐待艺徒。所以许多以后成为剧团领导或著名演员的艺人，仍然说他是个好先生。他对艺徒各方面都很关心，尤其关心艺徒不受人欺辱。科班习艺半年后串红台流动演出时，不是住祠堂，便是进寺庙。每到一地，总难免会有少数地痞流氓来找麻烦。裘光贤总是在戏班一到演出点，就命艺徒休息睡觉，自己则把铺盖往艺徒住的房间门口一放，坐在上面，守住门口，既不让人吵闹，更不许人闯进去，以防意外。为此，人们送他一个“牢头禁子”的绰号。
1930年冬，裘光贤率班在临安一带演出，由于当时小姑娘技艺不高，卖座不佳，生活艰辛。一天他们来到临安县境演出，临安县警团联合队队长鲁伟前来看戏。鲁伟原籍嵊县，在破获一起“接财神”的土匪案中，得到财主送来的一大笔钱。得悉高升舞台小姑娘吃饭困难，便邀请高升舞台在临安演出，膳食住宿全由他包。为此，裘光贤对他感激不尽，称他为“恩公”。不料鲁伟看中了班里的台柱演员，要收她为干女儿。裘光贤不敢得罪这位“恩公”，又不愿毁了艺徒，于是心生一计。第二天，他带了十二个艺徒来见鲁伟，鲁伟被弄得莫名其妙。裘光贤故意说，你是高升的“恩公”，对全班姑娘个个犹如亲生，听说你要收干女儿，大家都争着来了。十二个艺徒个个叫他“干爹”，弄得鲁伟尴尬异常，为了脸面，当场许诺，每人赏一件旗袍作见面礼。裘光贤一手导演的“十二名伶拜干爹”，巧妙地保护了艺徒，一时传为佳话。
1938年春，裘光贤率班抵沪，演于恩派亚大戏院（现嵩山电影院），开出武戏文戏都获好评。不久，筱丹桂、张湘卿、贾灵凤等主角，名扬浦江两岸。这一来，捧场的日益增多，认干女儿的、送行头的、送金银彩礼的络绎不绝。更有些不怀好意者，竟打起勾引演员的主意来，每日里在戏台前后串进串出。裘光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觉得上海的确是块好赚钱的宝地，但这钱不是我裘光贤赚的。再在上海呆下去，戏班非垮不可。他对筱丹桂、张湘卿说：“上海这块地方再住下去你们手上脚上都要戴镣铐了，心要变，人要毁。我们戏班辛辛苦苦七八年，不可毁于一旦。我要带你们回嵊县去。”当时张湘卿不明白“戴镣铐”是什么意思，后来问先生。先生告诉她：“脚镣手铐”就是金手镯、金脚镯。这些东西都是老板少爷送的，你们收下这不义之财，良心会被污染，戏班要垮。裘光贤毅然放弃这块赚钱的宝地，于1939年冬，率班经宁波、新昌，回嵊县演出。
当上海的老板少爷们得知“高升”离沪，即派张春帆回到嵊县，用钱买通了几个台柱演员的家属，邀筱丹桂等再次赴沪。裘光贤见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便对筱丹桂说：“春凤（筱本名），你要走，先生留你不牢。可你去后，眼睛要生亮些，世道艰险，人心难测哓！上海地方容易上当受骗，要千万小心！钱是要赚的，可不能赚黑心钱。贪钱财便会上当。你要小心！先生是管不着了。”爱徒之心，何等诚恳！
裘光贤关心戏班，爱护艺徒，费尽心机，并以管教从严、教育有方而著称，被越剧界称为“笃牌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