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多年唱豫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故乡——新乡市凤泉区潞王坟乡五陵村拥有一支像模像样的文艺宣传队，每年春节都要演出几场自己排练的豫剧，极大地活跃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这支宣传队的乐队比较过硬。1966年春节我（当时13岁）第一次观看宣传队演的豫剧节目时，就为具有扎实艺术功底的后场专业人才而自豪。我虽然到现在也不懂戏剧，但我认为一个农村豫剧演出团体的立身之本不在于演员，而在于后场特别是司鼓、大锣、手锸、板胡等乐队的职员。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后场如同部队的营盘，演员如同士兵。后场职员的基本功扎实了，可以提升演员的水平，反之亦然。这些感受来源于对父亲的了解，父亲在乐队中是打大锣的，当时经常听到他与同行们的议论。在所见所闻中我逐步形成了一个概念：在原北站区所辖的24个村庄中，故乡五陵村宣传队的整体水平是一流的，这个概念从1966年春节开始，一直沉淀在我的记忆中。

“文革”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各个行业普遍重视文艺宣传，本村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加之建火电厂受益颇丰，更是重视有加。村里成立了自己的文艺宣传队，参照北站最宏伟、家乡人引以为豪的北站礼堂规模率先建起了村民娱乐大舞台，购置了必要的戏装道具，为宣传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父亲打大锣的手艺派上了用场，他既是乐队的骨干，又是宣传队主要组织者之一。为进一步提高演出水平，在村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迁移户口等激励措施先后为宣传队引进了一批具有县级剧团以上水平的人才，其中有出身梨园世家、6岁从艺的司鼓朱培臣（后来调入新乡地区豫剧团担任专职司鼓)，有昔日在专业豫剧团担当女主演的朱海荣（朱培臣的姐姐），其他几名也都是具有专业水平的演员。这些人才的引进，巩固提高了宣传队演职人员的业务素质，把宣传队的演出水平推向了高潮。宣传队起初上演豫剧《白毛女》、《红灯记》等“样板戏”，后来相继上演了《穆桂英挂帅》、《大祭桩》、《包青天》等一系列豫剧大型古装戏。

在那刚刚摆脱饥饿又遇上突如其来政治风暴的年代，淳朴的故乡村民对所谓的“轰轰烈烈”似乎没多大兴趣，冷静过后倒是把喷发出来的激情聚焦在了“战天斗地”上：凤凰山的青石、长岭山的白石变成了“摇钱树”，玫瑰泉的规模开掘使万亩农田得以自流浇灌，村西大片丘陵地改造成了层层梯田，蓄水2.5万立方的“北大池”和灌溉1500亩土地的“南大井”把全村耕地变成旱涝丰收田，火电厂、水泥厂等大型企业的兴建拓宽了村民的生存空间。日子渐富与极度贫乏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村民们不得不把对文化生活的期望寄托在村文艺宣传队身上。

每年冬季，村宣传队很活跃，父亲很忙碌。演职人员要在两个来月内排练出好几场节目，为村民送上春节文化“大餐”。离春节越近，父亲的精神压力就越大，因为村民对宣传队的期望值也在与时俱进。当时由于电视等媒体还远离百姓生活，所以一旦铿锵热闹的锣鼓声从大喇叭里传出，村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涌向大舞台。

那天晚上，我去得比较早，坐落在位置靠前、自带的木凳上拭目以待。送走了震耳欲聋的“闹慌台”之后，视觉告诉我，正在演出的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我沉侵在了为国尽忠的剧情中，我被女主演“穆桂英”雍容华贵妩媚动人及激昂优美的唱腔深切吸引，我被众演员的出色表演所打动，我被乐队精准到位的伴奏所折服。于是，我与兴奋的观众不时地报以热烈掌声。趁着换场的闲暇我环视四周，台下观众虽不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但用“爆满”二字应当说是确切的。整场演出过程中，台上表演精彩，台下秩序井然，村民们在大饱眼福的氛围中品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那天晚上的演出效果，无疑是对父亲包括全体演职人员的褒奖。多年来，宣传队丰富活跃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并多次在上级汇演中获得了殊荣。

我是1970年底参军离开家乡的，5年后虽在市区工作和生活，但每逢春节都要回老家居住，耳闻目暏了村宣传队的发展历程，十几年来我与村民一起分享着宣传队带来的快乐，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心里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