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底凌子风拍《骆驼祥子》时,曾邀请侯宝林先生做语言顾问。我负责接待。前后大约也就一个月。每有会议或看参考片,侯先生总是第一个到。这就给了我机会和先生聊天。他的谈吐不仅幽默,诙谐,而且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和先生聊天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耳提面命,真可谓收获多多。形容起来,简直就像在电影学院时,老师对我们学生一对一的授课!对此,我在《光明日报》上曾撰文专门谈过我的感受: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的思想还没从极左思潮中彻底摆脱出来,总以为他是一个从天桥走出来的苦孩子靠实践而走向成名的。北大请他做兼职教授,顶多也就是一种名誉而已……其实不然。从我与侯先生接触中感到,那时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早已是个学识广博的饱学之士了。我们的话题十分宽泛,文史哲经,民风俚俗,无所不包……因为他是为电影而来,所以有关相声和曲艺恰恰谈得不多。没想到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先生的解答就非常详细而且一听就是门儿里人才能说得清的事儿。写出来也许会是有关相声和曲艺的一份珍贵的史料?
那天的谈话纯属偶然。我不知怎么忽然提出一个有关岔曲的问题。我说:“中国的曲艺形式非常多。对各种曲艺的名字我都能理解。比方说‘京韵大鼓’、‘山东快书’、‘天津快板’、‘河南坠子’等等,都能从‘顾名思义’这个思路找到答案。但‘岔曲’我就弄不懂了。它叫什么不好,为什么非叫‘岔曲’呢?”
没想到先生马上就像囊中取物一样简单,顺嘴儿就回答了我。他说:“这个问题说起来挺有意思。和我们相声还真有关系……
“那大约是在乾隆年间,有个将军带兵去打仗。仗是打赢了。但士兵们想家的问题也产生了。那位将军为解决士兵想家的问题,就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杈,让大家以树叶为题编歌儿唱。没想到这招儿还挺灵。一唱就不想家了。‘岔’曲,‘岔’曲,就是从这儿来的……
“后来乾隆降旨让这支军队还都回京,这支军队在凯旋回到北京的时候,乾隆在卢沟桥设宴迎接。那支军队因为是得胜回朝,所以一见皇上,就一边拿鞭子敲马镫,一边唱岔曲儿,给乾隆听。非常壮观。乾隆听了也很高兴。事后,乾隆就从八旗子弟里挑出一些能编会唱的人成立了一个叫‘八角鼓儿’的班子,对那些岔曲修改加工。结果出了好多好作品。八旗子弟争相传唱。这么一来,岔曲儿就基本成型儿了。岔曲的来历据说就是如此……
“关于岔曲用的‘八角鼓儿’也是有说道儿的。当时开始唱岔曲儿的时候伴奏用的就是八角鼓。只是比较粗糙。后来回到京城做得就细了。八角鼓为什么是八个角儿?意思就是指八旗。每个角又都是三角。角上还镶着铜山。那意思就是三八二十四旗。八角鼓儿的说道儿主要就是这些……
“后来有个用八角鼓儿唱岔曲儿的人叫张三禄。说、学、逗、唱都非常好,尤其以现场抓哏见长。但他脾气古怪,没人愿意跟他搭帮儿。他就撂地了。他的玩意儿好,能黏住人儿。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爱听。后来,他不演八角鼓儿了,专以说、学、逗、唱进行表演,自称为‘相声’,这就又涉及相声的来源了。据说相声就是由此开始,逐渐发展成两人的或者多人的,还出了好几派。相声作为一个艺术品种也就这么正式诞生了……
“不过,相声的历史据说还可以追朔得更远。从现在能查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以一直到唐朝的参军戏,甚至汉朝的一些以逗乐为主的表演形式……
“现在,我从舞台上退下来,就是想研究一下相声,给这样一种产生于民间的说唱艺术从理论上总结总结,再写一部相声的历史。别的艺术都有理论,都有史,惟独相声没有。这是个遗憾。我老了,很想把这个空白给填上……”
这些话在当时还只是先生的一些设想,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一部部结结实实的著作都已变成铅字出版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和境界呀!现在先生虽已作古,但当时他像闲谈一样说到这些设想时的音容笑貌,依然宛如昨日。我多么想能和先生还像当年一样,促膝坐在一起,听他像聊家常一样地谈古论今,那是一种难得的快乐和享受……
(摘自 《人民政协报》)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