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县梆子团杂记

1984年8月中旬，剧团解散后的一切应办事宜全部处理完毕，在迁西存续17个春秋的河北梆子剧团彻底落下帷幕。但其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那段如歌的岁月，那段披荆斩棘的奋斗史，会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未参加的会演

据县梆子团编剧董玉林同志回忆：1966年4月，省文化局在省会天津举办新剧目会演。我县梆子团也报了名，并做了充分准备，参演的剧目是现代戏《要彩礼》。剧情梗概是：闺女出嫁，父母要很多彩礼，女儿、姑爷都不同意，最终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使父母转变了思想。这是一出新思想与旧观念激烈交锋的戏，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剧团很有夺魁信心。会演时间拟持续十天。主办方为压缩开支，通知各县可如期报到，也可分批于本团演出的前一天报到，演完即可回县，但团长、导演（或剧团各摊负责人）必须提前到会，并坚持始终。迁西县梆子团是董玉林先去的。会演进行到第三天时轮到迁安县剧团，演出的剧目是《一块语录板》。其中有一句台词：“你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装在手电筒里，光照别人不照自己。”省文化局艺术科的一位负责人听了非常不满意，立即做出反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么能够随随便便装在手电筒里呢？再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指航灯塔，哪儿会只有手电筒发出的那么丁点儿亮光？这纯纯粹粹是对革命导师、伟大领袖光辉思想的歪曲诬蔑、恶意诋毁……”其态度之严厉、措词之激烈，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接着他又大声质问：“谁是剧团导演？”导演傻呆呆地站了起来。“谁是团长？”团长也愣怔怔地站了起来。“地区文化局局长？”地区文化局主管局长（兼领队）是个女的，姓骆。她可不是个善茬儿，一起身话就顶上去了：“剧团是农村剧团，编剧是农村出身的编剧，导演是农民出身的导演。农民没有省局领导那样深的文化素养，没有省局领导那样强的认识能力，没有省局领导那样高的理论水平。剧本有问题，演完之后可以批评，何至于如此大发雷霆？我们不演总可以了吧！唐山的剧团，我们走！”这样一来，会演就没法再进行下去了。董玉林一看形势不妙，怕剧团风尘仆仆白跑一趟，急忙回县了。当董玉林赶到县里时，剧团正装完车准备启程，要不是他返回及时，恐怕真的要白跑一趟了。后来听说，其他地区剧团以迁安为鉴，生怕剧中哪句台词不妥又生出事来，也都不演了。这次省局举办的会演，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打 水

据县梆子团舞台队队长，兼过业务的于秀珠同志回忆：“文革”初，因为受“大气候”影响，剧团里的一些人路线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连打杂的后勤工都受到了感染。一天，演员孙丽云去锅炉房打水，一位勤杂人员上去就将她拦住了，不让她打水。孙丽云有点莫名其妙，问为啥不让她打水。那人眉毛一挑，说：“这你还不明白呀，你是富农！”孙丽云傻了，剧团啥时候规定不让富农打水了？正在这时赵乃章也打水来了，见此情形，哭笑不得，慢声拉语地说：“老×哇，你的阶级觉悟高，值得肯定，也值得表扬。可这成分高的人也不能不让他喝水呀！你看看，我也是富农，这事咋办？同是富农，总不能两样对待吧？”那人一听，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打那以后，团里人打水就不再论阶级成分了。

《欢》剧编排的无奈

据县梆子团副团长何显威同志回忆：1966年8月，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工作组进驻剧团，主要演员被审查，团领导被勒令靠边站。这时，剧团排演了一出歌颂极“左”路线的戏，剧名是《欢迎工作队进团来》，主要表现的是工作队进团以后如何积极开展工作。编剧王芝民，导演是我。因为创作时间短，素材脱离生活，臆造多，题材玄，火药味非常浓，且排练也很仓促，所以看后难免给人“假、大、空”的感觉。某领导看完汇报演出后说：“你们这出戏到此为止吧，以后别演了。”一句话就把《欢》剧给毙了。事后有人说，依王芝民的水平，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局。但在当时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下，他作为写过三次检查、被认为态度好、最早过关的临时编剧，如果不事先考虑到“造反派”的好恶，说不定还得来个“二进宫”。所以，这样的结局也在情理之中。

红卫兵的“权力”

据县梆子团编剧董玉林同志回忆：1967年1月，造反的红卫兵们没有把董玉林揪去北京批判，而是关在家里“反省”，接受“审查”。其间，不知是哪儿的3个红卫兵来到了剧团，他们见董玉林被关在屋里，就问：“你犯了啥错误啊？”董玉林说没犯啥错误。又问：“你啥成分啊？”董玉林说贫农。其中一个说：“那你没问题呀，出去吧！”但董玉林没敢挪步，因为门口还有两个红卫兵看着呢，他们和这仨人不是一派的。那仨人中的一个说：“别怕，你就说去买《毛主席语录》。如果不让去，有我们呢。”董玉林试着往外走，一条腿刚迈出门槛，那两个把门儿的红卫兵就把董玉林拦住了。那仨人上来就问：“他犯了什么罪？”把门儿的说：“不知道。”那仨人一脸的不高兴：“不知道啥罪，你们关个啥！”把门儿的说：“是我们领导让的。”“领导让的也不行。”他们仨态度强硬，说着还给董玉林戴上了一幅红袖章，也没理睬那两个把门儿的，领着董玉林就到外面蹓达了一趟。放风时董玉林问他们是哪儿的，他们说：“这你就别管了，我们还不走呢，我们会跟你们领导说的，让他们给你自由。”果然，自那天以后董玉林就不被看在屋里了，尽管“审查”还在继续。在回忆那时的遭遇时，董玉林感慨地说：“那时候啊，红卫兵的权力真大！”

怀念剧团

据县梆子团副团长何显威同志回忆：他在传统戏《十五贯》里演了娄阿鼠之后，不知怎么了，一不留神还真出了回小名儿，以至于剧团解散（指1967年4月剧团第一次解散）四年之后还有人想看看他这位扮演过娄阿鼠的演员。那是1971年春，他作为县委农村工作队的一名组长，住在东莲花院公社徐庄子大队。东莲花院公社有个广播员听说他在徐庄子之后，料理了一下手头的工作，登上自行车就找他去了，说什么也要跟他见见面。见了面之后，她把他的演技着实夸说了一番，当时把他弄得不知所措，脸都红了。当时他就想，有那么好么，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有一点他是相信的，我县剧团已深入人心，我县的老百姓时时都在牵挂着剧团，牵挂着剧团的演员们。

名声在外

据县梆子团舞台队队长，兼过业务的于秀珠同志回忆：1972年5月剧团恢复以后，团领导要他去购置灯光器材。当时灯光器材很难办，因为它属国家控购物资。剧团演员金世波说，可以到上海京剧院找贺永华试试，兴许他能办得来。贺永华是谁呀？当时全国都在大演革命样板戏，他在《智取威虎山》中演过座山雕，全国闻名，保定人，当时在上海市京剧团。金世波提到他，是因为金世波的父亲曾在中国京剧院任鼓师，与贺永华相交甚厚。金世波作为晚辈，当然也就与贺永华瓜葛上了。到了上海，于秀珠按路条找到了东平路9号上海市京剧团驻地。门口警卫人员向我敬了个礼，问有什么事，于秀珠说找贺永华，警卫人员立即用大喇叭呼喊。时过片刻，一位身着军装的大个子出来了，这就是贺永华。他一脸迷惑地看了看于秀珠，用略带京剧腔调的语气问：“你是谁，从哪里而来？”于秀珠说：“迁西，是老金要我找您。”他问：“哪个老金？”随后一拍脑门儿：“迁西——老金，迁西——老金。哦，我记起来了，是迁西县，老金是柱子（乳名）。你是迁西县河北梆子剧团的吧！”于秀珠连连应道：“是，是是。”他兴致大增，满口夸赞：“你们剧团在东北演《雷锋与红领巾》，很出名，影响很大，柱子算是认对剧团了。走走走，快里边坐。”他把于秀珠带进院里。时近中午，就在排练厅吃的饭。他一边陪于秀珠吃饭一边介绍周围的演员及所扮角色，就近地也把于秀珠介绍给那些演员，反复提及迁西县和迁西县剧团，说得于秀珠又光彩又不好意思。借贺永华收拾碗筷之机，于秀珠有暇观察那些演员，发现他们都十分敬业，一边吃饭还一边探讨技艺，对剧中的某个细节争论不休，非常受教育。饭后，贺永华领于秀珠找到负责舞台灯光的苗师傅，请他帮助提供方便。苗师傅听后一脸为难地说：“现在没货，连我们舞台上的灯光还没配齐呢。”于秀珠心里一急嘴就没遮拦了，说：“我来时看见五金百货门市部橱窗里摆着呢。”苗师傅哈哈一笑，说：“贺老师托我办事，我还能推托？明说吧，那些灯光器材都是摆设，给外国人看的，皇帝老子来了也不卖。”于秀珠自觉失言，立现尴尬。苗师傅忙打圆场：“看来你们是真需要哇，要不也不会大老远跑到上海来。你是名剧团里来的，老贺都帮你们，我更不能甩手。这样吧，你留下联络地址和货单，我给你盯紧点，等货一到马上与你们联系。”于秀珠一想，事已如此，再等下去也没什么希望，于是便告别贺永华要走。贺永华要留他玩两天，于秀珠说啥也没答应。贺永华又掏钱给于秀珠买了车票，临别时还要于秀珠给金世波带好，祝愿迁西县剧团越办越兴旺。那位苗师傅还真是个办事的人，很守信用，一个月后真给我县剧团发来了电报，告知：“上海已部分到货，请定夺。”于秀珠急忙回电：“来电收悉，立赴沪。”第二天就与赵彦春带上一万元现金上路了。到了上海免不了又是贺永华招待。等把货办齐，一算账，还缺2，000元。2，000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不便向人张嘴去借，就给剧团发了封电报告急，家里立即电汇3，000元。谁知电器门市部在手续上有规定，电汇款余额不退现金，须如数电汇原发款帐户。这样，刨去车费、住宿费、托运费，他们手中仅剩了三毛一分钱，连吃顿饭的钱都不够了。因为钱紧，回程坐的是慢车，空着肚子坐车的滋味真难受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着肚子咕噜咕噜直响，蹓达蹓达腿上又没劲儿，抬头猛了眼里直冒金星，看着别人吃点心嘴里直流口水。也算老天有眼，随便搭讪中攀上了一个河北老乡，邯郸人，转弯抹角地蹭了人家一顿饭。估计那人也是个热心人，见他们说话都没了底气，有意请的，一顿饭让他俩精神了一天一宿。到唐山下车才算长舒了一口气，到迁西商业局驻唐办事组借了200元钱，才算吃上两天两宿以来的第二顿饭。又等了一天货，到第四天上，总算回到了剧团。事后有人跟他们调侃，问饿肚子的感觉怎么样。于秀珠说：“饿肚子是小事。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熟是一宝，剧团出名也是一宝。”

同行是一家

据县梆子团舞台队队长，兼过业务的于秀珠同志回忆：去上海购置了一趟灯光器材，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同行是一家。因此，于秀珠平常很留心演员的通信交际，以充实备忘录，以备工作方便。1972年后半年，剧团决定增添追光设备，于秀珠知道演员王杏林与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有交往，就找到了他。他告诉于秀珠：“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驻在前门东广和剧院，到那儿可以找李宝林。于秀珠们的交情是一方面，但别忘了亮咱们剧团的牌子。李宝林在剧团里并不显山露水，他夫人王凤芝很出名，是《龙江颂》中江水英的扮演者……”于秀珠到了广和剧院，正赶上剧团彩排，很快找到了李宝林。李宝林听说来人是迁西县河北梆子剧团的，又是王杏林亲荐的，当场就把于秀珠介绍给了灯光师傅，灯光师傅当场还就答应办了。无奈货源太缺，他领着于秀珠跑了整个北京城，用了十多天才把追光灯买到。于秀珠表示感谢时李宝林却说：“不用谢，一来于秀珠和杏林是师兄弟，帮忙应该的，再者说同行是一家，份内的事。”打那以后，听到谁说“同行是冤家”于秀珠总会反驳，而且借题发挥地跟他们讲：“同行是一家，同行好办事。试想，同行之间如果都能心心相通，事事相助，事业能不兴旺发达么？”

经济后盾

据县梆子团老职员于秀珠、张健两位同志回忆：1972年剧团恢复以后，百废待兴。随着队伍、组织的迅速完善，硬件建设也要大力加强。这一点，主管的县局领导很清楚，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有相当一段时间，剧团可以不通过主管局直接与县财政通融，预支资金，购物报票，剧团缺什么就买什么。准确地花了多少钱连团长也说不上数目来，反正有实物在。因此，固定资产越来越多，舞台设备越来越完备。花钱的事儿最清楚的是县财政局预算股的赵玉燕。1972年8月中旬的一天她在大街上碰见了张景波（购物基本都是他经手），说：“你知道剧团这阵子花了多少钱么？”张景波说：“准数说不好，反正不会超过30万。”赵玉燕撇撇嘴说：“牛，从建团到现在，你们已经花了60万啦，以后花钱搂紧点吧！”张景波回团对赵乃章说：“这阵子剧团做舞台，买灯光器材，置服装，加上工资，已经花了60万了。”赵乃章说：“那么多？不会吧！”张景波说：“财政局的赵玉燕说有60万，当时我也不信，回来我粗略一算，60万只有超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县领导当时对剧团建设是大力支持的，只要能把剧团办好，不惜抛出巨资。

乐队的完善

据县梆子团乐队成员王孝敏、赵振巨等回忆：1972年剧团恢复以后，乐队的装备经过不断更新、不断充实，逐渐完善起来。起初都是传统的一套，文场有板胡、笛子、笙、二胡、梆子、盆鼓等。这在演传统戏时基本够用了，所以上述乐器也称为“基本乐器”。自排演现代戏之后，特别是上演样板戏之后，原有的乐器就明显不够用了。外界的影响，加之发展后具备的经济实力，剧团开始逐渐增加了西洋乐器。经过两年的添置，到1973年底，所需西乐，诸如长号、小号、圆号、单管、长笛、小提琴、大提琴等，已基本齐备。民乐也增加了中阮、大阮、琵琶，连锣都分有高音锣、中音锣、低音锣、小锣。铙钹也分出了大铙钹、小铙钹。演奏起来气势宏大，极具感染力。

公家的东西一件也不能丢

据县梆子团舞台管理张景波同志回忆：剧团1975年1月去秦皇岛慰问演出，途径迁安县蔡园时，梯子从车上掉下去了。当时张景波只看见车后有个骑自行车的人喊着向他们招手，因为车快风大，也没听清他喊什么。马殿春说是不是掉东西了，张景波说不会。车驶出了15里，马殿春还是不放心。仔细一查，果真是掉了东西——挂幕的铁梯子没了。不用说，肯定是在蔡园那儿掉的。张景波忙拍车棚子，叫司机掉头。往回走了十多里，果然看见了那个骑车人。停车一问，那人说，是庄里人捡走了。到了蔡园逢人便问，都说不知道。张景波和殿春一商量，找到了大队。大队干部是个年轻人，挺热情的，很负责任。他领张景波他们挨门挨户地问，一条街一条街地找，一个小时后终于在庄里的一家找到了。那家人还挺不错，说：“梯子掉时，我喊你们来着。”他俩又是感激大队干部，又是感谢捡梯子的人，上了车走出老远了还向村子方向招手致意呢。物不在大小，价不在贵贱，一分钱的东西也是公家财产，一件也不能丢。

友谊长存

据县梆子团舞台美工罗小飞同志回忆：1975年10月，剧团在北京军区后勤部演出。一天中午，罗小飞去露天锅炉房打水。当罗小飞接满水往后退时，不小心摔倒了，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这时正巧一个卫生战士看见了，他立刻把罗小飞叫到他的宿舍，帮罗小飞脱下湿衣，又把自己的衣服给罗小飞换上了，还把罗小飞的脏衣服给洗了。闲叙中得知他叫李福仁。他说：“你们的戏唱得真好，与市里的剧团不相上下。你们的人更好，特招人喜欢，惹人亲近。”几番交谈，话语投机，彼此成了好朋友，一有空他就找罗小飞坐坐。剧团在那儿演出了7天，要走的头天晚上，12点散戏后他陪罗小飞坐了一宿，还送给罗小飞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友谊长存”，直到早晨5点剧团出发他才回了自己的宿舍。1980年5月下旬剧团在承德演出时，他又去剧场看望过罗小飞，那时他已转业到承德玻璃制品厂当厂医了。在对外交往方面，我们的演职员总是招人亲近，他们之间结下的友谊总是那么长久。

二两一盆儿汤

据县梆子团舞台队队长马殿春同志回忆：1975年10月，剧团在北京特钢俱乐部演出时，与当地关系处得相当好，很受观众抬爱，连厂部伙房的大师傅对演员们都给予特殊关照。厂部伙房原本二两饭票一碗汤，可演员的餐具不一样，有大有小。起初，不管大碗小碗，师傅都给盛满了。后来人熟了，有个师傅就对成殿春说：“你没小盆儿？”成殿春说：“有哇。”师傅说：“下次拿来。”成殿春没理解他啥意思，再去买饭时就拿了个比碗大得多的一个搪瓷盆儿。那位师傅接过小盆，随口一句“好嘞”，就把小盆儿给盛满了，饭票收的还是二两，弄得成殿春怪不好意思的。这盆儿汤，成殿春和于秀珠两人撑开肚皮吃还是剩了不少。再次买饭时那位师傅问成殿春：“怎么不使盆儿了？”成殿春说：“可别恁么着了，别人会有意见的。”那师傅说：“没事儿，照顾你们是应该的。只要你们把戏演好喽，啥都有了。你没见嘛，成殿春那么做谁都不说啥。”话是这么说，可打那以后演职员打饭再也没人使过小盆儿，原本使大搪瓷碗的也都换小碗了。不过，特钢人的这份情谊让演员们永远感念在心。

捡破烂儿

据县梆子团老职员赵彦春回忆：捡破烂儿这行当，现在人们都认识了，既环保，又创收，谁都可以干，谁都干得来，可在过去却是件寒碜事，在外上班的人是不干的。但当时舞台队的张景波、马殿春、赵彦春他们还是捡过，而且大大方方、心安理得，没觉得有什么寒碜，因为那是为公家。那是1975年9月，剧团去通县、石景山、特钢演出。这些地方的剧场规模都很大，常常是资深的剧团光顾。他们财大气粗，特别讲究排场，过日子不是那么仔细。像聚光灯泡（控购物品），按产品说明，1千瓦的使用寿命是24小时，2千瓦的只能使用20小时。那些大剧团的灯管人员为了确保灯光不出差错，使用个四五场就换新的了，有的灯罩螺口稍有脱节就扔掉。这些扔在舞台棚顶上的废弃物，恰恰是我县剧团所需要的。张景波首先在通县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把这些灯泡捡来，试着使了使，效果还挺好，就把那些丢弃的灯泡全都捡回经管起来了。后来，大家都格外留起心来，仅在通县、石景山、特钢就捡了4箱（2千瓦的一箱装10个，1千瓦的一箱装20个）。他们去北京灯泡厂廉价买来灯泡铸泥，把灯罩螺口脱节处铸好，那铸好的灯泡就跟新的一样。随着不停地捡，不断地修，那年（1975年）一个新灯泡也没买，为剧团节约资金4，000多元。有人曾经逗过张景波：“要是你们家缺灯泡，你上顶棚捡去不？”张景波把脖子一耿，说：“宁可摸黑儿也不捡那玩意儿。”

显了一回“老土”

据县梆子团舞台美工罗小飞同志回忆：过去，剧团演员一向以勤奋质朴为荣，特别是在穿着上，女演员也特别讲求朴素。到乡下演出，女演员和农家姑娘站在一起，几乎难辨哪个是演员，哪个是农家姑娘。这也许是她们长期和贫下中农相处的缘故吧。不过，这种朴素的作风一旦受到反差太大的外部冲击，原本属于正常的心理也会被扭曲，出现怪异反应，1976年3月剧团在北戴河剧场演出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县剧团正要转去秦皇岛，唐山歌舞团到了。我县剧团的演员去吃饭时看到歌舞团的演员们正在卸车，那些女演员穿着十分洋气，个个肩披长发，脚蹬高跟鞋，身穿连衣裙，全然不觉当时还是春寒料峭。相形之下，我县剧团的女演员就像村姑遇上了天仙，吓得一个个裹着棉袄、抱着大衣跑回去了，等我县剧团男演员吃完了饭也没敢出来，直到歌舞团的俏姑娘们成群结队、轻盈盈地飘走了她们才东张西望地走了出来，看样子还有点心神不定呢。可能是经受不了这“划时代”的绝美形象的冲击，有点自惭形秽了。这个现象，团长赵乃章看在了眼里，到了秦皇岛开全体会时他着重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人民的演员，是贫下中农的文艺兵，我们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发扬艰苦朴素的传统和作风，对美的追求和认定要有正确标准，不要丢掉传统，这一点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后来有人说，这项工作赵团长抓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得体。

地震之后

据县梆子团舞台美工罗小飞回忆：1976年剧团从山海关回来，再没到外地演出。这倒不是因为没台口，而是中心工作太多，不是到台头抗旱，就是去北观抢荒，还要4人一组分期去房官营水库劳动，想排戏，人都到不齐。1976年7月27日晚，天气少有的闷热。赵乃章对在外乘凉的几个年轻人说：“屋里热，你们去把人都叫来，咱们过个集体夜生活。”不一会儿，演职员陆续都来了，拿着大椅子、小板凳，围着赵乃章坐了一大片。赵乃章说：“这几天大伙都挺累，但是咱们为支农做了贡献，汗水流得值。明天我们还有任务，早4点出发去河南寨抢荒。从房官营回来的是王留群、薛铁征、金现民、罗小飞4人吧，你们明天就不用起早了，其余全部出动。”接着又大体讲了下步工作，说准备出县，去它三月两月的，天冷了就回来在本县活动。说得大家心里很高兴，觉得生活挺有奔头。情绪这一振奋，睡意全没了。赵乃章说完事儿，大家还没有散去的意思，又说笑了一阵，还有几个人点戏唱了几个段子。12点了，人们才陆续散去。因为天太闷太热，第二天还要起早，有的人根本没睡，凌晨3点就起床做出发准备了。3点24分，忽听天空发出隆隆巨响，大地猛地震颤起来，屋外已经有人在惊叫。赵彦春立觉不妙，急忙推醒了罗小飞，然后从窗口跳了出去。情急之中，罗小飞本能地滚到床下去了。随着房架发出嘎巴嘎巴的断裂声，房顶“哗”地一下塌了下来。慌乱中就听有人喊：“不好了，罗小飞压在房下了。”大伙儿不约而同地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扒了起来。正在人们手忙脚乱之际，罗小飞见砖木间有条缝，便从那里爬了出来。见罗小飞还活着，大伙这才长嘘了一口气。统计震后灾情，人员无一伤亡，但房屋损失比较严重，一间宿舍完全坍塌，其他房屋也严重裂损，经济损失达一万多元。剧团宿舍全部不能住了，便在院内搭起了两个大帐篷。男女分开，各占一棚。那时大家不分彼此，东西伙着用，有饭一块儿吃，褥子合着铺，被子抻着盖。整个抗震期间从未听到过争吵声，也从未见谁跟谁闹过意见，大伙相让相亲就像一家人，甚至比一家人还要多十二分宽容。以至后来团里一有纷争就会有人出来说：“争个啥，拿出地震时的友情，啥事都好办。”“7·28”地震，震中在唐山，那里遭受的灾害是毁灭性的，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伤残人员陆续被分送到外地实施救护。我县医院在后院搭起了帐蓬，建起了临时救护站，陆续接纳了1，000多名伤员。医护人员不够用，就从县直各单位抽人去当护理员。剧团也不例外，除留一部分人看家外，其余全部到医院顶班值勤。大家按性别分成4个组，每组8人，2人一班，实施全天候看护，一个多月里先后看护过十多个伤员。大家管喂饭、管接尿、管赶蚊蝇，还要做大量的精神抚慰工作，当时好多伤员都感动得哭了。县里在总结抗震工作时，我县剧团受到了表扬。1978年4月底剧团在唐山剧场（简易的）演出时，王来等5个受到看护过的伤员到后台看望了我们的演员，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重叙了他们在抗震时结下的友情。

以团为家

据县梆子团老职员赵彦春同志回忆：20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文化生活的日渐丰富，观众的鉴赏水平也日渐提高，对剧团的要求已不再仅限于唱功、做功，对舞台效果也逐步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剧团对舞台布置、灯光设计等必须进行大刀阔斧地改进。由于经费紧张，那时剧团还没有能力购置全新设备。为此，舞台队自找压力，自己设计，买不起成套设备就买小零件自己装，自己做配电盘。马殿春、于秀珠、张景波我们几个人齐心协力，没黑天没白日地干，仅1972年一次舞台设施改进就为剧团节约开支2，000多元。而且，改进后的设备质量还很高，音响配音（雷声）、灯光变幻（电闪）等完全与演出同步，误差为零，精准度可与北京京剧四团的舞台效果相媲美。严桂生、路福文的布景设计巧夺天工，让观众如临其境，叹为观止。剧团演出换台口，搬家是家常便饭，少则三四天搬一次，因此灯光损毁、音响振坏、布景碰散是常有的事。马殿春、张景波等总是提前补救好，从来没耽误过演出。1977年剧团从柳江往锦西搬家，到锦西剧场卸完车时才发现中途把扩音机给振散了。马殿春二话没说，搬到舞台上就修，连饭都没顾上吃，直到晚上6点才修完，确保了当晚准时开场。

不误演出

据县梆子团舞台队队长马殿春同志回忆：1977年6月上旬，剧团从柳江到锦西剧场已是下午4点多了。晚上装台时，舞台队的人发现道具车上的字幕片丢了。这些字幕片第二天演《苗岭风雷》必须用。赵乃章、王芝民知道了，急得搓着手直转磨。于秀珠说：“不用着急，用空白胶片。”团长赵乃章一时没转过弯儿来，没好气地说：“空白片咋使！”于秀珠不慌不忙地说：“空胶片才好使，到时误不了演出就行。”原来，于秀珠早已成竹在胸，当别人吃过晚饭倒头休息时，他来到了舞台上，打开灯光，照着稿本一字一字地在空白胶片上写了起来。困了就起来蹓达几步，胳膊酸了就甩两下，脖子木了就来回拧几圈，实在累了就开机试试胶片效果。一个人干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把底片全部写出来，保证了第二天《苗》戏的按时演出。戏开演了，赵乃章望了望于秀珠，嘴上没说什么，但他心里的感激却谁都能看得出。


一分不差

据县梆子团舞台队队长，兼过业务的于秀珠同志回忆：1977年7月，我县剧团在东鞍山烧结厂演出。厂部食堂为了让演员们吃好，饮食安排得非常好。一次，食堂做的是肉包子，卖饭收饭票时师傅忘了加肉钱。厂内饭票跟剧团演员用的饭票不一样，剧团使用的饭票只相当于粮票，钱票是代现金，厂部的饭票里含现金，这样一来剧团演员买饭就应该另付钱，这笔钱收不回来，食堂师傅就圆不上账，就得赔补亏损。食堂管理员找到于秀珠，把情况一说，于秀珠立刻做了答复：“没问题，这事相当好办。”说完，就拿着脸盆，依次到演员宿舍说明包子差价的事。演员们一听，二话没说，都痛痛快快按自己吃的个数把钱放在了盆里。收完之后，到食堂管理室当着管理员的面一点钱，与所差钱数正好相合，一分不差。这事儿让管理员大受感动，他逢人便说：“迁西剧团的人觉悟就是高，素质就是好。”

大孤山演出

据县梆子团副团长孙丽云同志回忆：1977年7月，剧团在东鞍山烧结厂演完，下个台点到了眼前山。在眼前山她们前后演了6天，之后又到了大孤山。大孤山的剧场环境还可以，但吃住条件差些。男演员住的是舞台，女演员住的是一个多年不用的大仓库。仓库里杂物尘封，霉味熏鼻。这些情况对于长期在外奔波的演员来说并不算什么，杂物归拢归拢，灰尘打扫打扫，有霉味打开库门通通风，问题就解决了。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里面有黄鼠狼，它们对生人一点儿也不害怕，肆无忌惮地在她们面前窜来窜去，而且是成群结队。你轰它，没跑几步它就停下来，回头望着你；有的还直立起来，用两只前爪向你示威。晚上睡觉时还不停地挠门，吓得女演员们浑身打颤儿，把头蒙在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出。李小凤、吴淑琴两个演员受了刺激，得了癔病，晚上演戏演到一半儿就演不了了，只好换B角顶替。两人在后台抑制不住，又哭又笑。在那儿演了7天，她们的癔病犯了好几次。令人宽慰的是，离开大孤山之后她俩的病就好了。在外演出，什么样的恶劣环境都可能遇到，但我们都能应对。只要有台点，什么困难都不怕。

押 车

据县梆子团老职员赵彦春同志回忆：1977年10月，剧团在鞍钢镁矿演出完后，演职员搭车到了辽阳，转乘火车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赵彦春和王晓奎未能随团返回，因为他们得押道具车。因为这趟车押得太辛苦，所以让他们至今难忘。那是一辆闷罐车，牌号是870047。通常，有经验的押车员都自带炊具，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生火做饭。可当时他俩没那套设备，冷天呵地的，只能啃事先准备的干粮。水是喝不及时的，只能在站点儿上喝点。有时车走的时间长，有了内急还得在闷罐车里解决，时间一长，味道实在难闻。这还不算，车到皇官屯时挂车还需编组，又蹲了三天站。在东北，10月底的天气对关内人来说已经是相当冷了，可他们的行李已随团带走了。那三天，困了只能合衣在道具箱上侧歪一会儿。天气寒凉，觉是睡不着的，只能不时地来回蹓达。好不容易等到挂车编完组启程了，到山海关时又不明原由地停了下来。同时停在那里的还有另外十几节车厢，看人家那押车的，把煤油炉子一点，不一会儿就吃上了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当时他俩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还算幸运，车只停了一天就起程了，到了古冶又转乘卡车。当他们回到县里时，已是剧团演员回县后的第7天了。

带动农村剧团

据县梆子团老职员赵振巨同志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各行政村（大队）都有自己的业余剧团。他们的演员多半都是半路出家，业余成才，因而基本功差，尚需全面提高。专业剧团的到来正是他们学习的好机会，而这出面提出学艺的事当然就是村官了。所以，村官在接待、安排演员吃住时总是想得很仔细、很周到。其实，剧团向来不分份内份外，一直把辅导农村业余剧团视为己任，总是按村剧团的实际需要，安排演员在演出空隙辅导村里的演员，有时竟辅导到深夜，有时还忘了吃饭。那些年，县剧团辅导过的业余剧团很多，至今还能点上名来的就有榆木岭、上营、上青山口、太平寨、龙辛庄、长岭峰、夹河、钓水院、新集、东岗、吴庄、东荒峪、渔户寨、东水峪、道马寨、潵河等20多个。那些年，县剧团确实发挥了龙头优势，有效地带动了农村业余剧团的发展。

演员与房东

据县梆子团老演员刘桂珍同志回忆：剧团下乡演出，有时是地方派饭。村民们都愿意管饭，还净拣家里最好的东西做。演员白士俊是回族，管他饭时房东们都是用锅灰把碗先蹭一遍，洗净了再给他用；他不吃猪油，房东们就是跟人借香油也要让他吃好。说实话，演员们就乐意到哪儿都吃派饭。1963年，剧团在龙井关演出，差不多各家房东每天晚上都给演员们做顿晚饭吃，有的蒸锅白薯，有的煮点面条，特别实在。剧团离开时，好多房东都哭了，拉着手，送出好远好远。同年在夹河演出时，演员孙丽云住的那家房东叫侯福瑞，他干脆不让演员去剧团伙房用餐，非要留在自家吃。晚上散了戏，锅里总是给预备点热饭，给演员们热热肚子，睡觉好酣实。1965年在尹庄演出时，村民刘连才把剧团一直送到下一个台口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同年，剧团在上营演出，马殿春带病工作。等他装完台，高烧发作，满脸通红，浑身没劲。回到住处后房东一看，马上给他做了一盆热腾腾的荷包蛋面条汤。马殿春吃完，立刻出了一身汗，第二天就好了。现在想想那盆汤不算啥，可在当时多不易呀！1973年剧团在上营演出时，村民艾龙才家专门给演员做豆腐。晚上大戏一煞台，先让演员们喝碗热豆浆，然后点上卤水，再让演员们吃豆腐脑。压出豆腐来，还要让演员们再吃点热浆豆腐。真是豆浆、豆腐脑、豆腐一条龙。在那儿演了7天，天天如此。

现代戏经费

据县梆子团老演职员张健、何显威两位同志回忆：古装传统戏的服饰，除包公的蟒袍是专用之外，其他服装按其行当都是通用的，所以演传统戏不必考虑经常购置新款，只要不坏总可以使用。衬景也很简单，在背景幕上挂一个画有特定图案的标志物，大幕前摆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可以。至于在背景上打灯光、设远景，那都是后来的事了。可是，现代戏就不同了，排一出新戏就要置办一套适合剧情要求的新服饰，布景也要重新设计绘制。这些大数目的款项剧团是很难承受的，少则三四千，多则上万。所以，都是剧团临时做出计划，拿出预算，由县财政支付，这叫“文化建设投资”，是上层建筑的“硬件完善”。县领导一般都持支持态度，只要生产新戏就给开绿灯。历年来，县政府支付生产新戏的费用（不包括申请追加部分），能准确回忆上来的大体有17个项目，总计金额53，500元。

小机灵鬼

据县梆子团老演员李小凤同志回忆：剧团里的小学员大多十几岁，稚气尚存，童心未泯，所以在演出中有时也会出点洋相，让你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你说她吧，她比你还明白，你还没动嘴呢，她准会说：“我错了，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真拿她们没办法。1979年春，剧团在三屯营演出，那天演的是《杨门女将》，跑龙套的4个演员都是小姑娘。跑龙套站班有个要求：两臂必须与两跨分开一定角度（大约15度），以显示形象的威武庄严。《杨》剧中有场戏要站40分钟，这确实够小姑娘们受的。当站到十几分钟时，一个叫张小燕的小学员碰了碰旁边一个叫陈月星的小学员的胳膊，使了个眼色，悄悄把胳膊从宽大的袖子里退了出去，贴着两胯站着，这就比叉着胳膊轻松多了，舒服多了。到快走场了，她们掌握的时机也相当准，把胳膊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纫进了袍袖。下场了，两人正得意地窃笑，王占亮来到跟前，指着她俩的鼻子说：“你俩咋那鬼呀！我一看你俩站着没了胳膊，就知道是在耍心眼儿偷懒呢。我也跑过龙套，咋就没想到过有这个法儿呢！”在场的人听了都乐出了声，俩个小家伙吐了吐舌头，缩缩脖子，不好意思地笑了。心想，难怪人家是老师级的，使点小心眼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以后，她们再也不敢耍滑取巧了。

艺术玩笑

据县梆子团老演职员马殿春、孙丽云两位同志回忆：剧团演职员之间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相互调侃，在正式表演时有时也会开开玩笑。这种玩笑应对好了可以尽显才华，皆大欢喜，但稍有闪失就会闹出笑话，弄得台下一片哗然。不过，这种玩笑通常都是在平时过从甚密、爱说爱逗、也相信对方有应对本事的人之间才有。逗得起来的首要条件，就是双方必须业务都很精熟，头脑都很灵活，一般的人是开不起这种玩笑的。1979年春末剧团在上营演出，剧目是《窦娥冤》。陈章富（工武丑）饰张驴妈，乐队鼓师是吴斌（盖叫天之子），两人平日里最爱开玩笑。开演一段时间之后，陈章富作模作样地上场了。吴斌一见，不由灵机一动，馊主意就出来了。本来张驴妈有句台词：“驴子，你可把妈气死了！”起板是唱。结果，吴斌鼓键子一敲，起的是“数板”（专业术语，戏曲中合辙押韵的道白）。这下，板胡没张弓，笛子没颤膜，捧笙没出声。后台的人都愣了——吴斌不会是打错了鼓吧！可瞬间就明白这是两人开逗了，于是屏息等着看陈章富怎么“对付”。其实，前台的陈章富临场也先是一愣，但随即醒悟，是吴斌故意使“坏水儿”呢，遂灵机一动，巧妙地加了一句台词儿：“我还是不唱了，打板儿。”由唱立转数板，把戏毫无破绽地演了下来，人们非常佩服陈章富。戏散场之后，陈章富迫不及待地找到吴斌，把吴斌臭骂了一顿，骂得大伙是一阵大笑。末了，陈章富神气地来了一句：“老子从艺多年，还应付不了这个！要是没两下子就不在迁西剧团混饭吃。”吴斌笑了笑，说：“你还别牛，你能在剧团混饭吃不假，你等着，我能让你混来的饭吃着不香。”大概时隔月余，玩笑又开起来了。那次是在县礼堂，演出的剧目是《蝴蝶杯》，陈章富饰演高衙内。剧情发展到“游龟山”一节，高衙内有段唱，要起“二六板”。结果，鼓师吴斌给他起了个“安板”。陈章富一听板式有异，心里马上明白了，心不慌意不乱，自自然然地用原词儿套上“安板”唱下去了，一点漏儿没出。这着实地让圈里人赞叹不已，齐夸陈章富人灵业精。

一拨拉气就没了

据县梆子团舞台美工罗小飞同志回忆：1979年11月底，剧团在瓦房庄包场演出。小孩子家淘气，演员们在台上工作，他们就在台板下用秫秸棍儿从板缝儿往上捅。罗小飞的脚挨了好几下儿，挺烦气的。过了一会儿，罗小飞瞅准机会，抓住一根秫根棍儿，没好气地反力往下一戳。这一幕让赵乃章团长看见了，马上批评了罗小飞，说：“不许那样做，影响不好。”罗小飞说：“他们一个劲儿地捅，罗小飞捅一下儿就不中？”赵团长说：“一下儿也不中，你考虑后果了么？”罗小飞不服气，嘟囔着顶了赵团长一句：“只要下边捅，罗小飞还戳。”赵团长一看罗小飞小小年纪还挺嘴硬，就说：“不听话别干了，停职检查！”罗小飞当时年轻气盛，也没管那套，马上又顶了赵团长一句，“停职就停职，检查就检查。”说完，真就袖起手，站到一旁呆着去了，气得赵团长叉着腰直鼓腮帮子。一场戏完了，该换布景了，这可不能耽误。舞台队的工作都是责任到人，谁干啥都有严格分工。可罗小飞回头一看，布景（硬景）正放在赵团长背后。罗小飞走到赵团长身边，把赵团长往旁边一拨拉，随口来了句：“闪开！”就把硬景板拿前台去了。当罗小飞把景布置完回到后台，赵团长已经走了。戏散场之后罗小飞静心一想，赵团长那么大岁数，领导全团在外走东闯西，挺不容易的，自己不该凭火气顶撞他。再者说，自己办的事也确实欠考虑，真要是把人家孩子戳坏了，麻烦就大了。不行，得赶紧赔理道歉。一边想着，一边就去了赵团长宿舍。一到那儿，见他正在桌前喝水呢。罗小飞笑着脸，不好意思地说：“赵团长，是罗小飞不对，您别生罗小飞气了。”赵团长一听，绷着脸，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撴，水立时溅出杯外。看样子那杯水还挺热，他一边甩着溅在手上的水，一边装做生气的样子，说：“臭小子，你给罗小飞滚蛋，罗小飞的气早让你一拨拉给拨拉没了。”虽然大伙当笑话讲了许多年，但至今想起那事儿，罗小飞还一直感到羞愧：“人家团长到底是团长，有长辈风度，尊者肚量，而自己当时确实太孩子气了。”

老书记张逸生

据县梆子团老演员刘桂珍同志回忆：张逸生，1961年6月至1964年10月间曾在迁西县任县委书记，剧团就是他在任时提议从专区调来迁西县的。他对剧团十分关心，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很受演职员的敬重。他曾因剧团演老戏而受到株连。那是1963年农历二月十九，剧团在新集演出。那时剧团演出的剧目大都是现代戏。按新集庙会的习俗，二月十八晚上要演一个通宵，直到二月十九上午起会时才停演。这一夜的戏，剧团按当地群众要求，剧目安排的是《蝴蝶杯》上下本。戏演得不错，很受观众欢迎，剧团、观众和庙会上的头头们皆大欢喜，但也为几年后留下了一个麻烦。1967年，张逸生在迁安大化当书记，大化“主义兵”以此定“罪”，说张逸生是“大化资产阶级总代理”，与剧团“文艺黑店”人物联系密切，贩卖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黑货，让牛鬼蛇神大出笼，给他戴上了高高的纸帽，揪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那次，还把他押回迁西县城关进行了批斗。后来，他又被调到了柏各庄农场。1980年秋后，剧团到柏各庄演出。卸完车，装好台，剧团的十几个老演员饭没吃就先去看望了他，晚上又给他在前排安排了座位。这场演出，演员们好像为他办的专场，非常卖力，所有解数都使出来了。台下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张逸生走上戏台，含着眼泪和演员们一一握手，演员们也都格外激动。这种久别重逢的真情流露，既有这位老领导对剧团的深深眷恋，也有全体演职员对这位老领导的尊敬和爱戴。这场晚会，剧团奉献的剧目是《宝莲灯》。

优惠待遇

据县梆子团老演职员老张景、王孝、刘桂珍、张小燕四位同志回忆：剧团到各地演出，接待方除为剧团提供必要的演出方便，有时还会为剧团安排本地游览，并给予额外的优惠待遇。1968年12月在遵化南笔架山飞机场慰问演出时，机场领导破例让演员参观了机窝，坐了待飞的飞机；在坦克部队，还坐了一次真坦克。1975年11月在石景山演出时，接待方安排演员们游览了香山；同年10月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演出时，部队出车带演员们游览了北京故宫、颐和园。1977年8月在海城，1979年夏在蓟县，1980年5月在承德，又分别游览了千山、盘山和避暑山庄。1984年3月在马兰峪，还以半价游览了清东陵。在这些地方，所有演员都感到吃的随心、演的顺心、住的舒心、玩的开心，用一个字概括，那叫是个“美”！如果剧团演出水平不高，和地方关系搞得一般，对方是不会给予如此待遇的。可以说，剧团每到一处都会与当地结下深情厚谊，都会听到“欢迎再来”的告别语。

迟来的请柬

据县梆子团副团长何显威同志回忆：就在我县剧团面临瘫痪、有关领导焦灼不安、演员不知何去何从之际，县外还有好多人对我县剧团一如既往地信服，并充满期待。宽城县剧场负责人贺玉民对我县剧团始终抱有好感，见两年多没去宽城演出，便于1984年7月3日发来一封邀请函。信函说：“你们知道宽城地处关内外交通要塞，历史上曾以商业、文化重镇著称。现有城镇人口8万余人，文化生活比较活跃。无论京剧、评剧、梆子，还是话剧、曲艺、杂剧，均受欢迎。广大观众对迁西县河北梆子剧团的演员阵容、演出水平颇为了解，并情有独钟。故应观众要求，敬请贵团光临我县演出。”信函中还提到，宽城县城关剧场近期已经修葺，坐席767个，甲座532个，乙座235个，演出收入可按二八分成（当时绝大多数都是按三七比例分成）；剧场负责联系食宿；自带行李，每人每天0.3元；不带行李，每人每天0.6元；并在演出、售票、运输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还特别嘱咐，务必首肯，他们责有专人恭候回音，以便提前做好安排。机会很好，可惜，那时剧团已没有演出能力了，领导们只好责成何显威回话表示歉意。

（选自2011年7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迁西县文史资料第7辑《艺苑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