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这是在我心里隐藏了二三十年的宿愿,或者说是宿债。众所周知,任心才(1919-1996)先生曾经是我们老几代人所崇敬挚爱的山东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二三十年前,在任老先生年迈体衰之际,我抽出几个下午的时间,与先生面对面采访。那时候县梆子剧团没有宿舍,借用郓城一中西南角原女生宿舍几所房子做为临时栖身之地。任先生住的是两间,室内非常简陋,几件不像样的家俱靠墙摆放,当中一个餐桌。他坐东,我坐西,面对面。下面是根据笔录稿整理的口述从艺生涯。(潘永修)
任心才先生口述
我老家是郓城郭屯镇东张楼村。是从疃里回迁的。别人家都是从这里迁往疃里,而我们是从疃里往回迁,这情况很少。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大约是为生活所迫呗。
我爷爷是木匠,也不是大木匠,靠给人打短工挣点小钱。
到我父亲才开始唱戏,在东平一带有点名气,艺号叫“小红衫子”。后来改为青衣,在咱县侯咽集、潘渡和梁山一带很有名。
我从小家里很穷,上不起学,五岁就跟着父亲学唱。父亲看着我行,通路,就把我送进科班。
任心才先生剧照
那年我九岁。进的是井班,师傅姓井。也有姚班,师傅姓姚,在南半路巨野一带。我进的井班在梁山县的寿张集。那时候,科班里学员一般都十三四、十六七岁,像我这么小的没有。那时,我父亲在苏班演戏,带着我嫌累赘,送进科班,他自己就省心了。我是十月里进的科班,过了年才够十岁。师傅一见我,很泄劲,嫌我小,不懂事,但又碍于我父亲的面子,不好推辞,也就留下试用。过后只是埋怨:“这么点点,屁事不懂哩,就能学戏了啵,这是叫给他看孩子!”
埋怨归埋怨,戏也总得教呀。我学的第一个角是《小姑贤》里的一个小生。教了几遍,让我单独唱,一唱,上板,老师高兴了。又按了一个是《麒麟山》的程小虎,就是程咬金之子。排了排,一张口,声音宏亮,很豁喳,是个料子,就确定把我留下了。但一般没有我的戏,因为我个头太小,连给我穿的行头都没有,咋上台?
学员的主要时间是练功:踢腿,翻跟头,打旋风脚,前翻后提,练武功。那时候当学徒还兴打,叫体罚。咋体罚?——一旦犯了错,逮住叫你趴在长板凳上,头和腿由两个人按住,把裤子蜕下来,照屁股上打。用的是白腊杆子,使劲打。师傅或剧团的管首就在旁边盯着,打得轻了,重来,要不,就是师傅或管首亲自打,啪、啪、啪,打得毫不留情。被打过的地方,先是红,后是紫,再继续打下去要流血,连白腊杆子都染成红颜色。打完了,管首问你:“记住了啵?”学员满脸泪哭着说:“记住了!”再问:“改了啵?”答:“改了!”“以后还犯啵?”“不啦!”……管首说:“起来吧!”屁股肿得跟发面团似的,哪里还能站得起来。旁边几个人扶着架着,一步一步挪到宿舍里。第二天,再由有经验的师傅用黄裱纸点着了,用酒往外起,把屁股上积存的紫血“表”出来,得连着表好几天。这几天,因为疼得不能动,有小伙伴端给吃,端给喝。十天半月后才能正常活动。去茅房也得有人搀着。
要是犯点小错,该不着打板子,就罚拿大顶——头朝下倒立,多少时间由老师说了算。要不,夏天站到毒阳光下曝晒,冬天就脱掉棉衣鞋袜,光着脚丫站在雪地上冻。
这是学习练功的时候。要是戏台上演戏中犯了错儿,譬如忘了台词,乱了步子,或是武功演砸了,台词说错了,那就不用趴板凳上了,后台的台柱上就挂着报废的马鞭子,单等你回到后台,管首或是团长伸手捞过来,别管你是头是脸,一阵子狂抽乱打。你挨了打,还不能喊疼,不能哭,不能叫,不能让戏园子里观众听见,怕影响人家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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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一般科班都是挂靠民间小剧团,经费紧缺,没有宿舍,租几间民房,也没有床,用柴禾、麦秸、杆草往泥地上一铺,甚至连席都没有,就那样睡大铺。因为潮,学员年龄小,白天累,晚上睡觉死,很容易尿窝子,尿了还不敢说,更不敢拿出去晾晒。怕人家笑话,也怕挨打。就那样自己用身体偷偷暖干。被子少,学员大多是囫囵衣睡。时间一长,身上好长疥癣,痒时就使劲挠,使劲抓,直到抓出血来,再干成血痂。这一茬刚下去,下一茬又跟着痒起来,再抓再挠。有的感染了,化脓,长成疮,几个月不好。有的学戏不成,反倒生病成了残废。
在科班里,吃的是黑面窝头,喝的是米糊糊或米汤。就的是老咸菜疙瘩,啥味没有,就是咸。过年过节都见不了一次肉。吃得最好的饭是拧的干粮——用白面包皮的咸窝头。那得是剧团效益好,团长开恩了,才能吃得到。
在学徒期间,我很少挨罚,更没挨过打。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年龄最小,才九岁;二是我从小听话,也比较心灵,学啥会啥,学啥像啥,老师都喜欢我;第三,还有一层关系,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即使我不小心,犯点小错儿,老师或管首都不跟我认真计较,高声吵两句就算了。所以,在科班里,我一直是小伙伴们羡慕的对象,学员们有什么合理的要求,也大都是由我出面,向师傅或管首提出来,行就行,不行也不责怪我。
我进科班学戏学了几月,排了几出戏,都是在底下比划,从没登过台。记得我们排《刘莲征东》(即《反大明》)时,安给我的角儿是老生,演的是刘连之父阵亡之后,回家托梦一段戏。这本来是老师的角儿,可临到开演时,老师家里有急事,需得他回去一趟。戏是不能演了,想改别的剧目已来不及了。火烧眉毛,怎么办?眼看天就黑了,戏园子里已经来了不少观众。大家急得团团转。在这节股眼上,老师把我叫了过去,说:“心才,今天你替我!”说得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我一听,傻眼了。我从没登过台,这事儿不敢应。可老师很严,说一不二。我也没法。那时正喝着汤(喝汤是山东方言,就是吃晚饭),老师念了念戏词儿,我端着碗,跟着念了两遍,会了。接着,我放下碗,会了会场(指排练),老师说行,中,就这样。喝完汤,就抹油彩划脸子。我不会抹,有人给我抹。行头也穿不起来,打腰里迭几折子,扎好,袖子也这样折迭了,就这样,锣鼓一响,我被人推着,马马虎虎就上了场了。到台上,睁眼一看,我的妈呀,黑雅雅的,全是人。我心里卟腾卟腾乱跳,像揣着个兔子。我真害怕,张不开嘴,光想哭。可一想到老师那严厉的目光,心里一横,豁出去,破上了。大声唱,该咋着就咋着。开始声音还打颤,后来胆子大了,声音也不颤了。一台戏唱下来,大家都说好。老师办完事回来,一听说我没演砸,也很高兴,拍了拍我脑袋瓜子,弯下腰搂着我亲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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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开始,我就正式登台唱了起来。以后,又唱了出《赵公明下山》(取材自《封神演义》的传统剧目)给我安了个哪吒,一个人模仿好几个角色,好几种唱腔。有花脸腔,红脸腔,还有小生腔。那时候,我只会唱小生,花脸红脸都不会。老师就教我唱,说给我要领。我按老师说的,一学就会,老师夸我心灵。这样我的胆子就更大了。
再后来,排了个《周季送女》(山东梆子传统剧目《汗衫记》中的一节),这是个折子戏,不好唱,连老师都对我缺乏信心。因为动作多,其中有甩胡子,有学老头子走路,弯着腰,倒背着手。老师给我表演,我跟着他学,一招一式,竭力模仿。到正式演出时,因为我个头矮,看着挺滑稽,反倒增加了戏味,满场喝彩。老师别提有多高兴了。
过了一年,记得是在东平州演出,唱卖戏。戏班里一个唱红脸的师兄倒了嗓子,哈不出声了,戏是没法演了,你总不能演哑剧吧?可头天挂了戏牌了——《阴阳伞》,是红脸的戏,这戏很有名,是人家点的。戏牌子挂出去了,就不能更改。咋着办?老师很为难,愁得吃不下饭。正是吃早饭的时候,这上午就得演。老师盯了我一眼,说:“心才,还数你心灵,你来吧!”
我说:“我不会唱红脸呀。”
老师说:“不会就现学!”
放下饭碗,老师就教我,他教一句,我唱一句。一招一式,老师在前边走,我在后边学。会唱了,又拉了拉场。老师说行,可以上场了。接着就给我抹脸。我个子矮,大人穿的蟒袍我穿不起来,怎么捣鼓也不行。老师说干脆不穿蟒了,只穿小袄。后边插了白旗,老师一看,说还行,上台吧。头一回唱红脸,心里没把握,又是白天,还是卖戏,我光怕唱砸了,招人唾骂。老师站在侧幕后边,一是怕我忘词儿,二是给我鼓劲。一开口唱,就有人叫好。我心里踏实了一点,索性大声唱,把红脸高亢激越的味儿唱出来。台下有叫好的,也有鼓掌的。一台戏演下来都说好,甚至说比以前演小生演得还好。
从那天开始,就定我唱红脸了,别的戏就不唱了。这年我才十岁。
到了十二岁那年,一个大师兄嫌剧团小,偷偷跟人家跑了,到别的剧团另谋高就去了。他是团里的台柱子,角色多,离了他剧团就走不动路。师傅愁得睡不着觉,怎么办?把剧团解散?这不可能,那么多人,一下子丢了饭碗,老婆孩子怎么养活?继续撑下去?可剧团的名角儿都跑了,没有台柱子了,靠谁支撑?
左思右想,没有好法子。老师把我叫过去,眼里泪习习的,对我说:“心才,人走了,咱还得过下去。我看,剩下这些人,还数你心灵,你就体谅体谅老师,多担几个角儿吧!”
我说:“想担我也不会呀!”
老师说:“不会不要紧,我教你!”
从那开始,老师一边教,我一边学,一边演。常常是一本戏,像《九头案(刘统勋私访)》这样的大戏,几场十几场子下来,一边教一边演,也教完了,也演完了。记得一次是在本县侯咽集东门外戏楼唱大戏,老师白天监场,晚上教我,黑白天连轴转,累得他吐血,止都止不住。后来终于得了脑血栓,成了半身不遂。
从那年开始,我正式担任剧团主角儿。老师很为难,既心疼我,怕我累坏了身子,可又得想办法把剧团养活。他就委派两个岁数大的人照顾我,一天三顿饭给我换着花样,还给我泡一种润喉咙的药茶,放上冰糖蜂蜜,让我一早一晚地喝。两个演出季,一个梁山,加一个东平,我的名声响起来了,人家送我个艺名叫“十二红”,因为那年我正好十二岁。
任心才先生《摔琴》剧照
人无百年好,花无千日红。到了十七岁那年,正好是民国二十六年,日本鬼子进关,成天东躲西藏,剧团跟逃荒似得,生活没有规律,演出也不正常,再加情绪受到影响,就那年秋天,老师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的嗓子倒了。跟那个师兄一样,哈不出声。别说唱戏了,连说话都很困难。
怎么办?我痛苦,老师比我还痛苦,因为他得四处求人帮忙,好顶我的角儿呀!我也不想在剧团里白吃白喝,想偷偷地一跑了事。可老师一边开导我劝说我,说人都有换嗓子的时候,过上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的,一边让人暗地里瞅着我,生怕我跑了。还怕我年少不懂事,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在痛苦中度日如年,清看着一个个好戏角儿,自己不能出演。心里那个难受劲儿真是没法说。
我倒嗓子时已经正式出师。出师就是能拿薪酬了,开始时并不高,也就是手里宽绰点,有点零花钱,况且这都是由老师给评分,由团长和管首同意了,才能发放。再一个是自由了,可以到别的剧团去,你认为哪个剧团好,你就可以去,或者是别的剧团认为你唱得好,想来挖你,只要你愿意,管首和团长都拦不住你。我倒嗓子的时候,刚刚出师,薪酬也不是很高。管首本来担心我出师后,会跳槽到别的剧团去,所以一般来说,演员不能随便外出的,更不能随便跟外边的人接触。真要你出外办事,管首还得派人秘密监视你,怕你被人家挖走了。
任心才先生的夫人 颜桂卿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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