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党梆子名家闫焕正

2012年9月23日，经一个戏迷协会会员贾新建老先生的热心帮忙介绍，我们采访了一位老艺术家闫焕正老师和他的老伴祁福瓶老师。

闫焕正，生于1932年，晋城市泽州县大箕镇申匠村人，上党梆子小生演员、导演；他老伴祁福瓶也出生在1932年，泽州县鲁村西黄石人，上党梆子旦角演员。

艰辛的学徒生活

在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里，闫老师主要谈了自己的从艺经历，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儿时学艺的艰辛。

闫老师小时候家庭非常贫困。1932年闹灾荒，他父母都饿死了，弟弟被卖到了长子县。八岁那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嫁到本村的大姐找到当时著名的旦角演员李小堆（即李子清，也是申匠村人），请求收他为徒。于是，小小年纪的他跟随戏班开始了自己的戏曲学徒生涯。

以前的戏曲学徒，三年学徒，第四年“谢师”。第四年演戏挣的小米都得给师傅。闫老师学艺的头三年，晋城还被日本占领着，艺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当时在戏班，名角才可以吃点好的，学徒们只能喝稀饭。李子清、赵德俊、申银洞等师傅，演戏很辛苦，可以吃“小二馍”、鸡蛋不烂汤。吃饭时，徒弟给师傅端饭，老师若可怜徒弟，就给徒弟剩点；老师若狠心点，根本就不管徒弟饥饱。

那时候，穿衣也是个大问题。大冬天，不管雪下多深，学徒们都得上台“穿小军”（即跑龙套），一边“穿小军”，一边还得眼看心记，用心学戏。当时闫老师十岁左右，没爹没娘，冬天没啥穿，只好光着脚。说到这些，老人伤心地啜泣起来，连连感叹“那时候学艺，真苦！”

闫老师说，那时跟着戏班学戏，老师根本不直接教授，三年时间，全凭学徒自己在戏台上“穿小军”时眼看心记。徒弟在台上出了错就会挨打，不像如今的戏曲学校，老师会手把手地教授。当时，戏班一天要演三场戏，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演戏时，学徒们得边跑龙套边学戏，练功时间只能排在早上。每天清晨五点钟，天还没亮，学徒们就会被老师叫起来推三把、跑圆场、踢腿、练刀枪。

在旧社会，学艺挨打是很寻常的。闫焕正老人回忆说，学艺的头三年里，由于在台上出错，曾被启蒙老师打过两次：第一次，每只手被打了二十板；第二次，屁股挨了四十板。他还被脾气不好的靳黑蛋老师（上党梆子二净演员）打过两次。一次每只手各打了二十板，手肿得老厚，吃饭时疼得没法端碗，只好早上起来去青石上“溻”。最严重的一次，他被靳老师用“宝剑”在头上砍了一个长长的大口子。那是在演《五丈原》的时候，演到姜维、马岱要带兵去跟魏延打仗，叫小军带马，这时，“穿小军”的他本该拿大刀上场，结果错拿了宝剑。结果，靳老师踢了他一脚，照脑袋砍了一“剑”。他头上被砍了一个大口子，血很快就流了出来，脸一下子就肿了。

说到儿时学艺的苦，闫老师讲了一件至今还不能忘的事。有一次，戏班在陵川唱戏，夜里，师傅烟瘾犯了，让不满十岁的他去五里地外的村子买大烟。那时他经常和师傅去买大烟，路是熟知的，但心里特别害怕。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在大冬天走五里夜路，碰到狼怎么办？虽然害怕，他还是去了。为了壮胆，也为了以防万一，他拿了根棍子防身。途中要经过一条沟，沟两旁是高地，中间夹着条小路，过沟时，他心里特别害怕，向前猛跑，结果“扑通”一下被跘倒了。他感觉到摸到了软乎乎的东西——竟是雪里埋着的一个死人！买上大烟，他无论如何不敢一个人返回了，经过再三央求，人家才叫伙计把他送了回去。

1945年，晋城解放了，东四义鸣凤班的戏箱被政府没收，晋城县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县剧团。艺人们开始被组织学习、受训，学习党的政策；上级派去了文化教员，教艺人们识字、学文化。艺人们经过学习，思想都发生了转变，不再打徒弟了。成立剧团以后，闫老师学艺已满三年，按旧例，要“一年谢师”。这时候，赵德俊（金圪瘩）、申银洞、陈小富、阎小发等老师觉得他还是块唱戏的料子，演戏间隙就开始对他进行点拨、指导，不管是表演出了问题，还是哪个地方唱错了或说白不对，老师都会提醒他。“谢师“结束后，1945年7月份，他成了晋城县人民政府剧团的一名演员。

调往“专一团”

闫老师的老伴儿祁福瓶老师是1950年到晋城县剧团随团学戏的，也师从李小堆老师。她学艺时已经是新社会了，没有受什么罪。到剧团后，两人相互认识，逐惭有了好感，过了两三年就结婚了。

“谢师”结束之后，闫老师不再跑龙套，真正开始演戏了。几年下来，赵德俊（金圪瘩）、申银洞、陈小富、阎小发这些老师的拿手戏都传给了他，特别是申银洞和阎小发的拿手剧目《黄鹤楼》，在年轻一辈演员中，数他唱得最好。大约1958的时候，晋东南地区举行文艺会演，地区主管文艺的书记听说他演的《黄鹤楼》很好，就指示把这个戏作为“垫戏”演了一次。领导看后非常满意，就指示把他调入专区剧团。当时晋城县领导不愿人才流失，没有同意放人；1959年7月，县里“抗不住”专区的调令，才同意放人。于是，他被调往了晋东南专区艺术水平最高的“专一团”。

闫老师在“专一团”工作了四年，四年间，他常演的剧目是《黄鹤楼》和《金玉佩》，其中《黄鹤楼》作为《三关排宴》开演之前的“垫戏”，每个台口必演。在东北拍电影《三关排宴》时，第一场招待晚会所演剧目即是《三关排宴》，开演前的“垫戏”就是《黄鹤楼》。

1960年，山西省四大梆子剧团“搭擂台”（应当是戏曲会演一类的活动），大会上，领导宣布闫焕正、宋清秀、杨荷叶等为“国家中级演员”、“文艺十二级”，每月工资六十八块五，这是上级对他表演艺术的一种肯定。

从事导演工作

闫老师说，他文化程度虽然低，但特别喜欢钻研。1960年正月初六，山西省平陆县发生了6l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经过多方帮助，民工们转危为安。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故事。事件发生后，省话剧团短期内将其搬上了舞台，不久后以此为内容的歌剧在太原上演。山西四大梆子会演时，当时晋东南剧团的导演没有去，回晋东南汇报演出没有合适的剧目，也想排演《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但话剧和歌剧剧本不能直接拿来用。在这种情况下，闫老师就自告奋勇，跟领导说他可以试试把话歌和歌剧剧本综合一下，改编成上党戏。剧本拿出来之后，郭老师（当是郭金顺老师）惊讶地说，“焕正可以，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本事！”在地区汇报演出之后，李长学部长说：“回去让焕正负责业务、负责导演”。

1963年，晋城剧团人才缺乏，闫焕正被调回了晋城县。回晋城后，他就很少上台演戏，主要在剧团主要搞业务，做导演工作。几年间，除了排样板戏，他还为剧团排演了《天波楼》、《徐策跑城》等传统戏和《万象楼》、《十里店》等现代戏。

闫老师能胜任导演工作是和他喜欢钻研分不开的。在做导演期间，他曾在太原参加过省里组织的相关培训。洛林、张万一等老师都给他们讲过课。参加培训过程中，有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大意是：做导演的人，脑子里必须装大量的东西，将来搞创作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上。这句话使他更加自觉地加强学习，随时随地学。1960年，“专一团“赴长春拍电影，由于剧本不成功，剧团在长春住了半年，演员早上练完功就没啥事了。于是，闫老师就整天钻进摄影棚里，向长影的导演学习，问这问那，学习了不少东西。

“文革”后期，剧团里两派斗争非常严重。由于喜欢钻研业务，在剧团，他被领导扣了三顶帽子：“不问政治”、“ 业务关键”、“技术挂帅”，每年年终学习，总得检查两三天，最后稀里糊涂过关。后来，他看到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利，就要求离开剧团。于是1971年，他调离剧团，调入“蛋厂”搞工会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

花费心血整理剧本

近年来，闫焕正老人陆续整理了一些老剧本。所谓整理，其实是根据记忆记录。他说，从小学艺，以及后来在舞台上演出，他和李小堆、申银洞、陈小富等老师长期在一起，后来，这些老师把自己拿手的剧目都传给了他，多年来，他脑子里记了好多东西。后来，他怕这些东西失传，就花了很大功夫把记得的东西都记录并整理出来了。他认为，这些东西作为资料将来一定会有用。他提到，有些剧本，再过几年就排不成了。比如折子戏《罗zhang（音，读作一声）跪楼》里有些独特的表演，若后人没有看过，是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出是如何表演的。这些，他都如实记录下来了。

采访结束之后，老人从一个房间搬出一摞手抄的剧本，他说，“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数量并不比这部分少。大家把老人拿出的一大摞剧本拍了照，又讨论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剧本。我建议协会出力，帮忙打成电子文本，老安建议跟上党戏剧院联系，将有价值的剧本整理出来。后来，大家觉得那么多剧本，一下子整理出来是很困难的，于是约好不久后再次登门拜访。

永远的遗憾

采访结束之后的第3天中午，忽然接到晋安打来的电话，他说，“闫焕正老师不在了。”我一下子呆住了——不可能啊？他身体那么棒，两天前还和我们谈笑风生呢！但他说，“真的，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突然感到很愧疚，若是我早点把这段文字写出来，视频也剪辑出来，老人在网站还能看到对自己的采访；而现在，他再也不可能看到了！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之后，我在根据录音整理这段文字的时候分外用心，先后听过两三遍；特别是闫老师儿时学艺的部分，我几乎是根据口述完整记录下来的。

在此，希望闫老师一路走好！也希望闫老师花大量心血整理的剧本能被完好地保存，为研究者所看到，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