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莲灯》是一出久演不衰的传统戏，自清代以来就有演出，并成为京剧、舞剧和一些地方戏的保留剧目。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1960年改编的新版《宝莲灯》，获得成功，毛泽东观看后赞赏有加。文革中，以“八个样板戏”为主宰的现代戏占领舞台，所有传统剧目一律停演，许多剧目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或被诬为“封资修”，大受批判。可是在1976年春天，正在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却指令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将《宝莲灯》拍成彩色录像，结果拍成了彩色影片。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令人深思。2015年春节期间，笔者与田春鸟先生谈起了河北梆子《宝莲灯》拍电影的前前后后。
《宝莲灯》原是怎样的一出戏
礼人：田先生，据我所知，《宝莲灯》是贵剧院的看家戏，从1960年创演算起，迄今已上演55个春秋，其间还拍成了电影。您是剧中前半部刘彦昌的扮演者，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您以近八旬高龄还在一些演出场合演唱，您的传人也有二三代了。请您谈谈，《宝莲灯》原来是怎样的戏，好吗？
田春鸟：好的。《宝莲灯》是一出神话剧，又叫《劈山救母》，源自宋元南戏《刘锡沉香太子》和元人杂剧《沉香太子劈华山》。演的是宋时华山三圣母与书生刘彦昌相爱缔婚，三圣母之兄二郎神怒妹思凡，将其压在华山之下。三圣母于山中生子名沉香，遗婢将沉香连同宝莲灯送交刘彦昌。这时，刘彦昌又娶了宰相之女王桂英，并生子名秋儿。沉香长大，调皮好动，在南学打死秦府公子秦官保，逃入山中，遇霹雳大仙点化，脱去凡胎，并赐以神斧。沉香于是持神斧来到二郎神庙，留诗诟骂。二郎神找沉香问罪动武，沉香战败二郎神，接着斧劈华山，救出生母。
与这出戏剧中人物相同，但剧情有别的另一出戏，叫《二堂舍子》。演的是罗州县令刘彦昌有二子，一名沉香，是在芒砀山邂逅神女三圣母后所生；一名秋儿，是续娶正妻王桂英所生。有一天，沉香、秋儿回家告诉父亲，他二人在学校读书时，失手打死了秦府公子官保。刘彦昌深知秦府势大，必来问罪，于是便问两个儿子谁是凶手，沉香说是自己动手伤人。正当刘彦昌欲送沉香去秦府自首时，秋儿却说凶手不是沉香而是自己。刘彦昌见二人争死，颇为动容。为了只让一个儿子去抵命，夫妻二人又反复追问，然沉香、秋儿都说自己是凶手，一时难以决断。后刘彦昌以三圣母曾有救命之恩感化王桂英，决定放走沉香，送秋儿去秦府抵命。王桂英无奈地同意了。(还有的剧本加了一些情节，如秦府杀死送来的秋儿后，又四处追杀沉香，未获，于是将刘彦昌捕入狱中。)
应该说，《宝莲灯》是一曲天上人间喜结良缘，沉香救母惩恶扬善的赞歌，颇具人民性；而《二堂舍子》又有“大义灭亲”的意蕴，还有一定的教化功能，所以这两出戏在民间流传甚广，久演不衰。早在50年代，我与武生张志奎就曾陪老一辈名家赵鸣岐、李淑惠演出此剧多场。然而，由于这两出戏中都有一夫二妻的情节，不符合当代的法制观念，所以后来的改编者都首先摈弃这个情节，剧中不再出现王桂英和秋儿，净化了舞台。
比如1959年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舞剧《宝莲灯》，就使剧情很干净了。舞剧表现的是书生刘彦昌赶考途经华山，迷路来到三圣母祠中，深为三圣母法相的寂莫而叹息。经刘彦昌的请求和鼓舞，三圣母终于冲破封建束缚，对刘彦昌表达了爱慕之情。三圣母之兄二郎神认为这是触犯天规，阻止他们结合，但被三圣母的宝莲灯击退。婚后三圣母生下沉香，二郎神命哮天犬偷走宝莲灯并将三圣母压在华山下。沉香被霹雳大仙救助，学得一身武艺。15年后，沉香劈山救母，一家终告团圆。——这出舞剧是著名舞蹈家赵青(赵丹之女)的杰作，她的优美舞姿和多彩的红绸舞，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青跃”排出河北梆子精品《宝莲灯》
礼人：听说1959年“青跃”在省会天津甫一建立，首先排出《挡马》《杜十娘》《陈三两》，国庆十周年在京津一炮打响，引起轰动，第二批剧目重点抓了《宝莲灯》排演，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
田春鸟：1958年河北省省会从保定移驻天津后，省直原有的几个艺术院校——省京剧团、省河北梆子剧团、省话剧院、省歌舞剧院、省戏曲学校，都留在了保定，省评剧团给了广西。也就是说，省直在天津没有一个剧团。河北梆子是河北的“省剧”，在省会没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国营梆子剧团当然不行。当时又正值“大跃进”时期，一切工作都在“跃进”，文化艺术自然必须“跃进”，必须大发展。
于是，省会移驻天津不久，1958年秋即开始筹备大型的河北梆子剧团。当时，省文化局艺术处处长李泽严把我和张淑敏、张志奎抽调到河北人委招待所，参加筹备。此项工作由时任副省长张明河亲自抓。为选好多方面的艺术人才，省委提出“吃、调、改”的原则。“吃”，即无论哪个剧团，只要有优秀演员和导演，都要无条件地调来，如果剧团离开此人无法演出了，就全团端过来。“调”，即无论什么剧种的好演员，都要调来。调来以后改唱河北梆子，这就是“改”。如此这般，以河北省戏曲学校河北梆子专业的第一、二期毕业生，河北天津地区河北梆子少年团和省梆子剧团为基础，又从全省其他职业剧团和有关部门选调了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与艺术干部、教师，共计300多人，组成了阵容强大、行当齐全，编导、音乐俱全的大型艺术表演团体。于1959年元旦，在省人委大门前，正式挂牌，成立“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因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取了一个极富时代性的名称)，简称“青跃”。当时确定的建团宗旨和根本任务，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全面继承与发扬河北梆子艺术的优良传统，积极吸收与借鉴其他剧种和现代艺术优良……“青跃”名重一时。直到现在，文艺界的许多老同志还管省梆子剧院叫“青跃”。1960年，“青跃”扩建为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迄至今日。剧院成立后，还一直选调好演员，裴艳玲就是1960年2月从束鹿县(今辛集市)京剧团以高薪聘请来的。当年，12岁的裴艳玲唱京剧已小有名气。剧院为提高知名度，聘请河北东光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担任名誉院长，李桂春任副院长。
“青跃”成立后，很快投入了剧目的挖掘、创作、排练和演出。因为都是从全省选拔的尖子演员，文武剧目迭出，令全国文艺界瞩目。其中最有亮点的是1960年剧作家王昌言改编的《宝莲灯》。
新改编的河北梆子《宝莲灯》，是在传统剧目《劈山救母》的基础上，参照赵青的舞剧《宝莲灯》改编而成。演的是华山三圣母以宝莲灯驱恶瘴、退毒雾，救护生灵。偶遇上华山采药的草根医生刘彦昌，二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妻，并生子沉香。但在庆贺百日之期，三圣母之兄二郎神却命哮天犬盗走宝莲灯，并将三圣母压于华山之下。霹雳大仙救走沉香，将他抚养成人，并授以武艺。15年后，沉香在众仙相助下，战败二郎神，夺回宝莲灯，斧劈华山，救出圣母。
这是一个全新的《宝莲灯》。若从剧情简介看，新版《宝莲灯》与前边提到的原传统剧目《宝莲灯》或称《劈山救母》的剧情大同小异，但却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创新。一是摈弃了“一夫二妻”的故事情节，主题更加鲜明，剧情更为集中；二是剧中刘彦昌的身份，既不再是书生，也不再是县令，而改为一位民间医生，不仅使他上山采药邂逅三圣母的情节更加合理，而且草根医生与三圣母的身份反差更大，二人的结合更为感人；三是剧中吸收了舞剧中的红绸舞、扇子舞、孔雀舞表演，又从武术中化用了舞剑；四是音乐设计突破了传统唱腔板式，吸收了昆曲及民歌旋律，使河北梆子的高亢悲壮中增添了委婉缠绵、欢快的成分。舞台美术也有了许多重大突破。全剧行当齐全，载歌载舞，美轮美奂，冲击力、感染力很强，可谓魅力无穷。
演职员中集了全剧院的精华。演员阵容上，裴艳玲饰沉香；从张家口调来的晋剧演员韩淑英始饰三圣母，1961年下半年换成齐花坦；我(小生)饰前半部刘彦昌，周春山(老生)饰后半部刘彦昌；张峰山(铜锤花脸)饰霹雳大仙；张志远(架子花脸)饰二郎神；刘小乐饰哮天犬，张志奎饰白猿。其他角色，甚至连幕后伴唱的，都是名演员。导演周仲春，音乐设计李志男，舞美设计程贵平、常福臣、王明喜。指导教师郭景春、郄承鸾。还有很懂戏的索立坡军长，做镇指挥任总监。
1960年3月，《宝莲灯》开始排练。经过反复彩排后，于6月26日在天津参加河北省第一届青少年戏曲汇演，大获好评。这出戏公演后，不仅在省会天津引起轰动，而且赴福建、上海、南京等地巡演时，同样广受欢迎。但是在排演过程中，却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出“反历史主义”的戏，更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质问:“《宝莲灯》有阶级性吗？”剧本寄到《剧本》月刊社，也被退了回来。
尽管出现了这点儿风波，但没有动摇省里主管领导的决心，因为实践证明，这是一出主题积极、内容健康、表演上乘而广受观众热捧的好戏。遂决定继续打磨，并安排选择时机再次进京演出。
毛泽东看了《宝莲灯》赞许有加
礼人：听说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观看了贵院的《宝莲灯》，给予很高评价，是吗？
田春鸟：是的。那是1962年暑期，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执行一年一度的在北戴河为中央领导人演出的任务。这一年在北戴河西山中直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的是《宝莲灯》。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剧院负责人王正西与主要演员，裴艳玲、齐花坦、周春山和我，称赞《宝莲灯》改得好，戏演得好。毛泽东一见到裴艳玲，便指着她说:“小猴子变成小沉香了。”(因在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曾看过裴艳玲演出的《闹天宫》，她饰孙悟空，印象很深，遂有此言。)毛泽东接着说，“你们这个戏很好，有反抗精神。你们演得也很成功。”又问扮演三圣母的齐花坦:你的绸子功是谁教的？鼓励她要继续努力，好好练功，好好演戏。
正因为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并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使得《宝莲灯》的命运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更加红火起来。不久，《剧本》月刊也将《宝莲灯》剧本正式发表。
从这时起，因为《宝莲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不仅再没有了任何争议，而且更加声名大震，成为召开重要会议和招待外宾时的必演剧目。这出戏不仅演红大江南北，而且是河北省唯一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剧目。
礼人：当时的演出情况的确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我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虽然没有看过《宝莲灯》，但在读《天津日报》上的重要会议消息时，总会在消息稿最后看到这样一句话:“会后演出了河北梆子《宝莲灯》。”记得1963年，朝鲜人大委员长崔庸健来我国访问，在天津火车站下车，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奉命前去车站列队欢迎，笔者有幸近距离见到了崔庸健委员长。第二天看报道时，消息上就写着:“晚上，崔庸健委员长在朱德委员长、贺龙副总理的陪同下，观看了河北梆子《宝莲灯》。”
1976年1月上级通知:《宝莲灯》拍彩色录像
礼人：听说，1976年之初，《宝莲灯》要拍彩色录像，是怎么回事呢？
田春鸟：1976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不寻常的岁月。这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恰恰在这时，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是文化部下达指示，《宝莲灯》要拍彩色录像片，马上去北京领任务。
正当“四人帮”疯狂肆虐、人人谈“老戏”色变的时候，突然接到这样的通知，剧院上下非常震惊，大家偷偷地议论，莫非传统戏要开禁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正在病中，他要看《宝莲灯》。
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任务，大家既震惊又激动，不由得忆起14年前毛主席在北戴河看《宝莲灯》的情景。十四五年过去了，所幸演员还在，服装道具还在，乐器也还在，只等领任务回来如何安排恢复排练了。当时大家的心情溢于言表，企盼着文艺春天的到来！
为圆满完成重任，省主管部门把正在河北省京剧团担任支部书记、文革前抓《宝莲灯》创作演出的王正西抽出来，亲自抓这项工作。
王正西和有关人员火速进京。在文化部招待所，有关领导交代恢复《宝莲灯》任务:第一，1962年夏天为毛主席演出时怎么演的，还怎么演，必须保持原样，包括原来的演员，要原封不动地恢复；第二，抓紧时间复排，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第三，彩排结束后，由天津电视台负责完成彩色录像。
任务光荣而艰巨，必须按时完成!这对于以艺术为生命的一批著名演员来说，自不待言。但也面临重重困难。
一是先把原来演《宝莲灯》的原班人马找齐。因从1974年起，省梆子剧院的13名主要演员，包括扮演三圣母的齐花坦、扮演刘彦昌的我和周春山，还有著名演员阎春花、王瑞楼、杨玉华、张建华、李金鹏等，都已调到省艺术学校任教，并成立了一个《杜鹃山》剧组，这些人必须尽快“归队”。
二是分配角色后马上练功，恢复功力。从“文革”开始到复排《宝莲灯》，已过去了10年时光，许多演员停止了练功；虽然排演《红灯记》《龙江颂》等现代也需要练功，但那些功与《宝莲灯》需要的功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是扮演沉香的裴艳玲，1962年给毛泽东演出《宝莲灯》时才15岁，这次复排时已是29岁。裴艳玲是艺术天才，更是个勤奋执著的演员，她是练功不辍的。但她是女武生，“样板戏”中没有她的角色，文革中又有了两个女儿，在接到复排《宝莲灯》时，她的二女儿才出生29天。为了复排《宝莲灯》，她把未满月的二女儿送回农村老家。裴艳玲的武功确实了不得，比如拧“旋子”，现在舞台上的其他演员拧十五六个，顶多十七八个，就不错了，裴艳玲小时候却一气拧到96个!她说要演好沉香，旋子达不到40个是不行的。她咬牙苦练两个多月，终于一气拧了40多个，创造了她艺术生涯中的又一个奇迹，又一个神话。沉香下山这场戏，前后40分钟，她表演走边、舞剑、捉虎吃虎，也都一气呵成。但局外人哪里知道，直到电影拍完，她的产期还没出百天!
扮演三圣母的齐花坦，复排《宝莲灯》时已是39岁。为了再现当年三圣母的风采，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睁开眼就练功，一招一式地练，腿肿了，脚肿了，胳膊肿了，毫无怨言。她说:“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毛主席看重《宝莲灯》，我决不能让她老人家失望!”
《宝莲灯》电影是怎样拍成的
礼人：怎么后来没见彩色录像，却拍成了电影呢？
田春鸟：说起来，好事多磨，中间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波折。用一句成语说，这叫“塞翁失马”吧！
经过一段时间练功恢复，很快进入排练和彩排。
排练和彩排是在一种极其封闭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为了保密，排演地点选择了驻石家庄某部的一个礼堂，只有每天晚上12点以后进行，天亮时马上结束。整个排演时间，都有战士把门，任何外人不得进入。有的年轻战士对传统戏好奇，有时就扒着窗台偷偷地看。若被发现了，马上给轰走。每晚排演紧锣密鼓地进行，仅用了20多天，14年前的《宝莲灯》由原班人马就恢复起来，速度相当惊人。
戏排出来之后，省委派一位常委进行审查。
1976年3月，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携新排出的《宝莲灯》到达天津。文化部两位负责人看了彩排，给予肯定，并让天津电视台把彩色录像的任务全部包下来。天津电视台说，他们没有设备，无力完成这个任务。堂堂的天津电视台，没有录像设备？如果真没有的话，也可以到天津电影制片厂去借呀!究竟是真的“没有设备”，还是怕承担“拍老戏”的风险，不得而知，也不好追问，反正是没接这个任务。
这时，文化部的负责人与王正西商量，彩色录像没有实现，是不是干脆拍成电影。王正西高兴地答应，因为这更是求之不得的。
过了几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摄像等专业技术人员到达天津，看戏后给予极高评价，说是还没看见过这么好的戏。当即决定:《宝莲灯》由北影拍彩色戏曲艺术片。
于是，剧院《宝莲灯》的全体演职员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马上投拍。每天中午12时进摄影棚，化妆后开拍，一直拍到翌日晨四五点钟，最晚至7时。这样，到4月中旬全部完成。《宝莲灯》电影不同于1980年拍的京剧电影《白蛇传》那样，加了许多特技，而是完全按舞台演出的形式，以体现1962年版的原汁原味。
电影拍完后，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审看。省委书记刘子厚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还是我们河北行啊!”
拍摄成功的河北梆子《宝莲灯》艺术片不能公映，因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至于病中的毛泽东是否看了电影《宝莲灯》，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的1978年，《宝莲灯》电影作为首批传统戏影片向全国公映；同时《宝莲灯》作为传统戏开禁的第一部，也在石家庄公演。被禁锢了十多年的传统戏，一经开放，观众像开了闸的洪流涌向剧场，涌向影院。老年观众温故知新，年轻观众感到好奇。
文革中拍“资料片”不唯《宝莲灯》
礼人：田先生，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您记得真清楚。其实，文革期间拍摄传统戏影片，《宝莲灯》并非个例。从现在解密的情况看，这种情况所在多有。笔者查阅1997年出版的《北影四十年(1949-1989)》(文化艺术出版社)中的“大事记”便记载，1976年这一年，文化部布置北影拍摄《辛安驿》《宝莲灯》等15部旧剧资料片。据笔者有限的戏曲知识尚知，仅1976年，北影厂除拍摄《辛安驿》《宝莲灯》外，还有京剧《辕门斩子》《红娘》《斩黄袍》，长影厂有京剧《长坂坡》、《二堂舍子》、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新影厂有京剧《古城会》《贺后骂殿》《卖水》《盗仙草》《断桥》，上影厂有京剧《打孟良》《打焦赞》《打韩昌》。
据知情者透露，仅1976年上半年，北影、长影、新影就拍出传统戏艺术片25部，上影厂拍摄21部。这些片子，拍完一部送江青审查一部，审查通过后只准印4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所有这些，增加了拍摄任务的神秘色彩。
田春鸟：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是中央开始注意调整文艺政策，或是为了保存资料，或是为了供毛泽东欣赏，在文革中拍摄了《宝莲灯》等40多部电影，毕竟为后人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戏曲资料，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经实践检验，这些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剧中人的优秀传统剧目，内容上有很强的人民性，艺术上凝聚着几代艺人的心血，属于优秀文化遗产，不能将其称为“封建主义的艺术”，更与“资本主义的艺术”不沾边，应该说它们是历代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的文明成果，理应继承并发扬光大。
《宝莲灯》剧照，田春鸟饰刘彦昌，齐花坦饰三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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