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人儿本山
我和本山从小就是同学。本山是个苦人儿。他出生在1958年这个“大跃进”的年代，注定了他要苦难结缘。他是家里第三个男孩，家里人都叫他小三。从降生开始，本山就开始挨饿。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母亲的奶水不足。看着孩子饿得“吱哇”直叫，爷爷舍上了老脸抱着他东家走西家串地要奶吃。也许正是这百家的奶水养育了本山，才使他能有了非同凡人的灵性。
他4岁的时候，在生产队里当“大嫂队长”的母亲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撇下了丈夫和孩子撒手而去。幼年丧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这个不幸就正好落在了本山的头上。就在他妈去世的那天，小本山一不小心坐进了火盆里，烧了一屁股大泡。幼小的本山只知道身上的痛，还不明白心上的痛。没了妈的本山，在爷爷和哥姐的照顾下一点点地长大。家人虽然很疼爱本山，但毕竟代替不了母爱。母爱的缺失，是本山心里永远的痛。
本山7岁的时候，父亲赵德仁因为和队长打架，被迫背井离乡，到黑龙江去谋生，只留下本山的爷爷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这样的日子可以想像是多么难。开始的时候，爷爷还能勉强照顾几个孩子。后来爷爷老了病了，这个家就没了主心骨，乱成了一团。白天，哥哥、姐姐去参加劳动，把小本山一个人扔在家里，他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幸好村里还有不少本山的亲属，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照顾这个没娘孩子的职责。
在他14岁那年，爷爷也去世了，大哥和姐姐都成了家，二哥去当了兵，年少的本山只好自立门户，另起炉灶，稚嫩的肩膀上，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本山自己打柴、自己生火、自己做饭，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完成。晚上睡觉，他一个人守着两间空房子，伴随他的是无尽的恐惧和寂寞。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本山不得不上山去刨些药材，换两个钱。有时候也采些山野菜、蘑菇什么的，能换钱的换钱，不能换钱就自己吃。上山采药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着荆棘坎坷还有毒蛇野兽，能够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人是吃饭的冤家。队里分给本山的300斤口粮，不到半年就吃没了。怎么办?为了填饱肚子，本山想尽一切办法。
本山到底吃了多少苦，真是数也数不清楚。《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们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总还有个数，但和本山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而且，唐僧师徒们是大唐皇帝的使者，后面有玉皇大帝和菩萨撑着腰呢，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而本山却是无依无靠，在无可奈何中艰难度日。直到我带本山住到了我们家，在他一口口喊妈的日子里，笑容才一点点出现在他脸上。
初露才华
1975年的9月，学校成立了文艺队，本山和我都是主要成员。这是本山和我们正式接受艺术表演的训练和熏陶的开始。
说起本山的艺术天赋，必须得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本山的二叔赵德明。他是个盲人，虽然看不见，但却多才多艺，吹打弹拉样样都会，而且是无师自通。这也许是一种平衡吧，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只有在音乐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排遣一下心中的寂寞。本山小的时候，几乎天天和二叔在一起，叔侄两个很是投缘。没事的时候，本山就听二叔拉二胡、说评书、唱大鼓。
本山天生具有文艺细胞，在二叔的耳濡目染下，很快就掌握了许多吹拉弹唱的技巧。他也像二叔一样，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了一块乐土并乐此不疲，与艺术结下了一生的缘分。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学校的文艺队里自然挑大梁。
其实在文艺队成立之前，本山就已经进行过表演艺术的尝试了。我们那儿原本是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其匮乏，到了晚上人们便无事可做。年轻人觉少，只有在无奈和寂寞中打发漫漫的长夜。自从本山住到了我们家，就立刻改变了这种状况。开始的时候，我们俩用盆碗之类伴奏，边敲边舞，唱一些二人转小调，纯属自娱自乐。我们的表演，很快就吸引了一些人围观，主要是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看着看着，他们便不由自主地也加入了进来。一时间，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地乱敲一气，好不热闹。二人转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艺术形式，它的特点就在于观众的广泛参与，形成演员和观众的互动。
后来，本山把他的那把破二胡也拿了来，还弄来了一个破唢呐。村里爱好文艺的人也拿来了笛子、口琴之类的，一个小乐队就宣告诞生了。这回我们的演奏和表演就很正规了，无论是二人转还是样板戏，都有模有样。我们一折腾就是半宿，难免要影响别人休息，有人就出来抗议了。结果来提抗议的人被我们的表演吸引住，竟也当起了观众，把提抗议的事给忘了。
我们学校文艺队的成功，还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郑奇老师。在他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如果把本山比作一条船，从山间溪流中驶出，奔向大江大海，那么，郑奇老师就是他遇到的第一个航标灯，给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在本山以后的艺术生涯中，他还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航标灯，使得他的艺术之舟能够一帆风顺，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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