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一红二十年颇为奇怪

1990年，赵本山以小品《相亲》登陆央视春晚，除1994年停歇一年，连霸春晚20年，蝉联12年“小品王”……对于赵本人及赵家班来说，当然是值得再三再四弹冠相庆的“大红大紫”，东北“二人转”也搭顺风车驰名寰内。从赵本山自身条件来看，他确实具有笑星素质，举手投足之间，活活一个“东北憨土汉”，忠厚中又带点狡黠，往那儿一矗就有戏，他该红该紫，这都是他成功的基础。可他一红二十年，事情就颇为奇怪，值得找找其间原因。

从文化层面看，赵本山一红二十年，实在不值得国人与赵家班一起高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一期刊载王一川、冯雪峰的论文———《用中国美学传统提升通俗艺术品位———以赵本山作品为例》，对赵本山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赵本山作品层次较低，只达到“感目”，没抵达“会心”，更未触及“畅神”，喜、闹、俗的后面未能注入意义与价值。

据我的观察，对赵本山小品的批评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脱离现实，缺少典型性；二、道德意识的淡薄和伦理责任的缺失；三、文化品位的低俗和文化内涵的缺失。我很早就感觉到赵氏小品在搞笑的同时，未能捎带出精神内涵，太轻太俗，但我也同时认为，对通俗小品不能要求太高，能娱乐观众，并不容易。受上述论文启发，我觉得有必要就“赵本山现象”做一番解读。

以拙见，赵大叔一红二十年，确实是20世纪中国文艺界的奇迹，而他赢得经久掌声的，竟是缺乏文化品位的大俗，这也是事实。但我认为问题并不出在赵本山。析评赵本山缺乏文化层次当然没问题，但若要求他必须文化上一个台阶、必须大俗之中捎带大雅，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与其要求赵大叔“有文化”，还不如分析一下形成赵本山现象的社会原因，找找社会接受方的原因，挖出赵本山何以一枝独秀的根源，庶可有利于培养新人，有利于新型“赵本山”的成长。

说到底，赵本山是由国人集体捧红的，或曰集体长期托捧。问题应该出在市场方面，即文化市场现状与接受方的观众方面。应该说，是文化市场长期单选赵本山，而并非赵本山“施舍”文化市场。从接受美学角度，文化商品的供给最终取决于需求方，即国人给了赵本山二十年经久不息掌声。否则，人家为什么会一红这么多年？太阳都有下山的时候，赵本山差啥就不该歇一歇？二十年，是不是实在太长了？

赵本山红，而且能够如此持久，有诸多现实的因素，这里暂且不展开来谈。仅就赵本山的形象与其小品取材来说，清一色的是农村题材，这样的素材能够持续地让观众开怀大笑，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一方面，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官员五大社会成员类型中，只有农民最易进入喜剧主角，工人、官员、知识分子都很难进入小品成为主角。即使是商人，也因不易掌握搞笑尺寸，不便操作。这一文艺批评定势，虽然来自已经走远的“火红年代”，但它还成为强大的“后滞意识形态”，不时折腾出歪斜的“社会反响”，为避麻烦，只能绕着走。没了知识分子、官员、工人，商人，自然也就只剩下农民了。于是，我们只能有赵本山。

另一方面来说，农村相对单纯，从语言到思维与城市均有相当差距，容易出噱头，容易抖出笑料，距离产生“美”。195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作品长盛不衰，原因盖出于此。工人形象也很少进入喜剧，因为形象向来高大的工人阶级，似乎不便扮演提供笑料的角色。在喜剧，形象一高大就无喜剧效果了。知识分子、工人都缺少幽默细胞，能够提供幽默的也就只剩下农民兄弟了。于是，我们只剩下赵本山了。

从文艺审美的继承关系上，社会既然没有提供士林、工人进入喜剧的艺术准备，现有艺术积淀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素材积累，小品、喜剧创作人员也就很难在既有艺术积累中获得灵感。也就是说，这二十年的小品笑料只能基本取材于农民，我们也就只能选择赵本山。即赵本山之所以能“带着这种低于当代中国平均文化水平的教育程序进入都市文明”，如果有更高雅也搞笑的作品，货比货，自然就能将赵本山比下去。

反观香港演艺界，之所以新人辈出，青年演员成名相对较易，就与香港的文化土壤有关，他们十分注重“培养新人”，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惟有这样才能拉住观众，避免“审美疲劳”，才能保持香港演艺界、新闻界的一直得到关注，从而“长盛不衰”。

现实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层次等多因合成，让赵本山得以一红二十年。即便从审美疲劳的角度来说，我们自然也有理由期待新的喜剧明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