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再次来到马塘杨老国英先生（中）家与文章记录者杨琼甄老师（左）他们核实本文事实
我叫杨国英，艺名“锦风”。生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初五日，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于宿松县戏剧研究所。
因父母早亡，我12岁就成了孤儿。在那封建黑暗的时代，我无依无靠，过着流浪儿的生活。为求生存，只得投奔戏班求师学艺。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旧社会，演艺行业属于下九流，往往被人瞧不起。但在当时，我想求生存，没有办法了。
在学艺的过程中，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幸亏师傅王梓林对我倍加关爱，师叔方保存，王国甫，杨坤元等对我精心传授技艺，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生、末、丑、净、旦都演得不错。旧社会女演员极少，师傅见我生得清秀，扮相俊美，要我主“旦”行。从此我潜心学旦行，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一次登台反串演出，是在二郎河的石矶头。那次上演《乌金记》，我饰陈氏。刚化好妆，观众就把我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问这问那，我应接不暇。特别是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上来拉住我的衣袖不放，问我究竟是男还是女，弄得我不知所措。演出开始了，只见人山人海，面前黑压压的站满了人。虽然我心里很紧张，但唱做都很得体，一招一式都很到位。台下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当演到陈氏上吊时，由于初次没有经验，将白绫绞住了脖子。身子一动，脖子便被绞得更紧。险些一命呜呼！幸亏一位叫周其怡的屠夫刚好赶到，救下了我。而台下的观众还沉浸在剧情之中。我来到后台，师傅们夸奖、鼓励了我。说我演得很成功。师傅们还嘱咐我，以后凡是演上吊的戏，必须把白绫挂在脑后。戏演完了，观众们仍不肯离去，要求加演。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加演了《打猪草》、《送香茶》。结束后，谢幕多次观众才慢慢散去。虽是首次反串，却一炮走红。观众无不伸出大拇指夸我演得脱体，以至于后来有许多观众还认为我真的是女演员，并且送了我一个艺名叫“锦风”。含意是唱如风鸣，动如凤舞。加上扮相俊美，比作美不胜收的凤凰。当时也有人赞我为“小梅兰芳”。
1938年，在师傅王梓林的带领下，我们成立了“抗建班社”。我们的戏班唱遍宿松城乡，声誉大振。这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彭泽、湖口、湖北黄梅、蕲春、广济等地演出。安庆地区的所有县我们都去演过戏，而且和当地戏班经常搭班合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记得1946年正月开始，周边的几个县共有二十多个戏班来宿松邱家山会演，连续演戏四十多天，百十余场。所谓的“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折”全都展示。那也是我们共同学习、互相切磋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直至今天，“三十六本、七十二小折”中，还有不少剧目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像《乔麦记》、《乌金记》我仍能倒背如流。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长铺演戏，一时没有剧本，就是我默记下它们用以临时排演的。我的徒弟、县文化局退休干部徐艳红送我八十岁寿联为“三六传后世，七二振家声”和贺诗“宿邑酿奇种，孚玉嵌名伶。黄梅杨公调，桑梓老少称。龙湖泊湖韵，横山凿山吟。声誉播吴楚，艺德照后人”，对我进行了莫大的肯定，并称我是宿松黄梅戏的传承人。
1945年8月底，宿松县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在老县城公演，我们抗建戏班连续上演三日三夜，四方八镇的乡亲们也连续看了三天三夜。我几乎三天没卸装，吃饭都是师傅亲自送。原本很好的嗓子硬是被唱过了头。那时候，由我挑大梁唱头牌。在宿松境内只要说是“杨锦风”的戏班子无不伸大拇指称赞，真是唱到哪红到哪。街头巷尾、大江南北的同行朋友都愿与我搭班同台合演，像湖北黄梅的“盖三县”，太湖的王鲁明，望江的龙昆玉，潜山的胡遐龄，桐城的张云风都是我的同行挚友。
让我难忘的还有，1945年末，本县许岭搞庆祝抗战胜利演出那件事。由于前几天我生病在家。许岭演出活动无法开锣，当时许岭专门派人骑了一匹快马到我家接我，我也只得带病参演。我演的《送香茶》，获得台下掌声如雷。戏结束后，仅谢幕即有五六次之多。许岭一位胡姓的老先生兴趣特佳，当场送了我一个大红包，还硬是拉着我和师傅去他家作客。热情款待后，并为我吟诗一首“不堪乱世竟繁华，一曲霓裳万姓嗟。口调人翻新乐府，“腰纤女”唱送香茶”。而且不住地对师傅王梓林说“真想不到你这孩子竟是男子。奇才奇才！”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重视，我们搞文艺的人也就有了容身之地。1951年安徽省文化厅举办了第一届老艺人思想改造的专题培训班。宿松县委派我去省培训学习。在培训班期间，我接触了许多新老朋友，如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作曲家时白林、方绍迟、王少乾，剧作家陆洪非，郑立松，老艺人王鲁明、胡遐龄、王少梅，田玉莲等。我们共同学习、共同研究，学习结束后，大家同台演出了《秦雪梅》。在那次培训学习期间，我受益匪浅，有许多东西让我耳目一新。例如舞台布景、灯光设计、音乐、服装，文场、武场，算是大开了眼界。回来后，我向县委汇报，县委非常重视，要求我们班随时作好改建的思想准备。转眼到了1952年，安庆地区又组织召开了一次培训学习。县委尤其重视，决定派我和许有光二人前往学习。这次学习，也与省培训学习基本相似，只是当时任安庆行署专员（或是宣传部长，现在记不清了）的桂林栖同志亲自到场作报告，并宣布不管你们称怀腔也好、或是采茶调也罢，从现在起统一更名为“黄梅戏”。
学习班结束后，我和许友光二人向县委汇报，县委组织召开了一次县级艺人座谈会，公布了县委、政府的意见，正式组建剧团，并以抗建班社为基础，重新招收新学员，命名为“宿松和平剧团”。建团由县文化局具体负责，剧团由师傅王梓林任团长，我和许友光、何镜庭为筹委会主要成员。我们的具体分工是招收新学员，我和许友光为主考，先后录取的学员有：周桂兰，余国英，任祥梅，，胡翠云，黄江生，汪定甫，王保贵，洪毅元，徐艳鸿，胡记寅，张裕民，朱丽庒，李秀英，刘正平等。
宿松县剧团的成立，在当时是安庆地区县级剧团中最早的一个。剧团成立后第一场开锣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演祝英台，黎承宪先生（后调省团）演梁山伯。演出效果很好，轰动全县。从此属于宿松地方国营单位的宿松黄梅戏剧团诞生了。
我八十五岁寿诞时，我的徒弟胡翠云（已调安庆）和她爱人黎承刚先生送我一副中堂，上书“孚玉新天日初红，梨园兴盛劳杨翁。几经风雨勤桃李，一代名优不老松”。他（她）们都一致认为我为宿松黄梅戏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所以现在每年他们从外地赶回家做清明之机，徒弟周桂兰，胡翠云，黎承刚，黎承旺，刘正平，李秀英，余国英，徐艳鸿，方文珍，陈昆刚等都登门看望我，使我增添了无比的乐趣。同时也证明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在剧团工作期间，我担任业务负责人，我注重因才录用，根据演员的自身条件去配备角色。像周桂兰、余国英适合花旦行、胡翠云聪明好学，演小旦更佳。她刚露头角，便被安庆地区剧团选中。后来成为地区剧团挂牌演员之一。曾赴京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接见和表彰。
后来因新人辈出，女演员增多，我转行长期从事业务工作，也曾试着学写剧本。先后创作了《李三姑》《苏文表借衣》（文南词）《浪子踢球》《人定胜天》等，由于我懂行，创作的剧目，演起来比较方便，当年上演得很不少。
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我成了批斗的对象，并扣上了“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艺术权威”的帽子。从那以后，我被赶下舞台，挥泪离开了我参与创办的宿松黄梅戏剧团。虽是动乱年代，可是徒弟们十几个人还是把我送到了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一幕始终还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得以平反昭雪。因年纪较大，安置在县戏剧团研究所退休。
2001年5月，安徽电视台的《相约花戏楼》节目组导演叶龙和节目主持人们在县文化局及黄梅戏剧院陶淑梅院长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我家采访。后来他们把这次采访的内容拍成专题片除了在省台播放外，还送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播放。
让我开心的是长孙杨奇勇自小受家庭影响，酷爱黄梅戏。高中毕业后进入县剧团继承了我的事业，后来进了再芬剧院，多次赴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在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多次录制了节目，曾于2001年获安庆市青年演员基本功大赛二等奖。现任教于省黄梅戏校。孙子杨奇勇能够成为黄梅戏演员，主要还是得到了他父亲的支持。他父亲从小跟随我在县剧团长大。由于环境的熏陶和影响，非常热爱黄梅戏。早在1961年就被安徽省艺术学校录取，因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缺吃少穿，他妈妈坚决不同意他去合肥上学。因而没能实现他想唱黄梅戏的愿望。如今，他虽然从教育界退休，但仍然热爱黄梅戏，并十分关心儿子在艺术上的成长进步。我的曾孙杨亚晗，才12岁，黄梅戏中的念、唱、做、打，都能来两下，平词、花腔、二行、八板，均可以亮几嗓。这也可以算是我们这一家子与黄梅戏有情有缘吧。当地人都说，我们是黄梅戏世家。而我对此也感到无比欣慰。
为寻乐趣，我不顾年迈，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剧本《词剑缘》，《赖子庙》，虽谈不上精品，但业内人都认为是很不错的作品。
黄梅戏源头之我见
我是黄梅戏老艺人，师承王梓林老前辈。从1934年学艺后在草台戏班干了十八年。当年曾问过师傅我们唱的戏起源于何处？称何剧种？师傅讲“当年师祖方玉珍在外地打铁，学得几出戏后回到宿松组班授徒，并与邻县戏班搭班演戏，剧种叫“采茶戏”，也叫“采茶调”，但也称“怀腔”，在宿松风靡一时。我们与太湖，望江，怀宁，桐城等县的戏班搭班合演都没什么区别，基本上都是定腔，如仙腔，阴司腔，还魂腔，花腔，平调，火功，八版，二行，三行等，特别是道白都讲安庆白，应该说黄梅戏的起源在安庆地区之内，或者说，就在宿松”。但也有人说黄梅戏来源于湖北黄梅县，我认为这一说法极无根据，湖北黄梅的县名“黄梅”只能说是一种巧合。我从开始学唱戏到建立剧团后始终都在舞台，也可以说是黄梅戏传承人之一。解放前我和师傅们与黄梅县艺人也一同演过“采茶戏”，他们的唱腔与我们的唱腔区别太大，他们的唱腔是一种对歌形式，开始一听近似歌剧，尤其是道白不同，我们讲的是安庆道白，他们是他们的地方腔。
在建团史上我们1952年建团，他们到1955年冬季才建团，黄梅县剧团成立时还特邀了我们去参加庆典，接着还派了二十多名学员到我团学习。根据我亲身的经历和了解，黄梅戏确实是安庆地区的文化产物。
结束语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艺人，一生中非常坎坷。我自从剧团回家后，将近半个世纪没露过面，也不愿露面，更不愿回忆自己的往事。人老万事休。不料安庆的老领导、老朋友郑立松先生请我们县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廖理南先生代为找我，所以，我给儿子琼甄讲了自己与黄梅戏有关的一些情况，并让他记录下来。因年龄原因，记忆力衰退，好多东西记不住、记不准。
讲得哆嗦混乱，敬请谅解老朽的不周。
2010年12月19日在马塘杨老国英先生家里，本文记录者在向文章整理者介绍自己听记的情况并回答询问。
整理者注：本文应该说是缘于今年3月19日在安庆参加的由安庆市文化局和《黄梅戏艺术》杂志社举办的《黄梅戏班社到剧团的演进实录》编撰会议。会上，83岁高龄的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郑立松老先生让我回来后打听一下杨国英是否还健在？他讲，自己与杨国英是1951年他带队参加全省老艺人培训班时一起学习的学员。郑老还清楚地记得，杨国英演花旦当时很有名{就在我写作本文时的当下，我打电话告诉郑老，我找到了杨老时，郑老还特高兴。并让我代向其问好。）。从安庆回来后，我没费多少劲，便联系上了杨老国英先生的儿子杨琼甄老师，并告诉了郑老立松先生的大体情况。同时，我还请琼甄老师把他父亲国英先生与黄梅戏的演艺生涯整理出个文字材料。那以后，杨琼甄老师便着手了这项工作。但由于我他事缠身，一直拖到本月8号才第一次亲赴马塘拿到了这分材料。回城后，我把文稿交给了打印社。他们打好后给了我，我仅是“整理”掉了部分与文题关系不密切的内容，就把它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了。该文在博客上发布后，不少网友给予了关注，并提出了不少意见。19号，带着网友们的问题，我再次赶赴马塘，向杨老请教了相关问题，这是第二稿。为了原汁原味地保留杨老国英先生的语言风格，叙事顺序，我尽量地少作、几乎是不作修饰。就是在篇幅上有奇轻奇重的情况，也任其如此。题目为本人所加。（杨国英口述 杨琼甄记录 廖理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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