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剧团生存之道

“在安庆，任何一个可以聚集的地方，都有人拉二胡唱黄梅戏”

冬日里的安庆，菱湖南路程长庚广场上聚集了上千市民。

夕阳下，临街的路边，一生一旦正在对唱，观众席中老的少的站着坐着围了不少，今天的戏码是“《棺木产子》全本”。那小生一身宝蓝，花旦一身朱红，两人描了眼影，涂了腮红。

没有正式的舞台，没有布景，只在地上铺了一圈廉价的红地毯。唱的认真，看的也有兴致。

年届60的刘芙蓉每天都会走半个小时过来看戏，打小她就听着黄梅戏长大，多年来乐此不疲。今年刚满6岁的张辰玥也被妈妈带过来看戏，“在学校里，老师画黄梅戏的脸，红红的，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还弹琴，我们都会跳……”她仰着头说，童音清澈。

在广场的另一角，退了休的史本长和殷明华夫妇正拉着二胡，一板一眼地教戏迷练习《女附马》唱段。史本长16岁第一次在自己工作的玻璃厂广播中听到严凤英的《天仙配》，惊叹“人间好！仙女都爱人间好”，从此曲不离口。69岁的他，如今已是老师级的人物，家住七楼，每天都不厌其烦地把乐谱架和二胡从楼上背下来，来到广场义务教戏。

放眼望去，广场上程长庚塑像的周围，布满十几个“摊”：有演的，有看的，有唱的，有拉的，有帮腔的，有点戏的，好不热闹。“636万安庆人，从上幼儿园开始到生命的尽头，黄梅戏与他们相依相伴。在安庆，任何一个可以聚集的地方，都有人在拉二胡、唱黄梅戏。”安庆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尹思放的这句话道出了黄梅戏生存的真谛。

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神仙姐姐”找市场去了

安庆菱湖南路122号，是“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在一个小巷里，门脸不起眼。

走过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演员，来到二楼演出办公室。房间不大，人来人往，墙上贴着近期演出通告，密集的演出已经排满了2012年第一个月。

再芬剧院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在2005年重组而来，是安庆市两个市级黄梅戏剧团之一，也是全省的一块金色招牌，在全国也有响当当的名声。剧院实行企业化管理，底薪之上，靠绩效工资拉开差距，演完一场后按角色重要程度等项目打分，一分60元，主角由大家轮流出演。

韩再芬到北京去了，她的办公室人去屋空。副院长王萍介绍，市场越来越不容易做，即使韩再芬这样大牌演员挂帅的剧团，也得主动出击、寻找市场。新年刚过，剧团就兵分两路，去往各大城市演出，一路北上北京，另一路去往合肥、芜湖、南京等地。

办公室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了剧院的今昔，还有他们心目中的院长。再芬剧院刚组建时，人均月收入仅有几百元。过去大锅饭剧团积弊多，有的演员耍大牌，排戏时让导演和一干演员等候是常事。韩院长带头破除恶习，让演员们逐渐心齐抱团，就像一棵菜，她是那个“菜心”。副院长王萍说，韩院长在舞台上是光彩夺目的主演，在幕后为剧团跑来演出合同，在台下为身患重症的青年演员筹集善款，还亲自为演员的孩子订生日蛋糕……她几乎无所不做、无所不能，是众人眼中的“神仙姐姐”。“现在大家的心里都很敞亮，剧团每个成员都很开心”。

2011年，再芬剧院共演出120余场，主要市场在安徽省和近邻湖北省、江西省的大中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南京等一二线城市也常去。不过在韩再芬看来，演出多更要注重质量，“韩院长提出要用品牌挂帅，对表演质量要求高，她说每演一场的目的是为了还能有下一场”。

过去我们只知道韩再芬是黄梅戏名演员，现在通过众人描述，她在我们脑海中还是一个有市场眼光、有管理思路的能人，是剧团的核心和灵魂。韩再芬亲自在全国范围寻找新剧本，探索创作有时代感的新戏。为了适应现代市场，剧院可以拿出几十万创作一台新戏。

去年4月，“再芬黄梅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业务涉及“戏之梦”工厂和电影电视等多个产业。韩再芬敏锐地抓住社会传媒形式的变化，尝试将传统戏曲与新兴媒体结合，有这样的领军人物，实为黄梅戏大幸！

走出再芬剧院时，一个身着淡青色戏服的青年演员正在台上练习舞姿，一个转身，极为轻盈。

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千头万头，不要当戏头”

“千头万头，不要当戏头”，刚坐定，就听见望江县黄梅剧团团长陈立的这句感慨。天气很冷，办公室里没舍得开空调，桌椅冰凉，演员围了一圈，跟记者讲话时，嘴里冒着“白气”。

近年来，县级城市群众娱乐方式日益多元，剧团日子难过多了。从办公条件就可以看出来：剧团排戏和办公都在一座小楼的二层上，临街房子租出去当了铺面，楼下理发店的牌子挺显眼。

这个团在2010年9月进行了体制改革，从县剧团变成了有限公司。

“眼看昔日的辉煌随风远去，戏院门庭冷落，生存都成问题，演一场亏一场，除非不演。我们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了，只有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市场，不断演出才能让剧团真正地活下去。”陈立诉说在困境中的思路转变。

经过从多方搜集信息，戏团把目光锁定在了浙江沿海一带：那里经济发达，民间文化底蕴厚实，戏曲演出有市场。

从2003年开始，为了生存，演员们把服装、音响、道具抬上大巴，远赴沿海。“有时候在浙江台州演完一场，当晚就得收台装箱赶260公里的路去金华；有时候睡觉连床板都没有，就铺个毯子睡在地上。想起我的兄弟们，我心里就发梗……”陈立提起这话头时红了鼻子。

除了自己外出闯荡市场，县里每年“送文化下乡”活动也会眷顾他们，由这个团领衔演出，支付一些政策性补贴。

辛苦一年，能赚六七十万，基本能补齐演员的工资，“团里共有48名演职人员，工资由县财政支出60%，剩下的40%要自己挣。演职人员社保的10%也要自己出，社保一年加起来大概在22万到30万左右”。

陈立今年年过五旬，宽宽的额头上已有明显的皱纹，他在剧团干了32年，“1980年我在雷港乡第一次登台，虽然只是在舞台一侧拉二胡，但一看台下上千人，腿都软了”。这些年带着剧团在浙江闯荡，本事大了，那边有人请他过去做经纪人，收入比现在翻几十倍，可是他不舍得离开，“我要是走了，首先是对不起我这帮兄弟们，再说，表演是一种享受。曲子一响，所有的烦恼都忘记了。啷哩个啷嘚……”讲到兴奋处他哼了一段小曲，三十年的舞台情可感可触。

让陈立自豪的是，他这个县剧团还没丢掉老传统，很正规，在表演上有追求，“我们不像草台班子那样乱来，没有编剧，牙板那么一响，看时间没到，把演过的唱段又来一遍。”剧团在努力生存之余也不忘创作新戏，最近创作的《阿珍》还得了“第五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新剧目展演”的“金黄梅奖”。

“十七届六中全会说要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我们总会有一定形式的扶持吧。冬天都到了，温暖的春风就快要拂面，难道不是吗？”陈立的话很动人。

民营百花黄梅戏剧团：感冒了，戏还得唱

望江县雅滩镇古炉村村口，临时用木版和铁架搭了个一米多高的戏台，村里一家老板的儿子满月，请来民营“百花黄梅剧团”为村民们表演。

天气很冷，在临时搭建的舞台后面，一位身穿靛蓝戏服的青衣吸了吸鼻子，准备上台。“感冒了，不打紧”。她叫陈爱枝，家在附近，从20岁开始演旦角，至今已有21年戏龄。

“冬天冷演员穿得少爱感冒，夏天热戏服又太厚重，演员生病晕倒是常事，但戏总得唱。”团长王建华解释。他是专业剧团“老生”行当出身，在县剧团唱过两年。1987年，他所在的剧团不景气，回家自谋出路，在做了4年司机之后，出于对黄梅戏割舍不掉的情感，他开始与人搭班子，走南闯北地演出。

2003年，王建华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回忆起到处谋生的艰辛，身高1米75的汉子立刻红了眼圈，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刚开始他们主要在本地和附近的农村演出，在与望江县毗邻的东至县周边山区唱戏，看看谁家做红白喜事，就唱上一场。解决了生计问题之后，他找亲戚借了20万置办舞台设备，奔湖北、江苏、福建和江西农村寻找新市场。“2009年带团去江西，三天合同六本戏，刚刚结束，突然发洪水，二三十人的剧团被困了十几天，天天下雨，我挨家挨户地去问谁家需要演出，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每天一睁眼，就有二三十人要吃饭。”想起路费还是向信用社借的款，他当时压力巨大。

不过，去年他们剧团的形势很好，毛收入100万。“像我们这样的民营剧团，没有政府补贴，也进不了大城市的剧院，只能在农村四处走走，唱老板包场的戏是主要方式”。说到这里他眉眼舒朗了些许。

“这是我演老生的样子！”他小心翼翼地从西服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用塑料膜封好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勾着脸，穿着戏服，神采奕奕。

这时，锣鼓声大了起来，一身红妆的花旦要登台；戏台下，是数百名伸长了脖子向台上张望的村民，他们正看得聚精会神。

民营长江黄梅戏剧团：马不停蹄，一年得演十个月

在百花剧团唱戏的当儿，长江黄梅戏剧团的团长王良杰也来了，与记者在离台口四五米的一个村民家里聊了起来。

长江剧团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王良杰气色不错。他的团是安徽省首届百佳剧团之一，有名声，有合同，也赚了点钱。他养活着40余号人，居然能演80台保留剧目。2011年演了550场，主要的市场在浙江温州、台州和福建福鼎一带，那边经济好，每场能给8000元到1万元。但是也很辛苦，一般“转点”要走100多公里，当晚9点半演完戏，得赶紧把服装、道具、音响装车走人，第二天凌晨三点到达下一个演出点，睡上一觉下午一点多开始演出。演出季节天天如此，去年150万就是这样挣出来的。

长江剧团连续七年都在温州一带拿到了演出合同，之所以能在当地站住脚，王良杰说，“全凭的是信誉！有一次从温州坦头垟村转到台州，正是七月下旬，赶上台风，倾盆大雨，大车进不了村，为了赶演出，我们搬着80多个箱子、趟了200多米大水走过去。那里人见我们按时到达十分感动，之前还以为我们来不了了。”

王良杰有一肚子话要说，似乎想把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全都倒出来。“现在民营剧团多，演员苦，没人愿意干，为了缩减成本，我们招的都是省黄梅戏学校快要毕业的实习生，过去工资1200元，现在涨到1500，他们挺高兴，练习的机会多呀！”

民营剧团养不起闲人，所有的人都是多面手，王良杰自己就集演员、编剧、导演、乐手于一身。他写过9个本子，都是历史剧。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儿媳也都在团里当演员。民营剧团团长可没有“领导待遇”，“装车装台，都要干在前头，坐在中巴上，好座位都得让给别人”。

王良杰如今熬出来了，不是刚开张时借几十万没有演出还得发工资的阶段了。但是他说，剧团停不起，每年只能在六月和腊月休息，其余十个月都得演，因为温州一带市场竞争激烈，京剧、越剧、河北梆子、评剧、豫剧等许多剧团在那里争地盘。

采访后记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院长刘东胜说了一句话：“本来市剧团是老虎，自个吃得又白又胖，把它圈养起来，兽性就没了，现在突然放手要让它重回山林……”言下之意是现在剧团能否活得下去，活得好不好，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就像他们的先人，发端于民间的地方戏曲剧团，又要重新去跑码头、找戏演了。不论是名家领衔的市级剧团、抑或是享受政府支持的县剧团，还是活跃在最基层的流动“戏班”，他们都在最大限度地找寻着各自的生存之道。在安庆地区采访时，我们深深体会到剧团从业人员的艰辛。适者生存，这大概就是市场经济的特质吧！但无论如何，只要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安康，市场就会变得更为广阔。

文化本就是这样生长壮大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