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栖与新中国黄梅戏的创新发展

桂林栖（1913—1971）湖北省黄梅县杉木乡桂畈村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地下交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黄梅县委书记、鄂皖边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兼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庐江县委书记，巢湖县委书记，湖东县委书记，巢（湖）芜（湖）庐（江）中心县委书记兼白湖独立团政治委员，湖东独立团政治委员，皖中地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皖西工委书记兼皖西人民自卫军政治委员，安庆市军管会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安庆地委书记，安庆军分区政治委员，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兼任安徽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因积极主张和推行“责任田”（即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后发展为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不幸于1971年8月28日病逝，终年58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名誉。

60年前，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的优美旋律，让黄梅戏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最靓丽的文化艺术品牌和最具标志性的戏曲剧种，成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奇葩。

2013年 8月9日,由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桂林栖》一书，在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首发，原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在该书序言中说：“在文化工作方面，桂林栖同志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支持、推动黄梅戏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艺术迎来了奇葩绽放的春天，可以说这也是当时的安徽省委高度重视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黄梅戏故乡，桂林栖同志对黄梅戏有一份独特的感情……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黄梅戏改革工作取得了双丰收，既培养造就了一批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和青年接班人，又在黄梅戏的剧目、唱腔、舞美、导演等方面全面革新，实现了黄梅戏由‘三打七唱’向‘弦乐伴奏’的跨越式发展。今天的黄梅戏富于泥土气息，流畅优美，质朴细腻，蜚声中外，成为我国有代表性的生机勃勃的地方剧种，实在应该感谢安徽省委以及桂林栖同志的倾心付出。”
2008年12月，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名誉会长、著名黄梅戏音乐家、《天仙配》与《女驸马》的作曲时白林，在接受《中国艺术报》记者专访时亦感言：“从历史来看，黄梅戏的发展与安徽省历届党政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50年代没有曾希圣、桂林栖的关怀和重视，就不会有今天的黄梅戏。”原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和被中国戏曲界誉为“黄梅戏泰斗”的时白林，对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作出这样的评价，充分说明桂林栖为新中国黄梅戏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桂林栖在学生时代就受“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并在黄梅县早期共产党员吴致民、邓雅声等人的教育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青年团，先后任过儿童团大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赤卫队员、地下交通员。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转移到汉口。抗日战争初期，受董必武委派回黄梅县恢复党的组织，组建了中共黄梅临时县委，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任中共黄梅县委书记、鄂皖边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兼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1939年调皖中开辟抗日根据地，并在那里战斗到迎接新中国成立。桂林栖自1939年至1965年一直在安徽省工作，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把青春和热血都倾注在江淮大地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深受皖中、皖西老百姓的爱戴。

桂林栖不仅是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更是建国后黄梅戏艺术创新的奠基人之一。黄梅戏发源于桂林栖的故乡湖北黄梅县，早于唐代时期，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至明代中叶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清康乾年间黄梅县戏风更盛，并开始向周边毗邻地区辐射。由于历史与地域渊源，黄梅戏近代在安庆地区相当流行，深受当地人民群众欢迎。在桂林栖分管文艺工作期间，安徽省的文艺成就令全国瞩目，而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推动黄梅戏唱遍全国，唱响神州。他从小生长在黄梅戏故乡，邻村有黄梅县知名的黄梅戏班，经常到他的村子里演出，对黄梅戏有浓厚的感情。建国前，桂畈村遗留的明清建筑群，不少大户人家民居都建有家族古戏楼，有唱黄梅戏、学黄梅戏、传黄梅戏的习俗。现保存完好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乐村古戏楼，就是清乾隆二十年桂氏家族的先人桂朋兰兴建的。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在湖北还是在安徽，桂林栖曾运用黄梅戏艺术形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对黄梅戏艺术和黄梅戏艺人有很深厚的感情。

解放初的安庆是安徽省省会，他作为军管会主任、安庆地委书记，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早在进城前的194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社论，为解放后的“旧剧改革”工作制定了基本方针。对中国当代史略有研究的学者都十分清楚，《人民日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独立媒体，拥有如同政府法令一样的影响力。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安庆，黄梅戏艺术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城的第二天，桂林栖便派人把流落在安庆周边的黄梅戏艺人请到安庆，从此，结束了他们浪迹江湖、苦海卖艺的生涯，迎来了黄梅戏艺术的第一个春天。 当晚，黄梅戏艺人们在民众剧场演出，庆祝安庆解放，一时轰动了全城。当时正在桐城县唱戏的黄梅戏名艺人潘泽海、潘璟琍父女就是这次接回安庆的，后来潘璟琍成为黄梅戏堪与严凤英、王少舫相提并论的一代宗师、德艺双馨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1950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同年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桂林栖遵照政务院“爱护和尊重”、“团结和教育”、“争取和改造”的指示精神，上任伊始，就开始着手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积极推行“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改革运动。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1949年12月18日，安庆市戏剧协会成立。流散到各地的黄梅戏艺人陆续返回安庆，根据自愿结合的原则，成立了两个集体性质的剧团。一个是以严凤英为首的胜利剧团，一个是潘璟琍所在的民众剧团，著名的演员有：丁永泉、王少舫、潘泽海等。1950年两个剧团联合参加华东会演，演出《路遇》、《打猪草》、《兰桥会》和《柳树井》。桂林栖非常关心黄梅戏艺人，明确要求要保障其基本生活，这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根植于民众之中、发源于湖北黄梅、成形于明朝中叶、发展于安庆地区的黄梅之花，久经风雨霜雪的摧残，终于喜逢甘露，获得新生。

1951年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地收集、记录、刊行地方戏、民间小戏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改人、改戏、改制的任务进一步明确。遵照政务院“爱护和尊重”、“团结和教育”、“争取和改造”的指示精神，桂林栖开始着手贯彻双百花齐放方针，积极推行“三改”（即“改人、改戏、改制”）戏曲改革运动。1952年2月，桂林栖调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同年8月，他亲自主持在合肥举办“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精神。来自全省的黄梅戏、庐剧、泗洲戏、梆子戏、花鼓戏、徽剧、京剧、越剧、话剧、曲艺等剧种的演员代表及各地、市、县的戏改干部计500人参与学习，历时47天。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在“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上，曾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旧社会对黄梅戏艺人的残酷迫害，她说：“生来不是奴才命，如何见人矮三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解放前苦难的经历使黄梅戏艺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从而也激发了他们积蓄已久的艺术创造热情。通过转变作风、深入生活、坚持探索，完成了把民间艺人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的这一改造历程，使黄梅戏艺人从拥有一定程度自主选择权的个体活动者，变成了由国家人事部门统一管理的组织体系中的一员，最终实现了从民间艺人思想观念、组织制度直到生活形式上都趋于“国有化”的改造目标。

训练班结束后，华东区文化部邀请黄梅戏访沪演出。当时省黄梅剧团尚未成立，在桂林栖的领导和安排下，由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组织了一个联合赴沪演出团。这次演出，得到华东局和上海市有关领导与当地文艺界的重视，被安排在闹市区中的“大众剧院”（原“黄金舞台”）演出。首场便轰动了华东区和上海文艺界，给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小女子本姓陶，呀子依子呀”的流畅曲调，一时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梅兰芳、夏衍、周信芳、盖叫天等戏剧界著名人士都观看了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把安徽赴沪演出团邀请到上海音乐学院联欢演出。中国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上海的《解放日报》、《大公报》、《文化报》、《新闻报》等报对这次演出做了大量的报道，贺绿汀、张拓、卫明、程芷等著名音乐家、导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纷纷发表文章，充分肯定了黄梅戏艺术在剧种的生命力、传统剧目的整理、演出现代戏的尝试、演员的表演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希望要重视剧目建设，更好地发挥新文艺工作者在黄梅戏改革中的作用。并在盛赞黄梅戏的文章中提到：“我认为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上海的戏曲音乐工作者，应该重视泗州戏与黄梅戏在上海的演出。他们来自大自然的农村，他们是在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演出，无论是音乐、戏剧、舞蹈都淳朴、健康，但是又很丰富、活泼、生动。在他们的演出中，我仿佛闻到农村中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

黄梅戏轰动上海的消息传到安徽后，立即引起省委的重视。当演出团回到安徽，在合肥进行汇报演出后，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委托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在省委设宴招待赴沪演出的全体演职员。黄梅戏赴沪演出团回到安庆时，正值安庆地委召开县市领导干部会议。与会领导听取了黄梅戏在上海演出的盛况汇报，观看了汇报演出，纷纷表示要加强对黄梅戏的领导。此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安庆地区所属各县先后都成立了黄梅戏剧团，原有职业黄梅戏剧团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随后安徽省各地相继成立黄梅戏剧团。1956年，全省专业剧团发展到134个，大小剧场134个，文艺工作者6900余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艺队伍，为黄梅戏的传承、创新、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1953年，安徽省委决定组建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具体工作由桂林栖主持，方案则由安徽省文化局负责人杨杰制订和执行。杨杰1952年夏季从部队转业到了安徽省文化局，是第一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长，在桂林栖直接领导下进行建立黄梅戏剧团的具体工作。当时面临剧种如何定名问题，因为黄梅戏传统剧目、伴奏形式、唱腔念白、表演习俗等基本一致，在湖北称为“采茶戏”，在安徽称为“黄梅调”，在江西则称为“黄梅腔”，近代鄂赣皖三省民间艺人都能相互搭班、同台献艺、教场授徒。桂林栖尊重黄梅戏的艺术特点和发展规律，以创新 发展的胸怀，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去掉“采茶戏”的“采茶”二字，去掉“黄梅调”的“调”字，两名合二为一，就叫黄梅戏！黄梅人为黄梅戏定名，一时传为佳话，为黄梅戏唱响大江南北，注入了全新的发展活力，规划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时，从部队和地方调入了一大批黄梅戏的优秀人才和有志于献身黄梅戏事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创作和演出队伍（1988年扩建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著名演员和主创人员，就是在省委和他的关心下，先后调入省黄梅戏剧团。1954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再度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了《天仙配》、《砂子岗》、《打猪草》三出戏，再次获得成功。《天仙配》获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员奖、导演奖和音乐演员奖；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获演员一等奖。1955年,电影《天仙配》与全国观众见面,严凤英、王少舫名扬五湖四海,成了国内外家喻户晓的人物。黄梅戏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完美结合，为黄梅戏艺术的传播拓展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从此出现了天南地北唱黄梅，五洲四海赞黄梅的崭新局面。

桂林栖于1955年3月调任安徽省副省长，1956年7月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均是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黄梅戏改革工作既注意发掘整理传统剧目又注意现代戏移植改编上演，既做好新文艺工作者和老艺人的团结合作又积极培养年轻演员，既造就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王兆乾、陆洪非、时白林等表演艺术家、理论家又新培养了一批青年接班人。黄梅戏在剧目、唱腔、表演、舞美、编剧、导演等方面实行全方位改革创新，将黄梅戏传统剧目《天仙配》、《女驸马》（原名《双救举》）改编后，搬上舞台、银幕，实现了黄梅戏由“三打七唱”走向“弦乐伴奏”跨越式发展，造就了严凤英、王少舫等一批为黄梅戏作出卓越贡献的表演艺术家。1958年在黄梅戏演员训练班基础上，逐步发展成安徽省黄梅戏学校，培养出了大批黄梅戏的优秀人才。桂林栖作为主管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为推动黄梅戏的大发展、大提高、大普及，使流行在鄂赣皖毗邻地区的这一地方小戏，一跃为全国剧坛“五朵金花”之一，进而蜚声中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地方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梅戏的发展，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受到高度的肯定和赞扬。1953年初冬，朱德来安徽观看了黄梅戏《天仙配》，赞口不绝，说：“严凤英演得好，唱得好听，这个演员很有前途，你们要注意政策，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现在是舞台的主人，不再是旧社会恶霸老板压迫下的戏子，要他们敢于创新，改革旧戏中有毒之处。”1958年，毛泽东在张治中和罗瑞卿陪同下，首次来安徽视察，两次观看了黄梅戏演出。当时，曾希圣、桂林栖陪同毛泽东看黄梅戏《打金枝》。当看到郭子仪捆绑了自己和儿子，赴皇帝面前请罪，皇帝不仅没将郭氏父子问罪，反而十分宽容，还批评自己的女儿，又批评皇后对女儿的偏心时，毛泽东评论：“历代开国皇帝，从不杀有功之臣。”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严凤英和地方戏曲。他说：“我喜欢家乡湖南花鼓戏，黄梅戏更好听，严风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之后，彭德怀、叶剑英、贺龙、聂荣臻、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来安徽视察，他们都看过严凤英演出的黄梅戏。李克农和张治中是安徽人，都非常喜爱黄梅戏。1955年，李克农回安徽看了黄梅戏，1958年和1964年张治中两次回安徽观看了黄梅戏。在他们支持下，黄梅戏进北京被安排在怀仁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黄梅戏和庐剧的演出，严凤英、王少舫、丁玉兰都作了出色的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安徽省的黄梅戏改革、创新，在桂林栖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成功，桂林栖对家乡湖北黄梅戏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1956年以前，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的黄梅戏都是沿袭“三打七唱”的传统艺术形式，同时进行唱腔改革，试配管弦器伴奏。湖北黄梅戏唱腔改革是从1956年开始的。湖北省艺术学院委派王民基、章翎、史新民等5位老师及3名学生组成工作组到黄梅县，根据湖北黄梅戏声腔记谱，首次配上管弦乐器，改革湖北黄梅戏唱腔，在全县普及上演，从而开创了湖北黄梅戏的新局面。同年11月，试用管弦乐器伴奏的黄梅采茶戏《过界岭》，参加了湖北省首届戏曲会演大会，1958年4月5日，在武昌洪山礼堂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演出。随后，还用管弦乐器伴唱了《送香茶》及移植的江西采茶戏《三代》、曲剧《红楼梦》等，为湖北黄梅戏发展到管弦乐器伴奏阶段，发挥了开创性作用。后来根据上级全面演唱安徽改革成功的黄梅戏，管弦乐器伴奏的湖北黄梅戏即告终止。

1959年4月，时任黄梅县黄梅戏剧团党支部书记桂遇秋，专程去合肥向本家叔祖父、时任安徽省委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汇报了家乡黄梅戏发展情况，提出了派学员到安徽学习的要求。同年7月，在桂林栖的亲切关怀和安徽省文化部门、艺术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桂遇秋带领易春华、吕金姣等22名新招收的学员，赴安徽省艺术学校培训。一年后，这批学员学成归来，成为此后20年间，一直活跃在黄梅县黄梅戏舞台上的一支骨干力量。自1959年以来，黄梅县先后7次选送新苗到安徽学习深造，仅1981年后，就选送60多名演员、学员到安庆黄梅戏学校进修。他们为创新黄梅戏艺术，丰富城乡文化生活，满足群众对戏曲演出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1962年11月，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根据主管文化工作的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的意见，由团长蓝天（后任安徽省文化厅长）率领云集合肥的黄梅戏名家及全体演职员，首次光临黄梅戏发源地黄梅县访问演出 10天。他们当中有国家一级剧作家、《天仙配》与《女驸马》的改编者陆洪非，国家一级戏曲音乐、《天仙配》与《女驸马》的作曲者时白林，《罗帕记》的整理改编者之一、国家一级导演乔志良，华东区、安徽省戏曲汇演大会一等奖得主王少舫，华东区二等奖、安徽省戏曲汇演大会一等奖得主张云风及《天仙配》、《女驸马》的主要演员丁紫臣、王少梅、王毓琴、许自友、丁俊美等。演出期间，安徽省的艺术家们走访了黄梅县的黄梅戏艺人，录制了部分采茶戏和民歌唱腔，开展了学术交流。这次活动代表了当时黄梅戏的最高水平，增进了湖北与安徽黄梅戏艺术界的友谊，密切了相互学习的关系，促进了黄梅戏在湖北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

（此文首发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桂林栖》）

（作者系黄梅人，桂林栖玄侄孙、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