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本业

汪曾祺作为自成一格的著名作家，以其风俗画式的小说和貌淡实浓的散文，载入当代中国文学史册。但他并不是专业作家，其职业为编剧。
1962年1月至1997年5月，汪曾祺一直在北京京剧院（原为北京京剧团）工作、生活，为该院资深编剧。据不完全统计，他参与创作了10多部剧本，主要有《沙家浜》（改编）、《王昭君》、《小翠》、《山城旭日》、《草原烽火》、《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擂鼓战金山》、《裘盛戎》、《一捧血》、《大劈棺》等。
1958年，汪曾祺被补差成“右派”，在张家口劳动改造两年后，摘掉了“帽子”，但原单位不愿意接受。他在西南联大同学杨毓珉的鼎力帮助下，1962年1月到北京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汪曾祺幼受庭训，饱读诗书；开明的父亲，曾教他学唱须生、青衣，虽说不上金声玉振，倒也其乐融融。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深受沈从文、闻一多等名师的熏陶，腹笥甚丰，而且他还是学校曲社中的活跃分子，深夜吹箫，散淡自守，他在曹禺的《家》中扮演的老更夫，在几十年后仍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他出版了《邂逅集》（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新中国成立后，喜爱戏剧的他创作了《范进中举》，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初步显露了其戏剧创作之才。显然，无论是其家学渊源，还是其学习、工作背景，抑或其工画喜花的雅趣，为其作好编剧工作，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他在改编沪剧《沙家浜》时，其深厚积淀得以喷发，以其精湛的、独具韵味的语言，写出了“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等唱词，风靡全国。这自然引起了自称“文艺哨兵”的江青的关注，《沙家浜》成了“样板戏”，汪曾祺也颇受她的器重，不仅赠他《毛泽东选集》，还让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轰动一时。由于有“右派”的“前科”，汪曾祺如履薄冰，依然是书生本色。他晚年说：“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下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汪曾祺因参与改编“样板戏”，在单位被贴了大字报，并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让他交待与江青、于会泳等的关系。因他与江青等仅属工作关系，虽检讨材料写了十多万字，但无实质性内容，就这样被“挂”了两年多。此时他的情绪跌入谷底，喝酒骂人，画怪里怪气的画，甚至扬言要剁指明志……关心他的同学朱德熙、李荣，将他的情况反映给了胡乔木，胡乔木提出将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还给有关部门写了条子。但汪曾祺觉得自己长期搞创作，改行作研究工作似乎晚了些，尤其是北京京剧团是个松散、自由的单位，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一直工作到离休。
在老友林斤澜等的催促下，60岁的汪曾祺完成编剧工作之外，重操旧业，开始写小说，1981年刊发的《受戒》、《大淖记事》，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以至于有人感叹，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从此，以其家乡江苏高邮为背景的精美篇什，在读者中掀起了阵阵涟漪，其文学位次得以奠定。
汪曾祺的剧作，在其作品中的比重虽不高，但其贡献不应被遗忘。与其初尝似水、再品是酒的小说、散文等一样，是一笔不可小视的精神财富。而其剧本创作生涯，对其精神旅途打下了深且多的烙印，酸甜苦辣交融在一起。

（摘自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