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少不一定是羞耻。因为有些人处于社会底层，受生活环境限制，没有条件买书、读书、写书，只能凭借“简单劳动”服务于社会。但不读书一旦跟财富与地位联姻，那就可能成为一种羞耻。比如一位大款一心挣大钱，不爱读书，我们就会嘲笑他“穷得只剩下了金钱”；如果一位官员不爱读书，凡事依赖秘书，甚至连秘书拟好的发言稿都读窜行了，我们也会怀疑他“阔得只剩下了权力”。
山西长治有一位读书人，也是写书人，名叫段爱民。在古代，他也许不算官，只是吏。但在当下，他好歹也曾经是一位地方官员。当官的人都很忙，白天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下达各种各样的指示，晚上也难免有各式各样的公务或私务应酬；只要不整天围着酒杯转、牌桌转、裙子转，年终考核总会评上合格，怎能再苛求他们夤夜读书或拂晓写作呢？
但段爱民为了在喧嚣浮躁的尘世管住自己的心，工作之余酷爱在书店散步，在书房散步，在书中散步，让“心魂”与“书魂”沟通交流。这种生活，也就是哲学家周国平所推崇的“心智生活”。“心”指“心灵”，“智”指“智力”。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非功利的精神生活，读书和写作成为了他攀登心灵殿堂的云梯。他读出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也写出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读书之人不一定写书，但写书之人非读书不可。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把读书和写书之间的关系描绘得很形象：
蚕食桑而吐丝，蜂采花而酿蜜。
牛吃草而出奶， 树吸壤而生漆。
破其卷而取神，吮其精而去粕。
融宇宙之万有，凭呕心之创作。
我想，这也就是段爱民的追求。
我是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读书有功利性，习惯于带着课题来读书，因此必然对专业领域内的书比较熟悉，而对专业之外的书却相当陌生。段爱民则不同。他挥动着“好奇心”与“求知欲”这两条胳膊，恣意在书籍的海洋里遨游，随遇而读，随喜而乐。鲁迅1927年1月26日乘海轮由厦门到广州时，曾描写了月光映照下的海面：“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上去彷彿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段爱民在书海中领略的风光，除了有月夜般的静谧之外，还有阳光下的喧腾，乃至暴风雨中的呼啸，真是风光无限，叹为观止！
读者翻开《读书小语》一书，首先会惊叹于作者涉猎范围的广博，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文学艺术，从中国到外国，从古代到当代，凡是能照亮心灵的书籍，他几乎都感兴趣。他时而请出尼采、柏拉图、伏尔泰、黑格尔跟我们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时而请出现当代的南怀瑾跟我们谈国学，李泽厚跟我们谈哲学，茅于轼跟我们谈经济；时而带我们欣赏黄宾虹的绘画，时而带我们欣赏林散之的书法……他甚至还刻苦攻读了一些宗教类的书籍。他的藏书中，竟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床头书《荒漠甘泉》。号称“印度圣书”的《奥义书》，是我的同乡前辈徐梵澄先生翻译的，我没有胆量涉猎，却也进入了段爱民的视野。阅读《读书小语》，确如段爱民所言：“书中散步遛心，一路风景，一路甜蜜，一路文采风流。”
德国哲人叔本华在《阅读与书籍》一文中说，如果我们阅读时只是重复该书作者的思维过程，就会逐渐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正如一个老是骑马的人，最后忘记怎么走路一样。很多学者正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把自己读蠢了。”（《叔本华散文》，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段爱民也反对把脑袋当成别人的椅垫。他十分欣赏尼采的格言：“幸福是在孤独的思索中。”他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的过程，经常被自己的思绪炙烤着，使自己安静不得，忍耐不住，于是灵感借助于随笔小品的形式喷发出来；铢积寸累，就成了他一部接一部的文集。随笔小品虽然篇幅不大，但恰如段爱民所说是“思屑随地”，学术价值不一定低于那些峨冠博带的论文和高头讲章的文字。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篇》，不就是类似于小品随笔的“笔记体”吗？
《读书小品》一书，有不少篇体现了学者的渊博与哲人的睿智，很多文字堪称隽言锦句，比如“没有倾诉，世界就变成了沙漠”（《倾诉》）。“敬佩不是迷信，而是对太阳的感谢”（《敬佩经典》）。“容人之量对于天才，就像空气对于生命”（《天才的生存》）。“周作人也是天才，但是个懦弱的天才”（《景物》）。“我憎恨重复，但并不等于否认重复的艺术”（《死中求生》）。“静是无上的境界，也是无边的境界”（《敬佩简洁》）。“心是通天的桥，书则是架桥的砖石”（《认距量心》）。“只要将智慧撒向天空，就完成了动物向人的过渡”（《读大天空》）。“眼睛是观察的心灵，读书是心灵的游泳”（《背景相似》）……还有不少篇什堪称学术美文，如《没有假如的人世》《景物》《散的艺术》……都达到了文采斐然、师心独见的水平。
段爱民在《读书小语》中有几处提到，也有读者反映他的某些文章看不大懂。我认为，对于这种意见要做具体分析。
鲁迅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写道：“新主义的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鲁迅在这里讲的是五四时期“新主义”的宣传者跟国循守旧的国民之间的隔膜，但同时也道出了一个文艺欣赏领域的重要原理，那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要产生共鸣，读者必须具备欣赏作品的某些必备条件。读者的知识缺陷是可以弥补的，但在阅读过程中首先要有不图轻松的精神。作家王蒙说：“阅读，过分轻松是危险的信号。”无论读段爱民的书，抑或读其它作者的书，只要有阅读价值，我们都应该以顽强刻苦的精神攻坚克难，而不应该在难点面前望而却步。
不过，在作者的一面，似乎也有应该深思的地方。如果作者仅仅把文章视为“心灵的独白”，只在乎直抒胸臆，不在乎读者能否接受，那尽可以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如果把文章视为“心灵的倾诉”，那自然还应该顾及倾听者的感受，从而使自己倾诉成为“有效倾诉”，与倾诉听者形成交流。追求深刻，崇尚简洁，这自然没错。但行文不宜跳跃性太大。如《幸福的作面》一文，先谈尼采的观点：幸福是在孤独的思索中；马上转到《文化名人有话说》这本书。像我这种未曾接触此书的读者，就不知道此书思考问题究竟如何“大气”。接着又谈《正在消逝的地理》，只有两行文字，也不知此书作者是如何在孤独中思索。接着再从古代的庄子过渡到当代的张五常。如果读者对这张五常也不熟悉，怎能跟得上作者的思绪？作者在阅读中时有感悟，如“诗人灵魂都是湿润的”，这是为了反驳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这位哲人认为“干燥心灵魂才优秀”。作者虽然也引用了屈原、苏东坡、毛泽东一些与水有关的诗文，但读者也不一定就能明白为什么诗人的灵魂都“湿润”。如果作者能对上述论点稍加展开，那读者必将有更多的获益。《读书小语》一书赞扬蒙田的随笔“象哲学家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赞扬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举重若轻”；赞扬杨振宁能用通俗、简洁、优美的语言谈深奥晦涩的科学。从他们的写作方法中，写作者都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今天是癸巳年的立秋日，但首善之区仍然是热浪滚滚，湿度有时也高得吓人。段爱民曾把读好书比喻为“望云求雨”。我就是在这种祈盼中读完了他的《读书小语》一书，并在仓促中写出了以上心得。不妥之处，盼作者和读者们海涵！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