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大赛早已落下了帷幕。此次大赛所显示的票友的实力是毋须赘言的。有人说它的水平超过了第一届,我也赞同这种评价,但在激赏之余,也引发出笔者的一些思考。这些问题不在演唱水平本身,而在于与京剧相关的一些观点。换言之,这些问题不完全是看过大赛后才产生的,而是沉淀了许久的一些想法,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 关于从京剧学习历史的问题

京剧票友大赛进行期间,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宣讲:看京剧不仅可以观赏到艺术,而且能够从中学到活的历史。其实,专家们和举办方面(包括电视台)倒是应该用此机会向普通观众讲清楚:京剧中有的剧目基本上与史实相符;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则与史实有距离;还有的基本上或完全属于杜撰。因此,不能说京剧所表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就是历史教科书,或有意无意地引导观众看京剧就是学习历史的好方法。否则,尽管出于好心,效果却不尽好,有时还容易产生误导。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如当前在京剧舞台上常演的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包括《别窑》、《武家坡》、《大登殿》等剧目)就不见于史载。唐代确有一位大将军薛仁贵,为山西河津人,可能住寒窑,于是有了京剧剧目《汾河湾》。但一字之差的薛平贵,加上情节大致相似的《武家坡》,便使人极易想到是由薛仁贵那里引伸而来。如是,演来演去,真仁贵倒被假平贵盖过了,如今舞台上《武家坡》的上演率已大大超过了《汾河湾》。这倒没什么奇怪,艺术嘛,自然选择是它的规律之一,但如认为看京剧就自然学了历史却大谬不然。还有更“绝”的,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剧目中,情节、结局竟至迥异,如《上天台》和《打金砖》,都是演绎东汉开创皇帝刘秀的故事,前者对功臣宽仁保护,后者几乎对功臣杀戮净尽。根据史实,刘秀基本上没有“卸磨杀驴”之举,没有仿效他的西汉先祖刘邦和吕后的故伎。如果依看京剧学历史之说,相信《打金砖》之所示,那不是满拧了吗?
有的京剧中故事虽有一定史实之依据,但在很大程度上为民间传说或小说戏曲所渲染,与史实已有很大距离。如近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就是。不错,历史上确有杨业(杨继业)、杨延昭、杨文广等人物,杨业为北宋初年名将,杨延昭镇守北宋北方边关多年,杨文广也曾北战南征,均有所建树。但从总体上讲,北宋王朝面对契丹(辽)、西夏等“边患”是穷于应付的。且不说常有败绩,纵有胜时也是以求和屈辱处之。纵有杨业父子的忠勇,也难以改变势蹙的局面。但多年来我看杨家将戏时总有这样一个不无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迭遭损折,父、子、孙殉难,另一方面只要重振旗鼓,由佘太君或穆桂英等挂帅,便可一战而胜,班师还朝。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外敌从此一蹶不振,可以共享太平了。其实这往往是民间传说和戏曲传统表现法(尤其是汉民族民间传说的传统)。这里且不说最具实力、无往而不胜的巾帼英雄和帅才穆桂英并不见于史传,就是一再表现的辉煌战绩也多属为适应人们向往胜利与光明的心理而设置。作为鼓舞人心、平衡观众心理固然有其必要,但距史实真相太远客观上造成虚构性胜局则又具潜在的负面效果。这种负面效果就是将胜利与光明建立在想像之中,回避面对更惨烈的现实,这样既不可能如上述人们所说的真正地了解历史,且减弱了它的悲剧效果。这也难怪,从我们民族心理上说,人们更愿意接受“大团圆”、皆大欢喜的结局。
作为民间传说和戏曲,人们完全有权利根据一定的意愿和价值观去适当处理历史材料,加以虚构某些情节和人物,但不必说也不必要求说这就是严格的历史,否则,更无助于观众去正确认识历史,也无助于更好地去欣赏艺术。如果更扩大开来,就连取材于“七分历史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小说改编而成的“三国戏”,也不必有意无意使观众完全确信这就是历史。何况,剧目中的许多情节是属于艺术加工需要而虚构或部分虚构,就连人们最熟悉的人物形象亦大可不必完全视为历史的实况。譬如东吴的周都督在京剧舞台上自始至终都是小生行当扮演。当然周瑜死时才36岁,以今日的标准尚属青年,由小生扮演始终还说得过去;而诸葛亮除“文革”前新创的剧目《初出茅庐》为小生扮演外,传统剧目中均为须生扮演。其实周瑜是年长于诸葛亮的。这完全是由不同人物的性格气质和艺术处理的需要而如此,不必以历史的实况而苛求“真实”。另如吕布,在京剧舞台上也始终是以小生扮演,而至少是与他年龄相仿佛的刘备则一直是“老生”。吕布生年不详,卒年为公元198年,时刘备37岁,估计吕布也不会小于此。其原因同样出于人们(包括编创剧目者)的感觉和艺术处理的需要,又何必拘泥于真实!
方方面面,举不胜举,一句话,京剧总归是艺术,而不是历史,纵是脱胎于历史故事,也大都不受严格的史实所局限。我倒是有个相反的想法:对一般观众和京剧爱好者谈京剧,介绍京剧艺术,没必要尽量往历史上靠,还是侧重于京剧艺术的内涵。在这方面,京剧没有错,它还是按照艺术规律丰富发展起来的。如果适当地讲它可以对某些历史事实产生一定的参照作用,这没问题,却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它就是活的历史,更不是历史教科书。

二、关于从京剧接受道德教育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上述有联系,但又有所不同。问题的提出,也是在看票友大赛的同时,现场屏幕上的文字说京剧对今天进行道德教育也很有作用,强调了它的现实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不宜简单地回答对或是错,“是”还是“不是”,只能是有分析地看。
不错,京剧中的不少剧目,的确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传统道德中的某些美丑标准和爱憎感情。有些在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对爱国、民族气节的弘扬,对正直、善良的肯定;对受欺凌、遭诬陷的小人物的同情;对残暴不仁、欺压良善的恶人的鞭挞,对奸佞卑劣人物的揶揄与嘲弄以及对纯真爱情的维护和对嫌贫爱富行径的批判等等,这无疑是京剧剧目中那部分民主主义和道德准则的精华,是无论到任何时代都不能被完全磨灭的光辉。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而还可以说,从总体上说,京剧剧目的思想道德内涵中消极的东西还是不小的。这本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传统京剧的剧目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听到有人把京剧道德教育作用说得那么大,那么缺乏应有的分析,就没有旧事重提的必要。在解放初期的京剧改革中,对那些消极的部分一般是称为糟粕的,今天我只想说它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不可能不带有当时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
那么,这些局限性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认为,首先是对封建等级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帝王思想在诸多情况下是采取认同乃至尊崇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可以目前演得正火的一些剧目说明。如纯属虚构(不见于史载的剧目)的剧目《大登殿》,薛平贵自西凉国回来,本来有所责怨,苦等了他18年的王宝钏当确证他在那边坐了“银安殿”而现在又登大宝,便心悦诚服地行了大礼。薛平贵彻底翻身和完全雪耻的标志也正于此——最体面和最受推崇的就是身为君王。当他赦免了他的岳父,连本是有气节的王三姐也欢庆地唱道:“不斩头来还封官。”所有的是非曲直、恩恩怨怨都在陪王伴驾、山呼龙恩中一了百了。另一出翻身雪耻戏《打龙袍》里的李后,在栖居破瓦寒窑多年一旦遇到清官老包,立马就尊驾如仪,高居上座;见到群臣,也便毫不客气地吆五喝六,何等威风!金车玉辇尚未抵达皇宫,已在思谋这样晋升有功诸官了。言至此,人们可能说那个时代的情形本来就是这样,不错。问题是当时的编剧者无疑是以认同、赏赞乃至钦羡的态度来表现的。幸而今天的演员和观众多半是以“过去事”和“平常心”来看待的;假如真要从中不加分析地“吸取营养”的话,不知又将如何? 再者,京剧剧目中有的不仅凛遵君王,甚至还不遗余力地赞赏它的各种特权,为此不惜造就君王对民间女性的戏弄。最典型的如《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说的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出京巡游大同宣府一带,一日“驾幸”一小店遇民女李凤姐,便极尽狎邪挑逗之能事,最后还是展露了皇帝身份,该李也受庞若惊,不外以“谢主龙恩”之类为结尾。此剧今日在舞台上演得还是比较“火”的。即使以最宽容的眼光加以审视,这个正德也不算是个“好皇帝”。他宠幸奸宦刘瑾,荒淫冶游,在位期间,由于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便爆发了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而《游龙戏凤》 的正德,通身俊扮,衣冠楚楚,分明定位为风流之君。如涉及“道德”,又能从剧中汲取何种道德营养?
还有,传统京剧有的剧目中,对一夫多妻不但不反感,而是明显抱着赞赏的态度。这方面如《红鬃烈马》中的薛平贵与王宝钏和代战公主,《法门寺》中的傅朋与宋巧姣和孙玉姣等。不错,别说古代,解放前对一夫多妻就是容许的,人们完全可以说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问题是:剧中透射出的感情倾向是完全欣赏的,难道我们也有什么可以吸取的吗?
另外,许多人都提到京剧中所表现的忠孝节义,而且是不加分析地加以肯定。如上所述,有些是可以的,但有些则未必那么可取。以义为例,有的义行脱离了大局和整体事业的原则,而将这种“义”绝对化。如根据《三国演义》编创的关羽和刘备故事的某些剧目就是。有的从全局利益上说是顾小义而伤大义,是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及的是,尽管解放后对某些如何对待农民起义问题的剧目进行了一些清理,但至今在体现唯物史观,表现封建皇朝和官府与反抗者之间这样的问题上,有些剧目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其思想倾向不言自明。具体剧目非止一二,在此不作赘述。好在今天的青少年观众对那些故事已未必很感兴趣,否则如依剧目倾向所引,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唯物史观的教育?固然近来有一种新潮舆论,对农民起义多有訾议,但从总体上说,恐怕还不能说只有来个大翻个儿才算正确的历史观吧?
按道理讲,在人们那么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场场优美的京剧票友大赛时,不宜提出似乎煞风景的问题。但听了那些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诠释后却不能不发表以上听来不那么和谐的声音。其实,就笔者作为一个京剧爱好者而言,能够欣赏到经过百年淘滤和诸多艺术家千锤百炼的国粹艺术,即已非常满足,而并不奢望其它;也从未期望产生于那个时代的戏剧作品能一星不沾地不带当时的烙印而完全符合今天应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就算是其中部分剧目在思想上良莠兼糅亦属正常,只要未损大格并不影响今天的人们欣赏艺术。关键是不必给它负载的任务太多,加予太多的“添加剂”,更要力戒“搭车”现象,提出某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此苛求,看似抬高了它,反而会引起有识者另一面心理反应,其实是损伤了它艺术的完美。总之一句话:京剧就是京剧。

(摘自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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