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级的厉慧良（之四）

大起大落 矢志不移

新中国成立那年，慧良年仅二十六，正是一个人的黄金年华。欣逢盛世，谁个不高兴？特别是那些一向被视为"下九流"之一的"戏子"们，更为自己得以翻身解放、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而由衷地自豪。慧良年轻，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政权、新社会的一切新举措，都使他感到新鲜。他能和共产党干部们平起平坐，在一起开会，听到人家亲切地管他叫"同志"，觉得自己真的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了！
主人翁的自我感觉，焕发了厉慧良朦胧的政治热情，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投入到艺术创造活动中去，不但仍为斌良国剧社的头牌主演，而且还尝试着编演新戏和作导演。建国之初，继主持排练演出了新编剧目《三打祝家庄》、《红娘子》和《大破东平府》之后，更于１９５１年与业师罗孝可合作编写了一出《锦囊机密》，并亲自担任导演。此剧公演之后，大获好评。应当说，这是厉慧良从作为主演的个体意识向作为导演把握全局的整体意识转化的开端，对他今后漫长的艺术生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１９５０年冬，厉慧良有幸作为西南代表团的重庆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建国后的首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使它对党的戏曲工作方针与政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与认识。厉慧良是个极其珍视时间的人，它从不放过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会议间隙，他抓紧时间观摩了李少春、唐韵笙和昆曲前辈侯玉山的演出。还为抗美援朝演了两场义务戏：一场是《挑华车》，另一场是《战宛城》。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在京剧的诞生地北京公开亮相。精彩的演出不仅使首都观众感到意外的惊喜，而且也使众多行里人为之叹服。有人掩饰不住内心复杂的感受说：怎幺咱北京之外会出了这么一位？真是"后生可畏"呀！艺术大师梅兰芳更是喜出望外，亲至后台当面夸奖与鼓励，使慧良倍感欣慰。
这两场非正式的义演，使北京各界认识了厉慧良。同时，也在厉慧良的心里隐隐地埋下了一个念头：唱京戏还是要到北方来。为了这，他还要养精蓄锐，充实资本，稍安勿躁，待之时机。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本来碍于情面，不忍只身离开斌良国剧社（后更名为"重庆市一川大戏院"）和众多西南京剧观众的慧良，不得不婉言谢绝了梅兰芳大师邀他去北京工作的盛情，坚持留在了重庆。可是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批判并蒙上了不白之冤，加之偶然摔伤了腿，不能登台，使他有了一个出川北上到北京治病的机会。孰料，这一走竟掀开了厉慧良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页。从此，这位有"西南小霸王"之称的出色演员，迁徙并扎根于北方，于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中度过了他后半生四十年的光阴，终于成就为一名登峰造极的流派创始人。
伤愈之后，他没有回四川，而是单枪匹马地重返武汉和上海作了短期演出。演出效果轰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天津共和社的邀角人，约他到天津演出。
天津，距北京一箭之遥，这个九河下梢五方杂居的大商埠，历来是京剧艺术的大码头。这里的观众多，很懂戏，鉴赏力高，赏罚分明。演得好，真捧；演砸了，对不起，当场喝倒彩。因此，北京乃至各地的演员都把天津看作是一座大考场，能让天津观众看过眼去，那就畅行无阻了。所以一向有"北京坐科，天津唱红，方能走遍天下"和"天津唱红了才算真红"等说法。
厉慧良焉能不知道天津？焉能不想闯天津？凭着自己的一身真本事，他早就盼着能到天津露一露了。如今机遇来了，能放过吗？不能，去，一定要去！不为挣钱，只为亮相。慧良早就听说过天津有座富丽堂皇的京剧艺术殿堂--中国大戏院。他提出要进"中国"，但因邀角人虑及天津观众不认识他，自己对他的艺术也没底，故而婉言相告："中国"目前很少接戏，经常用于开会。坐落在繁华的东马路上的新华戏院，是当今名角们经常上演的园子，地点好，有观众，不妨先到这儿亮相。
只要能去天津，哪儿都成。只要玩艺儿地道，我不信红不了。"中国"今天进不了，明天，后天，我一定要进。这，就是慧良当时的想法。
"有货不愁客"，彼时32岁的厉慧良正是血气方刚、年富力强的好岁数，既是闯码头，打天下，那就要豁得出去。仗着他文武昆乱不挡，从头天打泡起，他就早晚两场，每场双出，或是前文后武两出折子戏，如前《盗宗卷》后《钟馗嫁妹》（或《挑滑车》）；或是贴演一出大戏，前后扮演不同角色，如在《八大锤．断臂说书》中前演陆文龙后饰王佐，在《长坂坡．汉津口》中前演赵云后演关羽，在《伐东吴．连营寨》中前饰黄忠后演刘备等。它如《艳阳楼》、《金钱豹》以及猴戏《闹天宫》等，都是他轮番上演的拿手剧目。
开始，上座率不高，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渐渐知道了"厉慧良"这个名字。常言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即来"，厉慧良正是凭着他超群的实力征服了津门戏迷，人们不禁欣喜地惊呼：真没想到，又出了位"李少春"！文的，武的，红生，猴戏全能来，而且演的出出"有根"（天津土语，即有根基的意思），唱得场场精彩，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啊！
厉慧良红了，连那些造诣很深的票界名宿和那些一向惯于挑刺儿摘毛儿的天津戏迷们都服了。别看是从南方过来的角儿，可他那台风倒是京派路子，因此人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杨派武生"。
彼时，天津市文化局正在谋划着组建一个国营市级京剧团，深为难觅戳得住的挑梁主演而焦虑。厉慧良的出现，使局长方纪眼前一亮，主演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正在准备找慧良谈建团事的时候，北京方面听说厉慧良在天津的盛况，专程来约他。厉慧良早就憋着能从容不迫地到北京全面展示一下自己的本事。于是二话没说，立即奔赴了首都。
货卖予识家。厉慧良的艺术货真价实，自有识货者蜂拥而来。尤其是那些同行们，更要亲眼看看这位素昧平生的梨园闯将究竟有何德能？公演那几天上座不错，有头有脸儿的人来了不少，除了以往看过他的梅大师以外，马连良、李少春、李万春、叶盛兰、裘盛戎等名家以及北京那些唱武生的，好多人都来看他的戏。这批特殊的"观众"可比天津戏迷厉害，俗话说"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尽管有一部分行家是带着挑剔的眼光走进剧场的，但当他们亲眼目睹慧良那循规蹈矩、品位极高的表演之后，不得不暗自佩服。
慧良在北京也红了。这一红不要紧，北京好几家京剧团都打了他的主意。中国京剧院这边，"二哥"李少春劝他别走了，留下来跟自己轮着演。叶盛兰以往不认识他，看了戏大吃一惊，想邀他到自己所在的剧团里充任当家武生兼须生。云燕铭自小在厉家班，对这位厉二哥了如指掌，更希望他留下来同台合作。北京京剧团那边，马连良先生想留他，裘盛戎先生想要他。总之，慧良一时成了众人争抢的目标。慧良本人呢，当然愿意留在首都，因为这是京剧的圣地呀！不过他哪里知道，以四川已经对他作出的处分，要想调北京，政审这一关是难以通过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旋，厉慧良终于落脚天津，成为与"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并驾齐驱、双挂头排、并列正团长的天津市京剧团创始人。
这个归宿也许并非慧良本人最佳愿望，但从客观上讲，对他未必是件坏事。因为首都北京是京剧名家林立的地方，以一个"外来户"能在那里立足已属不易，若想独领风骚分庭抗礼，那更是难上加难，弄不好则会明珠投暗难得出头。而天津虽是一个京剧大码头，可多年来一直是靠"流动演员"支撑着舞台，自己却没有一个稳定的表演团体，更缺足以代表本地最高水平的"领袖人物"。组建天津市京剧团是大势所趋，树立本地艺术权威更是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厉慧良被留在天津，无疑对他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良好的生存环境。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登上了"一家诸侯"的宝座，而且是与驰名全国的杨宝森平起平坐。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首都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得到的。也正因为他独踞一隅"占山为王"，所以才得以与李少春、高盛麟三分天下，成为当代"三大武生"之一。
无论怎么说，厉慧良留天津是对的。不仅天津有了他而使这里的京剧事业为之一振，铸就了举足轻重，具有全国影响的天津市京剧团；而且更因为有了天津市京剧团这块适宜的土壤，才使厉慧良得以成就为独树一帜的当代京剧艺术大师。厉慧良始而属于天津，继而属于全国，终于登堂入室，成为中国京剧史中一位不容忽视的显赫人物。
从1956年6月到1964年9月，作为天津市京剧团的头排主演的厉慧良，演出了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诸如《长坂坡．汉津口》、《挑滑车》、《艳阳楼》、《一箭仇》、《铁笼山》、《金钱豹》、《闹天宫》、《钟馗嫁妹》、《盗宗卷》、《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八大锤．断臂说书》等数十出。移植演出了昆曲《十五贯》。主演了新编剧目《关汉卿》、《乐羊怒啜中山羹》等。还演出了新编近、现代剧目《火烧望海楼》、《白毛女》、《治海降龙》、《八一风暴》和《六号门》等剧。另与张世麟合作，同台演出了《岳飞与杨再兴》（即把传统戏《镇潭州》和《小商河》两个折子戏联缀在一起，厉演岳飞，张演杨再兴）。可以说，这一段是他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同1945年曾为"国共和谈"演出的情形相仿，厉慧良在这一时期内，曾有幸多次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作重要演出。其中最为难得的是，1957年奉命顶替因患喉疾而不能登台的李少春，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全国政协礼堂与中国京剧院的杜近芳、袁世海等合演了《野猪林》。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落在他的肩上，可谓非同小可，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他在京剧界的地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厉慧良艺术上大红大紫的时候，恰恰是极左思潮笼罩中华大地的年代。身为艺术家的慧良，其实对政治是知之甚微的，因而在平日的言谈举止中，很不"自觉"与"检点"，常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他的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艺术，在那种提倡"又红又专"的年代里，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一名只专不红的人。他何曾想到，仅仅因为他素日说了些狂言妄语，做了些因个性过强而显得"出格"的行为（如一次国庆期间在济南演出时，因当地有关部门奉电影演员们为贵宾，而对他显得冷落，他一时震怒，回了10月2日晚上的戏，结果落了个"国庆罢演"的罪名），竟至惹下了灭顶之灾！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仅仅因为当时位在中央权利很大的康生看不上厉慧良，于是就停止了他的演出。而后层层动作，严格审查，把他在四川的"老底儿"也抖落出来，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什幺他是"国民党员"，"天天盼老蒋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又是什幺"反对党的领导，阴谋破坏现代戏"，加上他确在生活作风上放荡不羁，"数罪并罚"，打他个"厉丁（至云）反坏集团"的元凶，于当年冬天，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把他投进了监狱。先说判死缓，后又改无期，最终于1966年6月宣判十五年徒刑。厉慧良，这位昔日的厉慧良懵了！厉慧良也渐渐醒了。他在没日没夜的苦思冥想和检查反思中，逐步察觉到属于自己的"不是"。尽管判了无期徒刑，但他并不甘于熬日子等死。他总在想，自己虽然有罪，但决到不了判这样重刑的程度。他相信党是会为他作甄别，是会对他作出个公正的处理的。基于此种信念，所以他虽身陷囹圄，却从不消极地混日子。监狱的管教干部虑及他是演员出身，照顾他干点儿轻体力活儿，可他偏是"不识抬举"，一再要求干重体力活儿，争做劳动量大的搬运工。为什幺？他怕把自己的一身功夫弄丢了，他要活动、他要练腰腿儿，他要趁着不被人注意的时候，独自到厕所里去练私功。又是为什幺？是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不练身上难受吗？非也，他是企盼着将来有一天出去后重登舞台，继续他的演戏生涯。
"文革"开始了，大墙内照样能听到些外面的情况，这一回厉慧良更糊涂了，怎么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还有许许多多老革命忽然间都变成了"走资派"和"反革命"了呢？听到马连良等一批艺术家都饮恨而死，他心里更是万般不解。不过，对照自己的处境，他竟然生出因祸得福的感觉，心想若是不进来，怕是也得被斗死，甭管怎幺说，自己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
在万般困惑的情况下，他想起了读书。他在狱中，把能找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书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认真地读了一些。越读越明白，又越读越糊涂，厉慧良的脑子里绕了一大堆疑团……这疑团不仅是厉慧良的，同时也是全中国人民的。
万事终有头，这个疑团终于在1976年深秋，随着祸国殃民"四人帮"的倒台而被破解了。
1976年1月6日，坐了十四年又三个月牢的厉慧良"提前"出狱了。理由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属不实之词，生活作风问题虽存在，但因改造态度好，免于刑事处分。总之，厉慧良没事了，天津市京剧团郑重其事地派车接他回团，恢复了他的工作。其时，他已五十六岁，步入老年了！
从1979年直至他辞世的1995年，这十几年是厉慧良又一个艺术鼎盛期。十几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演出、讲学、总结艺术经验，把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他忘了自己的年龄，活跃得像个小伙子。他常说自己到了"今夜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的年龄，余生无多，更要抓紧多做点事情。使他欣慰的是他有幸领衔当今中国最高水平的京剧艺术家演出团赴香港演出，赢得了"东方武王"的美誉。使他更欣慰的是，他以毕生精力创造的表演艺术，终于被公认为独树一帜的流派--厉派，他终于可以以流派创始人的名份写进中国京剧史册。但是，他也有遗憾：一是没有看到足以接替他的优秀继承人；二是没有实现夙愿，到宝岛台湾去做"统战工作"，"让那里看一看年过古稀的厉慧良还能在舞台上蹦跶。谁说大陆对老艺人不好？"三是，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办一个真正按照京剧艺术规律培养接班人的戏曲学校，尽管他已有了成熟的计划。
纵观厉慧良的一生，荣辱互见大起大落，但，历史对于他是公平的，他的业绩被充分肯定，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