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马河边古战场，土花埋没绿沉枪。
至今村鼓盲词里，威震三关说六郎。
—[清] 无名氏
一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刘兰芳是全国人民的声音偶像。在上海，夏日的傍晚，每天六点半到七点，大小弄堂里，马路边，乘凉的人们身边，无不摆放着一台小小的收音机。如果是一家人搭了桌子在路边吃晚饭，全家老小个个神情严肃，一言不发，他们的饭桌上，和简单的小菜在一起的，一定是一台收音机。收音机里，刘兰芳正在有板有眼地讲述着岳飞大战牛头山，或者杨景大战黄土坡的故事。
那是个听评书的黄金时代。没有声色犬马，没有纸醉金迷，电视台刚刚学会用几束激光象征性地为《外婆的澎湖湾》打拍子。人们非常认真地把听每天半小时的评书和看每礼拜只播一集的电视连续剧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令人最痛苦也最兴奋的时候也莫过于书情紧张却偏要"明天再说"的那一刻了。
那天，杨七郎在幽州城外力杀四门。正当他疲惫不堪，眼看就要束手就擒的当口，刘兰芳善解人意地没有戛然而止。她说，突然从敌营后面飞来一匹战马，马上的将军来到近前，二话不说，照准韩昌面门挺枪就刺，韩昌一歪脑袋，“仓啷”一声，左耳金环被穿掉了—
韩昌魂都要吓飞了，带马观看：见此人身高八尺，金盔金甲素罗袍，白龙驹，蟠龙金枪，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眉倒竖，二目放光，鼻似玉柱，口似涂朱，牙排似玉，两耳有轮，一表人才。韩昌吓了一跳：“什么人？”“俺乃令公之子、佘太君所生，你家六爷杨景杨延昭！”
这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英雄赞，登时令小小的我神往不已。仿佛是惊鸿一瞥，那匹疾驰而来的白马，那位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将军，将军手里那杆神出鬼没的金枪，就这样深深地在心底扎根了。
杨景杨延昭—就这样，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二
我的英雄姓杨名景字延昭，是老杨家七郎八虎当中第一条好汉，排行在六，又是赫赫威风的当朝郡马，兵马大元帅，他的儿子杨宗保、儿媳穆桂英，也都是威震华夏的抗辽名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知道，杨延昭不叫杨景，甚至本名也不叫延昭，他并非排行在六，也不是什么兵马大元帅，一生中最多带过的兵，算上民兵，也就是四五万人罢了。说到什么柴郡主、王兰英、杨宗保、穆桂英，全是出于子虚乌有，而杨延昭确乎有一位接过了祖辈、父辈抗辽使命的儿子，他的传入了《宋史》，那就是杨文广。
杨延昭在传说中做过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业，其原型却只是个一生抱负未得完全施展的抗辽将领。他是杨业的长子，本名延朗，因为名字犯了真宗崇仰的一个道士——“圣祖”赵玄朗的讳，改名为延昭。他自幼随父亲杨业征战沙场，父亲牺牲后，在河北一带奋力抗敌，守边近三十年，凭借自己的忠贞、智慧、勇武和高风亮节，赢得了士卒的信任，赢得了大小战役的胜利，赢得了在百姓的口碑中千年不朽的崇高地位。“杨六郎”的雅谥，就是他的敌人，契丹军对他的尊称。他们把他比作天上的“南斗六星”（一说为“北斗六星”），久而久之，因“南斗（北斗）六星杨延朗”演化为“杨六郎”的称谓。在传说、杂剧、话本和评书里，又因这个“杨六郎”和一些故实本事的蛛丝马迹，演化出杨家七郎八虎、“老八郎”、“少八郎”，乃至杨家将前后绵延逾十代的英雄传奇。据说，在杨家将第八代杨金豹的传奇中，佘老太君过了她的一百五十岁生日，而到第九代杨满堂执掌帅印的时候，长寿星佘赛花才含笑归天——这时她老人家恐怕要一百七挂零了吧？
在无数种率性不羁、荒唐无据、诡秘神奇的《杨家将》演义中，有一个离奇事件却是来自史实本身，这就是杨六郎夜冻冰城的故事。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九月，杨延昭守卫遂城，遂城地小兵少，城内守军不足三千人。辽军在萧太后的亲自督战下大举围攻，城池危在旦夕，延昭请求朝廷增援，救兵却迟迟不来。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杨延昭先是发动城里的民丁加入守城的队伍，军民上下同仇敌忾，夜以继日披坚执锐，使得这座小城无懈可击。十月，寒潮突袭，气温骤降，滴水成冰。恶劣的天气、艰苦的环境、窘迫的战局却激发了杨延昭的大韬略、大智慧。他在半夜里命令全城军民一起取水，摸着黑把水运上城头，顺着墙慢慢往外倒。天太冷了，水一泼出去就结成了冰，就这样整整干了一夜。第二天天明，辽兵发现遂城四面的城墙被层层叠叠的坚冰包裹住，云梯无法攀登，炮药也无法摧毁，无可奈何间只好撤退。这时杨延昭大开城门，率领军卒抄了敌军的后路，反而获得了辽军的很多辎重。遂城之捷是一个以弱敌强的优秀战例，显示了杨延昭作为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家的卓越才能。战事过后，这座城池被辽军称为“铁遂城”。
杨延昭一生还打赢过“羊山之伏”、“古城之战”等几个漂亮仗，现在，在晋西北各县、河北中部地区，至今仍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六郎寨”、“六郎城”、“六郎堤”遗址，这些防御工事都被认为是杨延昭未雨绸缪、积极防备辽军入侵的实绩的存留。但是，因为朝廷的软弱，杨延昭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抱负未能获得充分的施展空间。虽然他屡获升迁，但多次上疏请求出战均遭驳回，“朝中忌嫉者众”（《宋史·杨延昭传》，他们甚至于说动皇帝给杨延昭下令，如果有部下“遣兵袭贼，私越北境”，必须“按罪痛绳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杨延昭五十七岁的时候患病去世，虽然是善终，但终于还是赍志以殁，辜负了满怀的报国热忱和满腹的济世才华。也许正因为对杨延昭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惋惜吧，人们才演义出了“金沙滩”、“告御状”、“收三杰”、“黄土坡”、“假任炳”、“牤牛阵”等精彩热闹的英雄神话。我听过的评书里，只有刘兰芳90年代后期的《契丹萧太后》还原了那个比较真实的杨延昭。书里有延昭身先士卒奋力拼杀的特写，庶几是《杨延昭传》“延昭……战朔州城下，流矢贯臂，斗益急”情境的复制了。
三
听过任何一种《杨家将》评书的人都知道，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从王兰英出场那会儿起，杨六郎就一蹶不振了。佘太君、王兰英、穆桂英、姜翠萍、苗秀英、黄凤仙，当然还有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一直到烧火的丫头杨排风——杨门女将中赫赫有名的上将军远远多于杨门男（！）将。把《杨家将》认作一种中国女权主义的民间文本恐怕并不过分。
评书迷会聚的网络论坛“中华曲艺”（ http://quyi.cn/discuz/ ），曾经有一个帖子比较刘兰芳和田连元两种《杨家将》的差异，说刘版《杨家将》里，孟良是一个只会“一马四招”（“劈脑门儿——扎眼仁儿——剔排骨——砍肉锤儿”）的莽汉，而田版《杨家将》，孟良是个真正的大英雄，武艺超群，也能动脑子。结论是，刘兰芳是个女权主义者，所以把孟良说成了个大草包。其实，在田版《杨家将》里，孟良最熟的只是“一马三招”（“劈手——掏心——脑后摘瓜”），比刘版还少一招，傻小子杨兴给他起了个诨号叫“孟葫芦”，意思是，他脑门上有块葫芦状的红记，而且要靠身后背的火葫芦才能打胜仗。这么说，把刘兰芳说成女权主义者多少有点断章取义了，然而，疑心《杨家将》和女权主义有牵连的人，还是不难从到京剧《佘赛花》（佘赛花打败杨继业）、《穆柯寨》（穆桂英打败杨宗保）、《雏凤凌空》（杨排风打败焦赞、战胜韩昌）里找到证据的。
最早编出这些故事的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后人会这样理解杨门女将吧？说来，男权、女权，这些命名是多么无谓，多么无聊啊。“大破天门阵”，是一次不遗余力的团结御侮。参与这次战争的男、女、老、少、僧、道、儒、仙，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团队精神，才打赢了这场恶仗。那些秀外慧中的裙钗，披上戎装时显露出战士的本色，她们升帐、点卯、传令、整队、在疆场上冲锋陷阵，在寝帐里儿女情长。如果没有柴郡主暗送珠衫，如果没有穆桂英自许婚姻，如果没有姜翠萍私订终身，如果没有杨宗英归宗时杜金娥的进退两难，如果没有杨四郎探母时佘太君的老泪纵横……《杨家将》的故事恐怕就只剩下“主旋律”的高调了，哪里还会让人生出睹之聆之思之念之一次次仿佛身临其境，辨不清是古是今是梦是真的迷离惝恍？
所以说，《杨家将》的叙事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叙事。爱国的主题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决不张扬。支撑起这个主题的，是那些知七情懂六欲的平凡男女。就连一身正气，智勇无匹的杨六郎也有自私的一面，小器的一面，甚至于曾经因为轻敌被儿媳妇走马活捉。类似的生动细节构拟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群，追踪他们的行迹，因而成为我的一件饶有兴味的日常功课。
四
可能是因为《杨家将》爱国主题的彰显吧，《杨家将》故事改编的戏曲作品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风靡一时。仅以京剧为例：梅兰芳请陆静岩、袁韵宜从豫剧移植了《穆桂英挂帅》（1959年），范钧宏将扬剧《百岁挂帅》改编为京剧《杨门女将》（1960年），景孤血、齐野耘编写了《佘赛花》（1959年）、《六郎探母》（1959年，编剧还有吴少岳），佟志贤、杨毓珉、苏俗创作了《雏凤凌空》（1961年），多是堪称一时之选的杰作。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有1956年9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四郎探母》，这出戏荟萃了李和曾、奚啸伯、谭富英、马连良、张君秋、尚小云、李多奎、姜妙香、萧长华、马富禄等十数位大师级的艺术家，阵容豪华，直追九年前上海中国大戏院的“杜寿堂会”，成为中国京剧全面“现代化”之前的一次值得纪念的回光返照。
一门忠烈的杨家将里，在萧太后家里招了驸马的四郎杨延辉和八郎杨延顺显得非常“各别”；在三十多种久唱不衰的《杨家将》戏里，（带《回令》一折的）《四郎探母》同样是十分“另类”。在建国后历次关于“坏戏”的甄别仪式上，《四郎探母》每次都首当其冲地成为“考虑对象”、“解禁对象”和“批判对象”，把《四郎探母》叫做“汉奸戏”、“投降戏”的高调直到80年代仍未止息。
1963年6月9日，李希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四郎探母〉的由来及其思想倾向》。文章条理清晰，征引丰富，立论果断，美中不足的是主题先行，引喻失义。为什么说这篇文章主题先行呢？因为1962年底，文化部提请中宣部发了一个清理上演剧目的通知，通知里特别指出《四郎探母》是一出“为投降主义辩护的戏”，尤其认为“一直演到《回令》”是错误的。（按：《回令》是《四郎探母》的最后一折，讲的是杨四郎回到辽国，萧太后要杀他，铁镜公主苦苦求情，杨四郎连声讨饶，才免去一死。在敌我是非泾渭分明的60年代，这样的情节自然是决不能容许它在华夏舞台上出现的。）
因为是命题作文，李文虽然写得细腻雄辩，却难免不上纲上线，主观臆测多于客观评论。比如说《坐宫》里杨延辉唱“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一段排比句的时候，“他噤若寒蝉，完全是一个吓得浑身发抖的逃兵”；而四郎为了铁镜母子的安全回到北国，自然是"不顾一切地跑回敌国，去过奴颜婢膝的‘汉奸"生活。”
对于熟悉和喜爱《四郎探母》的京剧观众来说，《四郎探母》是一出经过千锤百炼的好戏，它声韵动听，做表洒脱，设词诙谐，行当齐全，如果能花一个晚上坐在剧场里，从《坐宫》一直听到《回令》，那一定是十分过瘾的。在戏迷看来，铁镜公主既然嫁给了杨四郎，那么她就是杨家将的媳妇，萧太后也就是杨家将的亲家母——戏里也正是这么演的：佘太君管铁镜叫“贤德的儿媳”，杨四郎对着萧太后耍赖：“我的丈母娘啊！……”亦敌亦友的人伦关系使得《四郎探母》这出戏趣味横生，也充满了动人的细节。比如当铁镜知道驸马原来是杨家将时，第一个反应是惊诧——“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第二个反应是敬重——“我这里走向前重把礼见”，层次清晰，入情入理，显示了番邦公主的大度和礼貌。而在很多传说里心狠手辣的萧太后，在这出戏里更多的时候也只是一个爱闺女、疼外孙的姥姥罢了。她轻而易举地就被女儿“盗”（毋宁说是“骗”）走了令箭，还说“别人要箭理当斩，外孙要箭拿去玩”。这种关节，在苏州话里，就叫“噱”，它轻轻地挠到你的心尖儿上，让你联想到一点什么与自己痛痒相关的事情，没有逗得你前仰后合的野心，但是一定会让你若有所思地莞尔。
这么说吧，我已经中《四郎探母》的“毒”太深了。我想说，《四郎探母》是那样一种戏，任何观众都会从中得到一点属于自己的感动。为了这点纯粹的感动——更不用提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唱腔了——即便如李文所写，杨四郎是个奴颜婢膝的汉奸，杨六郎是个哭哭啼啼的懦夫，我也认了。李希凡说，同样是杨四郎回营探母的故事，上党梆子《三关排宴》处理成佘太君大义灭亲，逼杨四郎自杀了。我是受不了这种纤尘不染的“爱国主义”的，正如每当想到吴起杀妻、吴汉杀妻、刘安杀妻、刘谌杀妻的暴行，都会寒毛倒竖，感到彻骨的悲哀。
五
很多剧种都有一出骨子老戏《寇准背靴》，说的是杨六郎诈死，寇准硬是拉着八贤王守灵，半夜三更在杨府地窖里找到六郎的事情。
如果没有“寇准背靴”，《杨家将》就和《精忠传》太像了——正面人物：一位忠勇孝义的元帅，一群舍生忘死的将佐（其中必有至少一个善于插科打诨的福将），一茬青胜于蓝的后生；反面人物：一个耳软心活的昏君，一伙结党营私的奸佞，一支永不言败的敌军。“寇准背靴”，提示了《杨家将》故事的特殊性：杨家将的忠君是有限度的忠君，必要的时候，不但可以逆旨、抗旨（佘太君劫法场、孟良杀新元帅、八姐抗婚），而且可以慢君、欺君（杨六郎诈死、私下三关、二次诈死），甚至扯旗造反（岳胜汴京兵谏、孟良二次占山、王兰英西岐称王）、投降敌国（四郎八郎北国招亲）。民间的想象力真是可怕。要是真的犯过这么多的弥天大罪，十个杨家将也早就都满门抄斩了。可是，老百姓偏偏编出这么些故事来调侃皇帝、挑战王权。他们说，杨家人就是犯了天大的罪名也不要紧，因为他们功高盖世，更何况朝廷中还有大仁大义的八贤王和大智大慧的寇天官。
八贤王的原型是宋太宗的儿子赵元俨，而不是宋太祖的儿子赵德芳。然而，不管赵元俨还是赵德芳，他们都没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御妹嫁到杨家当媳妇。希望杨家权势大，大到权倾一国，位极天下，可以不受窝囊气，是老百姓的意愿。老百姓从来都是有自己的意愿的。他们看不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会编出《斩黄袍》骂宋太祖；气不过宋太宗烛影摇红，就会编出《贺后骂殿》骂宋太宗。《斩黄袍》、《贺后骂殿》，或许还可以加上《徐母骂曹》、《击鼓骂曹》、《打金砖》……如果哪个掌权者犯了该遭天谴的过失，他们就得在戏文里无休止地承受那些冤魂的数落。
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了，所以编出一个八贤王来限制他的权力，这实在是一种相当前卫的思路。一国二君，一正一副。“副皇帝”八王千岁手里的凹面金锏，可以“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这金锏，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法律的象征。可是一个八王只能管住一个皇上啊，评书艺人说了，在宋朝，皇帝是赵光义的后嗣，八王是赵匡胤的后嗣，有一个皇帝就有一个八王；不能每个朝代都有八王啊，不碍事，皇帝不都得有娘嘛，于是不买皇帝儿子账的善良正直的国母皇太后们纷纷登场亮相——话本小说里，这些特殊人物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确保忠良有惊无险。在《杨家将》故事里，就是因为有了这位八贤王，杨家老小一次次化险为夷，万一哪回杨六郎充军了，或者被杀害了（其实是诈死），那一定是千岁爷病了，要不就是到外地散心去了。我见过一个关于八贤王的最可爱的版本，说真宗要杀杨六郎，寇准说，不碍事，杨六郎抓起来了，辽国不就要进犯中原了嘛，辽国一进犯中原，皇帝就得把杨六郎放了。八王连连点头。过了几天，辽国没有动静，八王着急地说：“辽国怎么还不来进犯中原啊？”
比起八王们和太后们，“清官”们——包青天、海青天，当然还有《杨家将》里的寇青天——就要差一个档次了，尽管他们才是执掌钧衡的股肱之臣。皇帝是不敢把八王推出午门斩首的，寇准和王苞却不然，“君为臣纲”么。但是有一回，双王呼延丕显指着鼻子骂真宗是“香臭不分，忠奸不辨……无道的昏君”，寇准轻描淡写打个哈哈，就大事化小了。这是极言寇准的聪明机智。正是这份天下第一的机智，加上廉洁和诚实，使得寇准理所当然地成为八千岁的智囊和高参，真个是言听计从、一言九鼎。回到"寇准背靴"的故事，寇准让八王哭灵八王就哭灵，寇准让八王歇着八王就歇着，寇准让八王光脚走路八王就光脚走路，寇准说八王可以挂帅，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八王就真的点齐十万人马出发了。——说来这些都是说书家的昏话，俗话说，说书的是疯子，听书的是傻子。疯子也好，傻子也罢，没有点理想主义是决不会变成疯子，也不会变成傻子的。小时候，我们都曾经跟着收音机里的评书傻哭，傻笑，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越来越聪明了。但是，有的时候，放下那些切近的思虑和牵挂，偶尔插上耳机听听这样的昏话，知道自己还会心跳，还会落泪，知道原来在自己心里的某个角落还留存了一点理想主义的残芽。在这种时候，我总是会对那些以编故事、讲故事为职业的人，以及故事的主人公们，生出深深的，无言的感激。
六
我曾经迷过几年电脑游戏，因为从小喜欢听评书，玩得最多的是三国游戏。每次打开《三国群英传》，显示屏上两军各自森严壁垒，双方主将高擎兵刃奋力格斗的时候，我都会联想起刘兰芳说的大战黄土坡——“枪山相仿，闪电一般，横风扫月，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担山……两个人一条枪、一杆叉，枪、叉并举，直打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
朝廷里的辨忠辨奸，战场上的斗智斗勇，小儿女的时聚时散，大丈夫的能屈能伸--老套的故事，老套的人物，老套的语汇，经过和正史、野史的嫁接重组，去芜存精，变得趣味盎然，高潮叠起。加上各种戏文、图画、影视剧的补充，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杨六郎、杨七郎、穆桂英、寇准、任堂惠……在我心目中，无数次在想象中走马灯般地铺排、复制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这些英雄就各自有了一张独特的生动的脸。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不期而至，带我梦回宋朝。
当白日梦中的硝烟散尽，最感兴趣的反而是以“威震三关”名垂青史的杨延昭，那些不打仗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翻看《宋史》，见到这样的描述：
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毡，业但挟纩露坐治军事，傍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杨业传》）
延昭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杨延昭传》）
以上引文部分回答了为什么这对父子千百年来一直受人爱戴，并且由他们俩戍边的事迹，居然可以敷衍出《杨家将》洋洋洒洒的十代英雄传奇的。我曾经惊诧于诸葛武侯“内无余帛、外无赢才”的自律，读了杨氏父子的简传，我知道，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像武侯这样自律严苛、两袖清风的军事首领，实在还大有人在。
山西电视台拍的电视连续剧《杨家将》，有一支十分动听的主题歌，词是白桦写的。歌中唱道：“……鲜血洒在战场，公道自在人心，思念留在民间，一千年的悲歌从古唱到今；……头颅抛在荒郊，回忆交给后人，平安留在故土，一千年的眼泪从古流到今。”整整一千年以前，宋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和耶律隆绪率领辽军铁骑进犯中原，杨延昭在保州（今保定）大败辽兵，真宗不纳寇准和杨延昭的忠言，无心抗辽，与辽国休战议和，订立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是非功过，至今仍有争议，这且不必说它。但是这个盟约对于已经把身家性命交付给了抗辽保国大业的杨延昭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杨延昭逝世。他就这样在宋辽边界烽烟未净、帝王将相苟且偷安的局势下，郁郁打发了自己的最后十年。
古北口长城北口，有一座纪念杨老令公的杨无敌庙，苏辙曾留诗《过杨无敌庙》祭之：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思念留在民间，公道自在人心。杨家将的故事，还会在民间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传出杨继业、杨延昭、穆桂英……这些响亮的名字。对我来说，《杨家将》是一个永远也做不醒的梦，珍藏这个梦，就是珍藏自己的青春岁月，珍藏那些有笑、有泪、有热情、有憧憬的美丽日子。
2004年8月5日
（摘自 《万象》）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